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应德，隆 超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性质是乡土性的，农民以土为生、聚村而居、是熟人和礼俗的社会。”[1]乡村社会历来遵循“皇权不下县，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2]的治理逻辑。新中国成立后，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逻辑，伴随政治权力的下乡，国家政权渗透和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区，国家将乡村治理纳入到国家一体化建设中来。由于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呈现阶段性的特点，乡村治理也随着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此时的乡村治理呈现出高度的集体化、国家化特征，人民公社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层次单元体系。

改革开放后，随着广大人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触发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乡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政社合一”乡村治理模式也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逐步退出了乡村社会，国家在广西合寨村的案例上得到启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和形成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格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真这样评价村民自治“八亿农民实现了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