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鹏喜相识，已三十余年。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在所供职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编辑部值班（那时我们有七八家出版社，各单位都在扩充人员，办公用房紧张，只能在出版社旁边租房办公）。六月的一个周末，鹏喜拎着他的长篇小说初稿（手写稿），来到编辑部，我接待了他，按程序作了自由来稿登记，留了联络方式，就此别过。

他离开后，我翻检了书稿，觉得写得不错，周一上班后给编辑部领导做了汇报，觉得此作题材独特，作者功底深厚，文字干净，似可采用。当时我们《当代作家》定位于大型小说双月刊，每期刊发一部长篇小说，另刊发少量中短篇小说，兼及对本刊所刊发作品的评论。该刊以刊发中篇小说《风景》而开中国当代新写实主义先河，重名家而不唯名家。鹏喜当时名气有一些，不是很大，但我把他送来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河祭》按既定程序送审了，获得二三审高度评价，于当年刊发在《当代作家》雜志上，第二年为他出版单行本，鹏喜以此作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获武汉市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我亦获湖北省出版局优秀编辑奖，我所撰写的书评文章《漂泊：生命的感悟》同时获省局首届优秀鄂版图书评论奖。三十多年后忆及此事，不禁由衷感慨，一本书成就两个人：他抬升了自己的创作实力，我夯实了自己的职业基础，与才子交，乃一生的福分。

鹏喜极认真，无论对人对事。上世纪末，有一次他介绍一个朋友出书，是补贴出版，我给他介绍了一个中介，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要求是国家级出版社），他不放心，陪着他的朋友到北京，见到我引荐的中介，到出版社核实清楚以后才返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