江颖斐

自2019年起，警方陆续破获了多起以“冒充婚恋交友”为手段的网络诈骗案（名为“杀猪盘”）。至今，中国已有千名“杀猪盘”受害者，被骗取钱财上亿元。

婚恋网、交友群、单身男女同城群、附近的人、各速配平台等，都是诈骗者的据点。他们把受害人叫“猪”，把交友工具叫“猪槽”，把聊天剧本叫“猪饲料”，把恋爱叫“养猪”，把诈骗叫“杀猪”。受害者的遭遇非常相似：由网恋开始，由网赌结束;由满怀希冀开始，由负债累累终结。

敲开“孤独的地牢”

“杀猪盘”的诈骗过程分为四步：

首先是“供料”，即选择受害者。“供料组”会向婚恋网站、交友网站，购买大量客户资料，包括身份证号、住址、收入状况、照片、兴趣爱好。“料”到手后，就分发给业务员，让他们去“养猪”。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自我包装”，诈骗者会虚构一个高大上的男性人设：985、211大学毕业，在金融、互联网、科技、证券领域就职，行业精英，仪表堂堂。

第三步是“养猪”，就是让受害者在最短时间内爱上自己，全过程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为了达到该效果，他们会使用一套80多页的《杀猪攻略》《杀猪秘笈》，由知名心理专家撰写，从包装，到聊天、“杀猪”，都有一套非常精准的话术。

第四步是“杀猪”，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时刻了，从感情转入博彩，以盈利为诱饵让受害者在虚假的博彩网站或APP上投钱。

“杀猪盘”诈骗案较以往的诈骗手段更为阴险，不仅仅利用人们的贪欲与投机心理，更是以感情为手段，但又比PUA更加可怕与隐蔽，全程仅通过网络，诈骗成本低廉，并且形成了一条诈骗产业链，受害者众多。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

他们把受害人叫“猪”，把交友工具叫“猪槽”，把聊天剧本叫“猪饲料”，把恋爱叫“养猪”。

“杀猪盘”到底有什么魔力，令这么多受害者入坑？是恋爱让人变得轻信与愚蠢吗？

“以人为中心”心理治疗流派的开创者卡尔·罗杰斯认为，人都有“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也就是对“我到底是谁？怎么样才能成为理想的自己？”这类问题的追问与求索;并且，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可以自然地成长为自己。

然而，“自我实现”有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创造的倾向，二是亲社会的倾向。后者注定了人无法超然地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必然受到各种“外部价值条件作用”。来自社会主流价值的否定、来自人际上的无视与排斥，干扰了原本健康的自我成长，而这就是世间形形色色的痛苦与烦恼的深层原因。

情场失意、事业受挫，或者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人抛入“孤独”的境遇，在沮丧、焦虑、受伤中开始怀疑自身价值：自己是一位“loser”、是不被爱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人类机体中“自我实现”的潜能被“卡”住了。此时，来自他人的“关注”与“爱”是最好的解药，在被接纳与深情对待中，人们得以恢复生命能量、重获“自我实现”的能力。

罗杰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被终日关在地牢里，日复一日地敲打着摩斯电码：“有人听见我的声音了吗？那儿有人吗？”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些微弱的敲击声，意思是“是的”。借助这样的简单回应，他得以从孤独中解脱，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受困于自己的地牢，而自救的本能，让他们急切地搜寻周遭的回应。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实际的力量与帮助，只需要被看见、被接纳，自身机体中“自我实现”的潜能就会得到重启。

因此，“杀猪盘”的诈骗者，瞄准这些渴望情感慰藉的“孤独的人”，伪装成真诚的倾听者、深情款款的绅士，并不需要给予实际的物质馈赠与帮助，甚至不需要见面，仅通过网络输出一系列话术，就能成功地敲开一座座“孤独的地牢”。对于受害者们而言，他们如同生活中的光，让自己重获力量与活力。

“说服”的秘密

“被看见”，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开始，是“信任”的开始;而“信任”，则是成功说服的捷径。

“说服”在我们社会中无处不在。品牌消费、知識传授、明星代言、宗教皈依、商贸谈判、政治选举等等，这些社会活动的促成，无一不以“说服”为基础。说服，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必然途径。

人是不容易被说服的，当对方与自己所在群体有较大差异性的时候，甚至会怀有负面的偏见;但是，人又是容易被说服的，被所谓的“自己人”说服。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有利于人类对外界威胁保持戒备，同时加深自身所在社群的人际联结。

所以，比“以理服人”影响更深刻、持续更长久的说服策略，是首先与对方站在同一边、成为“他的人”。相较于“说了什么”，“是谁说的”在说服过程中往往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自己信任的人、社会权威人士（如高富帅的精英形象），能触发人们的“睡眠者效应”—不假思索地选择相信对方所说的话。

“受害者有罪论”会激起受害者的“羞耻感”。

“杀猪盘”的诈骗者，最终用博彩网站或APP来骗取钱财，其中利用了受害者的贪欲与投机心理。但这种需要激活受害者“赌性”的骗局过于老套，人们对此早有戒备，因此诈骗者从情感入手，欲“杀猪”先“养猪”。按照精心编排的脚本，受害者沉浸在亲密关系的美妙体验中，如沐春风的同时，理性下线，诈骗者这时抛出博彩骗局，目的得逞。

有些舆论认为，无论何种骗局，受骗者之所以上当受骗，都是因为自身“不够聪明”，甚至是“愚蠢”，而“杀猪盘”的受害者，还可能被认为是情感饥渴、缺乏独立性，而避免上当受骗的最好办法，就是个人提高警惕、不轻信他人，时刻用理性来权衡利弊得失。

现代社会崇尚理性的价值取向可见一斑。有些“杀猪盘”受害者事后并没有选择报警，一方面由于涉足博彩业，其行为本身触犯法律，另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内化了“理性至上”的社会观念，不愿被人指责为愚蠢、情感用事，给自己本来就受伤的内心再补一刀。

“受害者有罪论”会激起受害者的“羞耻感”，他们中的一些人背负大额债务，在自责与悔恨中，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地牢”。

其实，我们无须讳言，人就是非理性的生物，而且，这并不是人性的弱点，更不是人类的原罪。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真正能让人绽放生命潜能的，不是知识，不是说教，而是非理性的力量。

理想男性的稀缺

滥觞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让人类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次科学技术革命，建立了复杂、高效的现代社会，但对理性的过度痴迷，其后果也早已显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论述。

人类对自身不断理性化的同时，人际关系也越来越非人格化，人们学会了在时间与金钱上精打细算，也学会了对他人的矜持与冷漠。人们把外界世界默认为一个尔虞我诈的丛林环境，用所谓的理性来武装自己、保护自己，殊不知其实也是对自身的束缚与异化。

曾經生根于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诉诸“伦理道德”的社会控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与乡村的衰败，日渐失去原有的约束力量;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盛行的理性主义已深入人心，不少人内化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并积极地将自己改造成更能赚取钱财的理性人;但是，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却尚未完善，法治的观念和机制都未成熟。

就在这样复杂的转型期，各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诈骗犯罪开始显现。诈骗者无视人的情感、亵渎人的尊严，内心没有道德包袱，外界缺乏法治监管，恣意妄为。阻止与降低诈骗案的根本手段，还是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法治建设。

“杀猪盘”诈骗案还有一个特点值得讨论：它使用统一的脚本、相似的虚拟人设与话术套路，就能让众多的受害者陷入网恋，其中以单身中青年女性为主。而虚拟人设多采用高富帅的精英男性形象，他们成熟、自信、仪表堂堂、事业有成，同时又懂得体贴、呵护他人，心思细腻，甚至有过情感创伤。这也暴露了中国转型社会的另一个问题：传统的男性性别期待、传统的婚嫁观念，依旧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现代都市生活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而呼唤多元价值观的后现代社会，尚未真正到来。

传统社会对男性性别期待往往是成家立业，而对情感需要往往是打压与无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女性，普遍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物质独立，她们对婚姻、对配偶在情感上有了更多的期许。事业有成又不失温柔体贴的“理想男性”，在婚恋市场中一直属于“稀缺资源”，而诈骗者就针对现代女性的这一普遍渴求，塑造了这一虚拟的男性人设。

而“女大当嫁”“离婚的女性是失败者”等传统婚嫁观念，依然是当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又给单身女性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与生活困扰。她们开始急迫地寻找自己的出路，这就让诈骗者有机可乘。

现代人普遍的价值缺失与精神空虚，使得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目标要么诉诸物质利益，要么诉诸私人情感：活着就为了赚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或者还要有个美满的家庭，有个理想爱人。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说，除去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再无世界。这就是诈骗者滋生、受害者沦落的共同的社会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