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帅丽，王继龙，彭博，武彬，于俊杰，戴璐

1.宁波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文化学院，宁波 315211 2.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南京 210016

探索古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预测未来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例如，森林的滥砍滥伐导致复活节岛生态系统的崩溃和文明的消亡[1]；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活动可能导致某些动物灭绝[2]；人类活动导致天然森林被破坏，并打断了其自然的演替规律[3]。今天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引入更加强调了人类活动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4]。例如，当前的火灾和森林砍伐（例如亚马逊地区）会大大增加气候变化的影响，威胁世界生物多样性并造成局部荒漠化和水土流失[5]；持续燃烧近8个月的澳洲超级山火带来的温室效应[6]等。植物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而其产生的孢粉颗粒能够普遍保存在沉积物中，是研究古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关系的良好代用指标[7]。

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古人类活动的证据分布表现为自北向南逐渐年轻的格局。例如，福建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闽东沿海6500～5500 aBP的“壳丘头文化”，其特征是出现大量的海生贝壳[8]。然而，长江下游更老的上山遗址则出现在11000～8600 aBP[9]；之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9000～7500 aBP出现了小黄山遗址，这是该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规模最大的古人类活动遗址[10-11]。7000～5300aBP以宁绍平原为核心地带分布的“河姆渡文化”创造了海洋经济文化[12]；随后在约7000 aBP的环太湖流域出现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该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表明当地先民较早创造了比较先进的文化，之后大约在6000 aBP前后发展为“崧泽文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