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凯 陈 锋 高友笙

(1.华侨大学 统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华侨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21；3.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要素角度入手，强调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生产函数研究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简称“资源有效配置论”；另一类则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强调不同转型经济间制度结构的差异，特别是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安排对改革的作用[1]，可称为“制度安排论”。在当前缺乏满足“资源有效配置”若干条件或条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制度安排观论”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现实[2]。财政分权与税收作为“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既是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

财政分权在中国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到“财政包干”再到“分税制”的变革，并且贯穿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央政府给予地方部分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使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从世界范围来讲，财政分权的发展可归纳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代财政分权”和“第二代财政分权”。前者的兴起是以提布特(1956)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3]，并经由斯蒂格勒(1957)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围绕地方职能和公共物品提供的分权理论[4]。后者则通过骞和温格斯特(1997)等人的发展，强调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重要性，并将目光由公共物品的供给转移至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