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逸

自1983年至今，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了30 余个春秋，新的发现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红山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牛河梁遗址自发现伊始便备受中外学界关注，其中“女神庙”无疑是该遗址历年发掘所取得的最重要收获，其罕见的建筑结构及出土遗物格外引人瞩目，它的横空出世“使人们对史前社会宗教的发展水平目瞪口呆①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这一史无前例的发现极大地震撼了考古学界，一时间关于红山文化宗教信仰及社会分层等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在2010年之前，“女神庙”属红山文化晚期遗存这一点在学界几乎没有异议。同时，研究者们普遍将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它们的组合关系探讨和阐释红山文化的社会状况。众所周知，只有同属一期的遗迹才能进行平面布局及相互关系的考察，牛河梁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存在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表明它们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女神庙”究竟与哪些单位存在联系？这是在确定遗存共时性的前提下方可知晓的。因此只有准确地判定“女神庙”的年代，才能使它所引发出的各种研究课题根植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一、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研究概述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内涵丰富、层位关系复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陶器形态、墓葬形制乃至遗址使用功能均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变化。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学界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研究亦逐步深化和细致。只有在科学的遗存分期基础之上才能从时间断面上纵向动态地解读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社会的时序性变化，横向客观地探索处于同一时间平面遗存的内在关联及时段性特点，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接近于当时历史的真实。

1979年发掘的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后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所揭露出来的第②、③层红山文化陶器展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差异①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以此为线索发掘者将该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②高美璇、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考古》1986年第6期。。

1989—1996年发掘的第二地点四号冢发现了积石冢叠压筒形器墓的层位关系，为牛河梁遗址墓葬的分期与演变研究创造了条件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8期。。1998—1999年，发掘者根据第五地点揭示的“三叠层”将此处的红山文化遗存区分为生活遗迹、早期积石冢、晚期积石冢前后更替的三个发展阶段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1999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8期。。第五地点的早期积石冢、晚期积石冢分别对应第十六地点和第二地点四号冢的早、晚两期，加之此次于下层积石冢之下清理的以灰坑为代表的生活遗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的阶段划分和该遗址使用功能的转变也就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位于第一地点的“女神庙”虽至今未进行正式发掘，但通过1983—1985年三个年度的试掘已搞清了其性质和建筑形制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试掘工作所获遗物包括建筑构件、泥塑造像和礼仪性陶器，发掘简报披露了庙内出土的圜底钵、豆形器盖和彩陶片各一件。遗憾的是由于出土陶器太少以及缺乏可供对比的陶器标本，使得“女神庙”在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分期体系中的确切位置很难一锤定音。

过去学界普遍将“女神庙”的年代判定为红山文化晚期⑥a.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b.索秀芬、李少兵：《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考古》2007年第10期。，并将坛、庙、冢三种性质的遗迹视为红山文化晚期跨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然而伴随着牛河梁遗址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及发掘报告的正式出版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牛河梁》，本文涉及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材料未标明出处者均出自此报告。，牛河梁遗址的分期研究进一步趋于细化，研究者们对于“女神庙”的期属及其与其他遗迹的关系开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2010年，郭大顺先生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认识：“先筑下层积石冢，后筑女神庙及有关建筑，然后以女神庙和山台为中心，上层积石冢陆续建成⑧郭大顺：《牛河梁遗址所见东北南部早期聚落演变与文明进程——编写〈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体会之三》，《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1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会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即“女神庙”的建造年代介于下层积石冢和上层积石冢之间。这一判断有别于以往笼统地将“女神庙”划归红山文化晚期的意见，从而给予了“女神庙”更为具体的年代定位。2013年，朱乃诚先生也明确提出，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女神庙”、“山台”建筑址等遗存的年代均早于上层积石冢①朱乃诚：《中国早期文明的红山模式》，《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不过未展开论述。

2018年，张星德先生发表《牛河梁遗址西阴期红山文化陶器的分期与谱系》②张星德：《牛河梁遗址西阴期红山文化陶器的分期与谱系》，《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年。和《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③张星德：《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考古》2018年第11期。（以下分别简称《谱系》、《意义》）两篇文章，指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晚于下层积石冢而早于上层积石冢，在牛河梁遗址分期体系中可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与郭大顺先生的认识基本相同。

笔者亦赞同“女神庙”年代早于上层积石冢的意见，但提出将其与下层积石冢划归同一时期而不必单独确立为一个阶段④高云逸：《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与积石冢年代的再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遗存年代的确定是考古学一切问题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鉴于“女神庙”在红山文化及相关诸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本文试以陶器的共存关系为视角，用类型学方法对“女神庙”在红山文化分期框架中的位置及其年代再做一些检讨。

《牛河梁》依据层位关系和陶器排比将该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为下层遗存、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和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三期，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三期遗存分别属于红山文化的早、中、晚期⑤赵宾福、白玉川：《从居址到墓地：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时代变迁与功能转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牛河梁遗址下层、上层积石冢冢体堆积出土遗物以礼仪、祭祀性陶器为主，极少生活用陶。其中出土数量最多、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无底筒形器（图一），故筒形器的形态特征是牛河梁遗址非生活性遗存分期断代最关键的凭据。

图一 牛河梁遗址下层、上层积石冢出土典型陶器

二、“女神庙”的期别归属考察

“女神庙”（N1J1）位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丘顶南侧，建筑结构分北多室和南单室两部分。除“女神庙”外，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还发掘了N1J2—N1J4三处建筑址和N1H1—N1H3三座灰坑，上述遗迹出土陶器参见图二。《谱系》和《意义》两文运用类型学研究中的桥联法对上述7个遗迹单位的共时性进行了扼要而精到的论证，故在此不再赘述。第一地点出土陶器中数量多且具有代表性的器类是圆肩盆、折沿盆和折领筒形器，它们的形制和纹饰是判断第一地点包括“女神庙”在内上述七个单位年代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等单位出土陶器与第二地点N2Z4BD出土陶器存在较大共性，如N1H1、H2、H3出土的素面圆肩盆（图二，11—13）形制与N2Z4BD：1（图三：6）相同，N1H3：2 颈部施弦纹的圆肩盆（图二：14）整体特征与N2Z4BD：20（图三：7）相仿。《牛河梁》将N1J4：15和N1H1：11（图二：9、10）定名为“塔”形器，我们注意到这两件器物与N1J2出土的折沿盆酷似（图二：2），与N2Z4BD：70（图三：8）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应将其正名为折沿盆。此外，N1J4：9 折腹钵（图二：7）与N2Z4BD：41（图三：4）造型雷同，N1J3：10（图二：3）和N2Z4BD：74（图三：3）所饰叠错三角纹一致。因之，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诸单位与N2Z4BD年代相当，所以后者的期别确定以后前者的期属便迎刃而解。

图二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出土陶器

N2Z4BD是在修建上层积石冢（Z4B）前在下层积石冢（Z4M）之上平整地势的一层垫土层，是在层位上处于下层积石冢与上层积石冢之间的一个地层。笔者曾依据该层堆积的性质及包含的与下层积石冢形制相同的筒形器和折腹钵（图三：1、2、4）而将其年代纳入下层积石冢阶段①高云逸：《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与积石冢年代的再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值得一提的是，红山文化彩陶中勾连涡纹的基本构图单元是一角向外延伸的弧边三角，牛河梁遗址的考古材料表明，下层积石冢和上层积石冢所见勾连涡纹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变化②郭明：《红山文化勾连涡纹纹样的演变——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中心》，《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下层积石冢勾连涡纹表现为延伸线较长并作内勾状（图一：6），而上层积石冢勾连涡纹延伸线较短且不内勾，上下两组纹饰单元之间间以直线纹带（图一：3、4），后者绝不见于下层积石冢。N2Z4BD出土彩陶片所施勾连涡纹（图三：5）与下层积石冢出土者完全相同，这亦是N2Z4BD包含物年代属下层积石冢阶段的证据。《意义》一文则强调N2Z4BD 所出土圆肩盆、筒形罐和深腹钵等不见于下层积石冢的情况判定其并非混合层，而是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时间阶段。鉴于该单位的期别归属存在争议我们不妨暂且将其搁置不谈，通过对其他单位的分析，来讨论N2Z4BD中圆肩盆、折沿盆等第一地点诸单位典型陶器与下层积石冢阶段筒形器的共生关系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在牛河梁遗址具有普遍意义。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包括第④层、79③赵宾福、白玉川：《从居址到墓地：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时代变迁与功能转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层、H97和79F1，前三者均发现有陶器。第④层出土的口沿、底沿外折的筒形器（图三：11、12）均为下层积石冢阶段典型陶器，与之共存的素面圆肩盆（图三：13）和肩部饰弦纹的圆肩盆（图三：14、15）与第一地点N1H3：3、2（图二：13、14）及第二地点N2Z4BD：1、20（图三：6、7）如出一辙。第十六地点第④层所提供的共存关系再次证明，《意义》所称包括第一地点诸单位和第二地点N2Z4BD在内的“女神庙组”陶器在年代上是属于下层积石冢阶段的。

第④层出土的N16T1008④：3这件陶器（图三：10）颇引人注意，《牛河梁》称之为“斜领罐”，该器斜直领，领部施弦纹带，下部残缺。从残余部分来看，它与第一地点N1J3、N1J4出土的折领筒形器（图二：3、4、6）别无二致，所以应将其易名为折领筒形器。这是第十六地点第④层为我们传递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即折领筒形器也是下层积石冢阶段的陶器类别，它与折沿筒形器是同时并存的两型。就目前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诸地点而言，折领筒形器仅见于上述三个原生单位，N16第④层是折领筒形器与折沿筒形器共出的唯一堆积单位。

这样，除圆肩盆、折沿盆和折腹钵外，第一地点的折肩筒形器也被归入下层积石冢阶段。有研究者提出N1J3“筒形器的造型与第二地点晚段的素面筒形器类似，年代亦应相当”③，因此将其与上层积石冢阶段直领筒形器推定为同一时期。然而，这两种类型的筒形器除领部的形态差异外，直领筒形器纹饰繁缛而折领筒形器素面为主的装饰区别亦表明它们很难被认定为共时关系。虽然牛河梁遗址第二、五、十六地点均揭示出了直领筒形器晚于折沿筒形器的层位关系，然而从器物形态的演变趋势和发展逻辑来看，直领筒形器颈部饰凹弦纹带，其下接一周凸棱，底内沿起台或削平的特点很难被认为是从折沿筒形器演化而来。第十六地点第④层所提供的明确的共生关系表明，折领筒形器与折沿筒形器是下层积石冢阶段同时存在的两种形态，前者应是上层积石冢阶段直领筒形器的前身。

第十六地点N16H97打破第④层，然而N16H97：7 斜领罐（图三：16）与第④层出土的同类器物（图三：9）别无二致，表明它们年代相去不远，当视为同一时期遗存。有趣的是，在该单位中圆肩盆（图三：17）亦与下层积石冢阶段的折沿筒形器（图三：18）共出。

《意义》将N2Z2冢上堆积叠压N2Z2封土作为“女神庙组”遗存早于上层积石冢阶段遗存的地层证据之一。N2Z2冢上堆积出土筒形器的形制和纹饰（图一：2）均为上层积石冢阶段的典型特征，N2Z2封土内出土的圆肩盆、折腹钵和折沿盆（图三：24—26）等属《意义》所称的“女神庙组”陶器范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该单位中与之伴出下层积石冢阶段的折沿筒形器（图三：22、23）。所以第二地点二号冢的层位关系仅能证明冢上部堆积出土陶器晚于封土内出土陶器，但N2Z2 封土内出土陶器的共存关系并不能佐证所谓的“女神庙组”遗存代表一个独立期别的认识，相反它更支持“女神庙组”遗存与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属同一有机整体的意见。

基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N2Z4BD、N2Z2封土和第十六地点④层、N16H97所见“女神庙组”陶器与折沿筒形器的共存关系可以判断，包括“女神庙”在内第一地点诸单位系属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遗存，在红山文化的分期框架中处于中期发展阶段。

三、“女神庙”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分析

辽西地区是沟通中原、华北与东北腹地的咽喉，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开放的文化性格赋予该地区史前文化多元而活跃的特点。公元前4000—前3500年，西阴文化的积极扩张使黄河中游的文化格局呈现出空前统一的局面，这与之后的空三足器兴起①张忠培：《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一道构成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两大历史事件。西阴文化在黄河流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亦将其影响向周边地区强势渗透，隔燕山相望的红山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阴文化的强烈冲击。通过对某些文化因素的分析不仅可以探讨两支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亦可以为红山文化某些单位绝对年代的判断提供参考依据。

1958—1959年发掘的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的西阴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段②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比较清晰地揭示出西阴文化的阶段性特点，该遗址所划分的三段基本代表了西阴文化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的全过程。

内蒙古凉城县王墓山坡下遗址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组：《岱海考古》（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发现有较为丰富的西阴文化遗存，不容忽视的是，这里的西阴文化相比于陕晋豫交界地区表现出了浓郁的区域特色，应为该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地方变体。王墓山坡下遗址ⅠF11居住面出土14件陶器，其中ⅠF11：23器盖（图四：2）下部残缺，盖钮较为瘦高呈喇叭状，形态与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的器盖（图二：1）盖钮相近。王墓山坡下遗址ⅠF11 出土三件小口尖底瓶，保存完整的ⅠF11：13（图四：1）的双唇口形态为典型的西阴文化风格。泉护村遗址的分期结果表明西阴文化小口尖底瓶双唇口的演化表现为由明显到模糊，甚至消失而成平唇的趋势，不难发现ⅠF11：13的口部特征与泉护遗址西阴文化二段同类陶器一致。

王墓山坡下遗址西阴文化遗存有一个测年数据，采自ⅠF7 内木炭的碳十四数据为公元前3710±200年（经树轮校正）。ⅠF7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图四：7）中部施拍印绳纹，下部见刮抹痕，整体形态和装饰风格与ⅠF11：13（图四：1）相同，故ⅠF11的年代与ⅠF7相当。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有两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3700—前3521年和公元前3771—前3519年（均经树轮校正）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可见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和王墓山坡下遗址ⅠF11的陶器风格及绝对年代均较为契合。

无独有偶，王墓山坡下遗址ⅠF8出土陶钵所饰叠错三角纹（图四：6）在基本题材与构图方式上与牛河梁遗址N1J3：10（图二：3）完全一致，而且“女神庙”内亦见与之类似的彩绘壁画（N1J1B：23）。叠错三角纹是半坡文化—西阴文化这一谱系考古学文化源流清晰、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所以红山文化的此类纹饰是中原文化系统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再次证明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等单位在年代上与西阴文化并行发展。

图四 王墓山坡下遗址ⅠF11、ⅠF8、ⅠF7出土陶器

此外，属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的N1J2、N1J4、N1H1（图二：2、9、10）和N2Z4BD、N2Z2 封土（图三：8、26）出土的折沿盆，形态与西阴文化西安市客省庄遗址①苏秉琦、吴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和彬县水北遗址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彬县水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等发现的同类器物如出一模，这类折沿盆在辽西地区始见于红山文化中期，红山文化晚期已基本消失。由于本地区无此类器物的原型和演化序列，因之它也应是西阴文化输入的舶来品。

耐人寻味的是，红山文化中期出现的“塔”形器的器座部分就是倒扣的折沿盆（图一：8）。可见折沿盆于红山文化中期传入辽西之后，不但保持着原初形态被红山文化先民制作和使用，而且红山文化还以其为基本构图，通过增加复杂的上部结构和装饰自身风格的彩纹从而创作出新的器类。素面折沿盆虽然在红山文化中期后戛然而止，但以其为构成要素的“塔”形器却延续使用至红山文化晚期（图一：4）。这不但生动诠释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杂交之道①张忠培：《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南方文物》2012年第2期。，而且证明通过对陶器形态的解析的确可以发现隐藏于陶器背后的文化传统，窥探陶器中蕴含的时代风格②段天璟：《解析陶器：从实践到理论的尝试》，《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女神庙”属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即红山文化中期的遗存，绝对年代大致处于公元前37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西阴文化中期。若这一结论无误，我们就有必要对以往将“女神庙”置于红山文化晚期时间范畴内所提出的认识作一番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红山文化时期崇拜女神的事实，张忠培先生起初并不认同红山文化（晚期）进入文明社会的意见③a.张忠培：《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几个问题——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b.谷建祥、舒天：《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张忠培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后，他开始从神权与王权的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走向帝国道路的问题，为该问题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视角的转换与方向的明确最终产生了认识的升华，在对全国考古材料作了一番抽丝剥茧般的剖析之后，张先生明确提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后，活跃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先民已经步入文明时代④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新世纪以后张忠培先生对其认识的转变有过一段深情的回顾：“作为苏秉琦的学生，我力图跟随他做些研究工作，然而在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探索方面，却一时未跟上他的步子，当他认为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存标志着中华文明已进入曙光时期的时候，我还因红山文化女神而对他的这一认识表示了怀疑。”⑤张忠培：《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由此，其坚持独立思想的学术风格和让材料牵着鼻子走的治学态度跃然纸上。

现已明确，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系红山文化中期阶段遗存，因而女神崇拜自然也就不再影响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生变革的事实。这也再次提醒我们，红山文化研究中大家热衷于讨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等问题务必要植根于坚实的年代学基础之上，由此方可推导出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客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