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

摘  要： 作为全球媒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正在经历着深度的数字化转型。这个过程对于电视文化而言，意味着知识体系和价值内核的深刻变革。从技术可供性理论视角出发可知，数字电视拥有保真性和可控性两大基本属性，由这两大基本属性生发的媒介逻辑令电视完成了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的文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电视研究学界应当将“重建公共性”作为电视文化建设的核心思路和终极目标，包括不断检视数字电视所创造的新的连接形式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继承传统电视时代的诸多行动遗产，吸纳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前沿思想以在总体性认识论路径上对全球电视文化进行反复理论化，等等;进而，通过对电视文化进行浸润着公共性理想的话语和政治“驯化”，打造面向未来的“人—屏幕”文明。

关键词： 电视文化;技术可供性;数字电视;文化转向;重建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22;J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3-0125-（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3.012

作为20世纪最强势的大众媒体，电视不仅是构成人类社会信息网络的重要一环，更是塑造全球文化生态的主要媒介动力。一方面，电视以生动、丰富的视听符号实现了对已有全部文化类型的兼容，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打包文化”（packaging culture），1 令人类的生活体验和价值经验得以拥有更高程度的可通约性，使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的整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电视也全面介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的身份认同机制，以其自身的媒介逻辑对传统的身份认同维度（如种族、性别）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造”，为后现代意义上混杂、流动、交叉的身份创造话语空间，2 极其有力地塑造了人类社会的总体文化生态。

电视文化的演进始终受到媒介与传播技术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是主导性的。例如，美国电视史家曾深入探讨过肯尼迪和尼克松在1960年参与的那场著名的电视辩论，并将直播技术的成熟作为电视的媒介逻辑深度介入美国政治生态的基础条件，因为正是这种技术使得同时、异地的视听符号共享仪式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物质形式，并对社会进程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3 戴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则以“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这一概念作为卫星直播电视与社会文化進行连接的主要机制，并指出这种传播形式通过“竞争”“征服”和“加冕”三种“脚本”为社会事件赋予历史意义。1 这些讨论为我们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理解特定文化类型的生成和流通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也为我们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电视文化进行反思、重述和再理论化打下了经验的基础。

进入21世纪，数字传播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新媒介传播应运而生。数字传播技术的诞生同时催生了数字网络技术，两者结合促成了新的数字媒介网络形成。数字媒体网络的诞生自然成为时代的宠儿，也成了新媒体诞生的起点。物理器件组成的网络信息系统，使人类的传播实现了重大革新，网络媒介迅速成为与电视媒介同样重要，甚至有超越电视媒介趋势的新传播方式。它一举打破了纸媒、广播电视媒介单向传播的固有模式，实现了非线性的循环传播，完成了传播内容多元化的使命。快速迭代的网络技术革命又进一步推升了互联网传播的强度，把曾经占据传播主流位置的电视媒介传播逼入困境。

移动数字媒体无疑已成为主流的传播平台，信息的交互方式比起过去更为即时、快速，分担了很多观看电视节目的视频功能。由于网速带宽的限制，虽然它暂时还无法完全替代电视的部分功能，比如观看高清直播电视节目等，不过，随着互联网通信科技的发展与进一步广泛使用，这一定不再成为问题。传统电视平台如果能做好有机融合与转型，以不同的终端方式进行全方位传播，这不但是挑战，也是再次焕发活力的绝好机遇。

电视的深度数字化转型过程，对于电视从业者来说或许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工作环境，但对于电视文化本身则不可避免意味着整个知识体系和价值内核的变动。从行业发展的宏观语境看，新的技术条件意味着新的商业模式乃至新的政治经济学，2 进而也就带来电视文化在总体性社会文化版图中的定位及重要性的变化。而从构成文化自身的符号体系看，数字信息生态也明显放大了静态图像和短视频的公共能见度，3 从而对电视文化的叙事和表现体系提出了彻底的革新要求。这些不同维度的文化分析，令我们在理解数字时代的电视文化时遭遇理论的贫困，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数字时代的电视文化的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从技术自身的属性出发对其内涵进行适切的理论化？从个体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应当如何去建设、引领数字时代的电视文化价值？这正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一、从技术到文化：一种可供性分析

学界对电视文化和传播技术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着技术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技术文化共生论三种主流观点。它们尽管对技术在文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的本质属性有不同见解，但其概念框架却是较为相似的，均认同特定类型的技术和特定类型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可辨析且有解释力的关系模式。4 具体到当下的语境，既然“数字性”（digitality）是我们理解当下全球电视文化的主要技术条件，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要从数字技术自身的属性出发，对其可能产生的文化影响、培育的文化生态做出分析。对此，技术哲学领域的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分析框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1.可供性视角下的文化生产

所谓“可供性”，意指技术可以令某种社会行为或实践模式成为可能的属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视知觉的生态学路径》（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一书，其原始定义是“一个具体环境的可供性（affordances），就是它为动物提供（offer）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它在某种程度上涉及环境与动物两方面……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5 这一定义是从生态学角度提出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为后续的发展预留了巨大空间，吸引了很多学者对其做出阐释。

大约从2000年前后开始，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互联网技术与日常生活、日常文化的关系。研究者普遍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拥有自己特定的可供性，这些可供性“限制了（文化）被書写和阅读的方式”。1 在媒介研究范畴，这一概念多用于描述特定技术类型所具有的文化偏向，以及这种文化偏向可能培育或激励的新的文化形态。可供性分析框架将文化视为技术发展的后果（outcome），并尝试从一种总体性（holistic）而非线性（linear）的逻辑路线去阐释特定文化得以生成的机制。2 有研究指出，数字媒体具有固续、复制、延伸、检索四大可供性，正是这些技术属性塑造了互联网时代的“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令文化开始以跟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与大众连接。3此外，也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数字技术极大地动员了人的文化能动性，从而使得文化生产日益成为一种循环往复、协同性、反复自我更新的“再生产”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传统文化权威被消解，文化生产的形式要素变得日趋重要，新的身份政治亦在大众参与的文化生态下形成。4

这些研究尽管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大致达成了三方面的共识：

第一，技术不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工具，而是文化的类型（genres）和生态（ecology）得以形成的形塑动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超越工具论和功能主义的观点看待技术在文化和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对此，罗贝托（Ramon Lobato）对跨国流媒体电视平台的分析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应当以一种近似分析“国家”的视角看待数字电视文化影响，因为流媒体技术之于电视文化而言并不仅仅是传统电视内容的新型分发渠道，而且是“令视觉文化的符号得以流动的动员性资源”，其最终使命在于“塑造新的文化地理学”。5这一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新型数字电视机构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换言之，只有将技术视为一种新的文化感知和文化版图的培育者，而非既有文化元素的传递渠道，我们才能真正在技术和文化之间建立有效连接。

第二，数字技术主要通过建立新的交换（exchange）和交流（communication）的方式来重塑文化生产的主流机制，进而重塑人在文化中形成的关系以及社会在文化中形成的结构。这就是说，数字技术是通过制造多元类型的“连接”方式来实现对文化生态的重塑。以“连接”而非“接受”为主轴实现对于新的文化的有效组织，意味着研究者要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信息生态下“单向传导”的线性模式的理论化方式，将文化生产视为一个循环往复进行意义交换的过程。在电视研究领域，这种理论化方式意味着我们要时刻在“多平台环境”（multiplatform environment）这一重要技术特征观照下把握电视文化的属性和走向，在具体经验研究中厘清电视文化的意义是如何在不同平台和人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连接中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6

第三，情感（affect）业已成为我们在数字时代理解文化本质的重要维度，文化的情感转向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生成和流变正在走向理性的对立面，但情感的逻辑不可避免将极大左右着数字时代文化版图的形成。将情感作为理解文化的重要维度，要求我们在更大程度上突破启蒙主义思想框架约束，实现对于“理性—感性”和“主体—对象”二元体系的突破。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情感不再意味着“主体性的迷失”，而被更多研究者视为一种“新形态的自主性”，所以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哲学应当是一种“交叠的”（overlapping）身份政治，它不再以排斥纯粹理性之外的精神因素来维系自身的“纯净”。7 海明思（Clare Hemmings）就认为，互联网对人群的动员不是通过诉诸理性或利益实现的，而是通过制造“情感不协调”（affective dissonance）和“情感一致性”（affective solidarity）来实现;在数字时代，各种类型的文化生产都是通过分享和传递共通情感经验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文化变迁的模式并不必然导向理性或进步，但的确能够折射出政策和制度中的一些问题。1 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支配下，包括电视研究在内的整个媒介研究迎来了所谓的“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研究者需要清晰地看到“情感作为一种驱动力在促进新的连接方式在电视文化生态下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

2.数字电视的技术可供性

广义的“数字电视”其实是一个物质和观念的连续体（continuum），其内涵中既包括承载信息和文化要素的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s），也包括文本与社会进行互动的数字连接（digital connections）。3 因此，当我们使用“数字电视”这个概念时，是同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维度上对其加以理解。数字技术可供性（digital affordance）是指，在新媒体数字技术赋权的作用下，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形态和内容服务的可能。

电视从“新媒体”转变为“旧媒体”的过程精确地体现了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的“媒介定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媒介的新旧更替，但旧媒体不会就此消亡，而是会以新的社会角色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并获得新的文化重要性。4

20世纪60年代，电视在西方世界刚刚完成普及时，指向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转型：社会活动的主要单元由机构和个人明确转向“家庭”，并带来了传统清教主义的回潮;大众对感官信息的接受和处理开始与其严肃的社会及政治行为产生密切关联，进而招致政治的媒介化;媒介文化借助单一标准的直播卫星通信技术实现对“本地”的超越，并带来了一种全球性的美学标准形成。因此，电视的上述“旧角色”实际上加速、巩固了人类社会的保守化，令人类社会原本基于印刷媒体的理性、本地性、多元性的文化生态逐步让位于文化的标准化。

数字时代的到来结束了电视作为“第一媒介”的地位。表面上看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及其对电视文化生产和接受模式的“改造”是一个颠覆性过程，但实际上，电视的由“新”到“旧”开掘了这种媒介文化具有的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例如，数字电视依托于各种类型的私人化终端实现对观众的触达，就在实质上动摇了家庭作为组织人类行为的霸权结构的合法性;而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差异性极大的信号和传输标准，也意味着电视图像和叙事的全球流通正在面临比以往更多的阻碍，进而也就破坏了卫星直播电视时代“不出格”的美学标准。5 所以，我们多少有些惊讶地看到：“沦为”旧媒体的电视其实反而获得了新的社会角色，成为文化保守性的挑战者，并在总体上指向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态。

具体来说，作为新媒体的电视主要基于两重可供性获得其新的文化角色。

首先，数字电视以数字信号承载信息和文化要素，意味着这些要素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幾乎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干扰而出现衰减乃至扭曲，从而使生产者的本意得以最大限度被完整传递，这就构成了数字电视的第一重可供性——“保真性”（fidelity）。这一属性对于数字电视文化生态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真性放大了视听传播符号的清晰度和精细度，令图像和声音以更加生动和细腻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的审美体验中，进一步强化了电视作为一种感官媒介的本质属性，并培育出一系列新的美学样态，加速了电视在视听形式上的“电影化”;另一方面，保真性也巩固了电视对客观事物的忠实再现功能，令数字时代的电视文化始终具有鲜明的纪实色彩和奇观效应，这无疑有利于拓展人的认知边界，在更大范围上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在社会学家库尔德利（Nick Couldry）看来，这是一个“必要的祛魅”过程：数字符号对“原始意义”的保护无疑有益于破除媒体机构讲述的种种旨在固化自身文化权威的神话，并显著提升大众的文化能动性。6

其次，数字电视文本与社会进行互动的数字连接则意味着一种多终端、多形式、多线程的连接体系，这种连接体系使得“电视机”这一“霸权性”的接收终端失去排他性的优势，进而也就令电视节目体系固有的时间表不再有意义——在固定时间、坐在固定的位置（如自家起居室）收看被时间表规定的节目不再是唯一的接受方式，甚至不再是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用电视理论家阿曼达·洛茨（Amanda Lotz）的话来说：数字电视令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时间表，进而也就赋予了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审美历史的条件。1 我们因此得以归纳出数字电视的第二重可供性——“可控性”（maneuverability）。这一属性将在三个维度上对数字时代的电视文化进行塑造：在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的维度，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接受方式更加多元，进而也就创造出更丰富的介入电视文化话语的路径，电视场域内出现前所未有的“众声喧哗”，促进了电视文化的多元性;在政治的维度上，电视文化的公共性色彩将因精英电视机构的衰落而极大削弱，电视文化呈现出“个人化”的转向，甚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在历史的维度上，数字电视的属性和气质与传统电视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数字性”对“电视性”进行持续不断的话语挤压，最终令数字电视的文化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并融入漫无边界、无远弗届的“数字文化”之中，这也就不可避免地给电视文化的研究制造了认识论的困境——它究竟是电视文化在数字时代的新形式，还是全球性数字文化向电视媒介领域的延伸？

可以说，数字电视的上述两重可供性为我们描述和解释电视文化在数字时代的转型过程设定了基本的概念框架。在这一概念框架下，我们看到了数字电视在启迪情感、培育观念和再现事实等方面具有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公共性的文化气质是如何在数字化带来的个人化信息和审美接受中受到激烈冲击的。电视文化在数字时代体现出来的新倾向，必然呼唤着对新的文化法则和文化分析框架的探索。对于研究者来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握电视文化从传统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向的基础逻辑，并基于对这一逻辑的生发和完善，设想一种好的、理想化的电视文化生态。

二、电视文化转向的媒介逻辑

文化理论家阿尔泰德（David L. Altheide）用“媒介逻辑”（media logic）这一概念来解释当代全球文化转向的技术驱动过程。在他看来，媒介逻辑就是源于主导性媒介的技术可供性、旨在为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语境进行互动提供模板（template）的认知框架;正是在这一框架内，新的实践模式、社会关系和文化秩序得以形成。2 作为一种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电视文化的发展演进当然要遵循电视的媒介逻辑，而这种逻辑的内涵就来源于前文分析的数字电视的可供性。在这一部分，尝试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视野出发，对电视文化从“传统”转向“数字”的媒介逻辑做出分析，并对这一转向过程的文化后果做出归纳。

1.传统电视文化：培育接受

总体而言，传统电视文化是以“培育接受”为核心诉求的，这是经典传播学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认为，电视对人的影响是一个潜在的、长期的、培养的过程;在电视营造的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人，会形成一种强烈受制于电视媒介逻辑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并在总体上体现出一种代际的共性。3 当然，涵化理论发展的最初动因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青少年暴力行为激增，而这些青少年恰恰是伴随电视成长的第一个世代（电视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家庭普及）。理论家们尝试通过对电视涵化机制的剖析，实现对视觉化的暴力文化的遏制。但“涵化”思路的影响显然超越了这种功能主义的理论初衷，学界开始严肃关注电视对人的行为惯性（而非具体行为）的“培育”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在更为宏大时空中的作用方式。

相当数量以“培育”为关键词对传统电视文化做出的系统研究来自美学领域。例如，有学者认为，电视美学与其他类型美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其将审美者的接受行为作为审美经验的主要源头，这也就意味着有关电视的美学感知主要来源于“接受”这一物质性的行为而非电视文本，4 这是媒介逻辑影响乃至支配文化逻辑的一个集中体现。当然，源于媒介环境学派的主流观点在认可电视美学是一种“接受的”美学的前提下，对其展开了激烈批判，认为电视所培育的非文字的、非线性的、感观化的文化接受模式破坏了印刷媒介所推崇的理性思维，将人的情绪力量合理化，因此电视美学实质上是一种“幼稚的失序”（an infantile disorder）。1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通过援引巴赫金等理论家的观点，将电视美学视为“民主的美学”在当代社会的代表，这是因为电视对“接受”行为的培育意味着其美学的发展方向是“促进受众主体性的自由”，而不是坚持文本对解读者的控制。2 对于电视美学的上述价值判断虽然在态度上截然对立，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电视的文化能量……首要来源于其对特定的接受模式的培育”。3

以“培育接受”为生成逻辑的传统电视文化不可避免具有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medium-centric）思维方式，而人的主体性是被忽视甚至压抑的。其潜在话语是：人必须通过将自身转化为“观众”这一相对于电视媒介的对象化身份，才能够获得通过电视的中介作用与实现互动的渠道。事实上，“观众”（audience/viewers）这一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文化身份的被动性和非个性化。对此，美国媒介理论家米罕（Eileen Meehan）有过深刻的论述。在她看来，传统电视文化的生成逻辑是以掩盖观众的主体性“丧失”为前提的;电视作为现代社会的霸权性媒介，其自身的文化结构与现实社会的真实文化结构是“同构的”，两者的顺畅运作都建立在人的能动性服从于（媒介）规则的霸权性基础之上。4 从媒介理论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电视文化是现代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保守文化（conservative culture）的基本原因，其对“接受”行为习惯的培育必然是以既有的社会文化惯例为框架的——这也是针对传统电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电视文化始终是与家庭伦理、公司资本主义和保守价值观同行的”。5

2.数字电视文化：创造连接

数字电视的技术可供性决定了传统的单向传导式电视文化生态已失去对自身得以存在的技术条件进行再生产的能力，从而使得电视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开始从“培育接受”逐渐转向“创造连接”。

所谓“创造连接”，既指电视文本与接受者之间连接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也指电视文化正在塑造一种类型更加丰富、互动模式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连接”在这里既是一种实际的文化后果，也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式。前文提到，与自身历史相割裂的数字电视文化正日益被淹没在全球性数字文化的汪洋之中，而源于“电视性”的话语资源远不足以支持这种文化保持独特性并与其他文化类型竞争，因此，对于数字电视来说，不断创造连接就成为其维系自身生存的必然路径。

从全球数字电视行业现有的实践来看，“创造连接”的文化同时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在文本层面，数字化及至智能化的节目分发机制令小众的审美趣味也能因汇聚成足够在商业上盈利的长尾效应得到满足，电视节目类型和节目内容模式出现繁荣的发展，受众也拥有了对电视文本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更加强烈的意愿，电视文化的参与性（participatory）成色日益鲜明。6 换言之，电视节目的生产在理论上不再需要取观众品位的“最大公约数”，类别繁多的连接方式使得哪怕是传统意义上最“冷僻”的文化形式，也能因精准触达目标受众而形成自给自足的市场，观众由此而摆脱了“大众品位”文本的束缚，其文化生产意愿和动力均得到了极大提升。这在中国网络电视剧所激发、培育的数字粉丝文化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如《陈情令》这样根本无法在传统电视渠道播出的亚文化题材网络剧，极大地激活了原本封闭的粉丝社群的文化创造力，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解构性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站在什么角度去评判;但从“不可见”到“可见”，已经彰显了整个文化的生产逻辑的转型。

在机构层面，以Hulu（由美国主要电视网合股成立）、芒果TV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电视机构，或脱胎于传统电视网台体系，或与传统电视生产和评价体系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其对流媒体和大数据等先进视听传播技术的采纳实质上扩大而非压缩了电视文化的消费者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传统电视行业的诸多问题（如观众老龄化），在空间的（spatial）和代际的（generational）两个维度上扩大了电视（视听）文化的影响。如一项深入的案例研究即指出，所谓的“Netflix效应”体现在三个关键词上：青少年、沉浸式观看、按需点播——这实际上体现了数字电视对传统电视与社会之间连接方式的优化。1 青少年意味着观众的年轻化（因而也就意味着节目商业价值的提升），沉浸式观看塑造出更加深入人心的机构品牌，而按需点播则完全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电视几乎完全依赖广告生存的新的盈利模式。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现实：电视网/台逐渐失去影响力，但电视的文化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在受众层面，人们与数字电视文化的接触和互动可以在多个终端实现，而不同终端往往对应着不同生活场景和不同私密程度，这就给了人们丰富而多元的接受选择，电视文化不再“必须”是一种与起居室和家庭关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文化，而拥有了无穷的可能性。电视理论家格罗宁（Stephen Groening）将电视在数字时代的文化角色转变描述为“从‘世界剧场里的一个盒子到‘全世界都是你的起居室”，就揭示出智能手机这种便携通信设备成为电视观看终端给电视文化带来的革命性影响。2 归根结底，面对数字电视对多元类型“连接”的創造，观众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不但将自身从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模式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新的“行动者—网络”，而且也在数字技术生态下获得了一种传统环境无法赋予他们的新型自由。

上述三个层面的文化转向，共同聚合为数字电视文化的基础媒介逻辑：在数字技术可供性的支持下，电视通过不断创造新连接的方式，锚定并巩固自身作为人类重要认知中介的角色，并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内容、形式和美学的创新。而这一媒介逻辑制造的电视文化转向，也因“电视”强大的认知影响力而产生了显著后果。

3.文化转向的后果

从目前全球电视业的前沿实践经验来看，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的文化转向是以相当顺畅的方式实现的，这与其他媒介文化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经历的矛盾和撕裂截然不同。为何电视文化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过程？这与电视的媒介逻辑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须看到这一文化转向完成的后果：全球电视业解决了积存多年的结构性问题，有效提升了产业效能，极速扩大了受众规模，并实现了以“多屏”为形式的“遍在式”可持续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摆脱了“遥控器控制”的无谓战争之后，电视终于将自身从陈旧的“起居室权力结构”（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living room）中解放出来，迎来了建立在每一个体能动性基础上的文化新生。3 而从上述后果中我们又不难得出如下判断：一方面，电视文化的数字转型其实顺应了电视媒介跨越自身发展障碍、优化全球行业结构、实现在新历史条件下持续生存的需求，因此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并非电视媒介被动进行的发展路径调整，而是全球电视行业以及电视从业者主动做出的集体选择;另一方面，电视文化的成功转型也得益于电视长期作为“第一媒介”所积累的雄厚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在适宜制度条件下可以迅速转换成新的观念和实践，并且，电视行业也具备承担试错成本的经济实力。4 我们要看到，无论在国营、公营还是商营体制下，电视及其设定的视听语言规范始终是个人和组织获取注意力文化资本的最主要途径，这种生存逻辑其实与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没有本质区别，因此电视文化的实践者能够迅速适应数字时代更趋白热化的注意力竞争，并借助自己雄厚的历史积累顺畅地完成上述转向，赢得文化上的新生。

当然，我们对于电视文化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的转向也要保持审慎的反思态度。连接的多元和个人化既意味着僵化的传统电视文化体系的破产，也意味数字电视文化的气质在总体上的反公共性。传统电视通过对特定品质文本的工业化生产来“培育”合乎主流文化规范的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机制，固然是一种电视精英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大众的霸权，1 但我们无法就此认定巴赫金式的个体狂欢在当下就是一种更优的文化选择——诺里斯（Pippa Norris）和因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研究即表明，在当下的全球政治生态下，文化发展最主要的敌人是与威权主义相结合的民粹主义而非精英主义。2 这实际上是很值得深思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多元的连接”也并不必然导向多元的社会关系，因为在平台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很难证明这些连接方式中哪些真的指向了新的交流模式，哪些又不过是在复制既有交流模式的同时，为跨国高科技公司对日常生活的数据殖民添砖加瓦而已。彼斯特斯（Patricia Pisters）即在其论述“数字屏幕文化哲学”的著作中指出，数字影像的文化所制造的其实是一种“错觉的接受”和“虚假的权力”，数字技术将电视文化旧有的层级体系进行形式上的扁平化改造，令大众产生了一种自身获得与传统机构生态（如以公司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数字媒体平台）分庭抗礼的能量的幻觉。3 这种盲目的乐观精神在更多时候成为公司逻辑的帮凶而非破坏者。这也提醒我们，在对文化的转向过程进行基于媒介逻辑的分析时，要准确把握媒介逻辑与商业逻辑、政治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若非如此，我们的思考就会落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出现非语境化的谬误。

三、理想的电视文化是什么？

什么样的电视才是好的电视？这是很多电视理论家和研究者都会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电视在长期作为“第一媒介”的机构和文化定位中业已拥有超越自身符号和意义体系的影响力，成为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一般性中介环境。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就是外部世界，它不但为发生在世界里的种种事件赋予意义，而且也界定着我们对外部世界进行评判的价值和美学标准。正如电视理论家格尔顿（Kristyn Gorton）所指出的：好的电视“既要让人类情感得以在流行文本中得以彰显和抒发，也要让大众获得关于自己观察到的事物的美学和批判性判断”。4 电视文化研究和电视理论的发展，必须拥有一种明确的规范性面向——既有对实践范畴何为对、何为错的规范，也有对整个理论体系该如何想象和建构关于总体文化的“应然”面貌的规范。这应该既是电视研究学界的理论自觉，也是电视文化实践者的行为自觉。而我们对电视文化转向过程的描述以及对支配这一过程的媒介逻辑的分析，最终的落脚点仍在根植于当下的历史条件，设想乃至建构一种更理想的电视文化。若非如此，电视文化理论乃至整个媒介理论都会因回避历史而陷入枯竭。

英国电视理论家达尔格兰（Peter Dahlgren）在一本影响力深远的著作中对电视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做出了归纳并赢得广泛的共识，本文对此持赞成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倡导民主，即电视文化的发展应当致力于建立一种平等、普惠性的信息和知识生产体系，并在符号和价值层面为一种理想化的民主社会形态提供镜像。第二，塑造公民身份，即电视应当以优质、教益的内容为合格公民的行为和态度做出示范，潜移默化地引领大众向负责任的公民身份转型。第三，捍卫文化的公共性，即电视文化的发展应当始终以维护和合法化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为鹄的，在日常生产和流通实践中保持对资本和权力的警惕性。5 达尔格兰是在电视媒介影响力如日中天的20世纪90年代初做出上述归纳的，他的目标当然是对彼时英美电视文化的过度娱乐化、去政治化和商业化倾向进行批判;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整个电视行业已经全面迈进数字化的新时代，尽管全球电视文化已经顺畅完成了从“培育接受”到“创造连接”的历史转向，上述问题却始终存在于电视生态的机理中。无论中外，无论商营还是国营体制，电视仍首要是一种回避公共性议题、浮躁而琐碎、对既定社会结构缺少反思（遑論批判）的文化。这也就意味着，在数字时代设想一种理想的电视文化，仍然要不断回归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ies）作为一种理论传统的“初心”，将“重建公共性”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思路和终极目标，不断对数字电视种种隐含的“技术—文化偏向”做出批判性考察。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认为，对于“重建公共性”的思路与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探究工作：第一，我们要不断检视数字电视所创造的新连接形式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一种合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文化标准，不断对再现电视生态的种种话语征候做出反思，尤其要看到跨国数字平台和公司资本主义在“新连接”形成中所发挥的多数时候是隐性的作用，并保持对新兴数字电视机构数据殖民倾向的警惕。第二，我们要继承传统电视时代的诸多行动遗产，“在数字化未来重新发明公共电视”，1 坚持在体制、机构和日常生产实践层面推动公共性理念对电视文化的深度介入，抵御个体化的连接场景中可能存在的价值虚无和民粹主义问题，倡导数字电视充分发挥其“多元连接”的技术优势，推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实质性解决。第三，我们要在理论建设工作中不断吸纳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前沿思想，在总体性、生态性的认识论路径上对全球电视文化进行反复理论化，以实现对功能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同时超越，探索建立真正有解释力的“技术—文化”电视研究理论体系。

有历史学家将电视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2 这固然是过于绝对化的“溢美之词”，却也准确地揭示出电视媒介在构建集体认知、塑造社会关系、开创文化传统等方面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电视及其代表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现实并不会因数字时代的到来而改变。人类需要学会如何与数字电视和谐相处，通过对其进行浸润着公共性理想的话语和政治的“驯化”，打造面向未来的“人—屏幕”文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有待越来越多学人付出经验和智识上的努力。

From “Cultivating Reception” to “Creating Connection”：

The Cultural Turn of Television in the Digital Age

DONG Jia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media system， television is undergoing a deep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television culture， this process means profound changes in both knowledge system and value c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theory， digital television has two basic attributes： fidelity and maneuverability. The media logic derived from these two basic attributes enables TV to complete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ivating reception” to “creating connec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television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regard “rebuilding publicity” as the core idea and ultimate goal of televis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constantly review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behind the new connection forms created by digital TV， inheriting the legacy of many ac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television era， and absorbing cutting-edge idea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media environment so as to repeatedly theorize global television culture on the path of total epistemology， etc.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domestication” of television culture infiltrated with public ideals， a future-oriented “human-screen” civilization will be created.

Key words： television culture，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digital television， cultural turn， rebuilding publicity

（責任编辑：陈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