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的时间较晚，大约是 2017 年初，那时，我已经过了三十岁，除去薄弱、稀疏的读写经验，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位新人。同代的写作者在十几年前已经跃出水面，各自挥洒对于青春时期的壮阔抒写，如今或跋涉于文体之间， 或持續深入此刻的景观，或销声匿迹， 踪影不可追索，如雨滴降落在炎热的大地上，悄悄熄灭，完成一次小小的命运轮转。这些与我几乎没有产生过任何关联，当然，我也在热烈地书写，怀着很少的惭愧，很多的不安与不甘，以音乐作为核心叙述现场，体裁各异，有相关的唱片评论，也有乐队采访与资料汇编， 遗憾的是，尽管我为此花掉一些心思， 但还不够，那些文章读起来，依然与命题作文相差无几，罕有汹涌之势，也不能真正逃离束缚与限制：我对于事物的谈论，必然产生于它们自身所唤起的需求。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与救火队员略有相似，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比方说，我清晰记得，2013 年，在娄·里德辞世消息发布的当日，有几家媒体向我约稿，要求撰写一篇悼亡文章，好像这位晚年热衷于练习太极拳的纽约传奇乐队主唱与我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秘密联系，不可替代，无法分割，我正是他的一位遗落在中国的远房亲戚，必须站出来主持这场葬礼，分配遗产，遍散慰藉。

这是相当荒诞的事情。对于他的离世， 我只有哀婉，没有立场，更没有能力去盖棺定论，所以一个字也不想写，况且， 难道最好的怀念不就藏在他的那些歌曲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