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风

2月26日，美国情报机构公开了沙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事件调查报告；2月25日，美军对位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目标发动空袭，在伊拉克方面情报的帮助下完善了对攻击目标的选择；同日，牛津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该校一间研究新冠病毒的生物实验室被黑客攻击，正与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下属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一道调查……

在这些险象环生、疑点重重的新闻事件中，情报机构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情报机构对新兴科技青睐有加，而当下最前沿、最热门的科技应用，非人工智能（AI）莫属。机器学习引发新一轮AI浪潮，对致力于从海量数据信息中“寻宝”的情报机构而言，人工智能在语音和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应用日益成熟，已成为它们用来应对汹涌而来的大数据的利器。

新方向：数据、算法和算力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情报机构能否依靠AI提升业务效率，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数据、算法和算力需求。

数据成为情报机构“甜蜜的烦恼”。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电子商务、在线业务和社交媒体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经济社会运行实现了数字化，间谍卫星、侦察无人机、监控系统也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可用视频和图像。情报机构很快就从信息饥渴转向了信息充裕，但与此同时也开始面对新的棘手问题，即如何从大量非结构化的语音、图形和图像数据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情报机构迫切希望AI帮助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算法成为情报机构最硬核的实力。得益于算法研究的重要突破，近10年来，AI在机器学习方向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应用场景不断扩展。从通用的感知、识别、判断、决策，到情报规划、搜集、处理、分析和分發，情报工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需要进行专门的算法开发和优化，如对深度学习框架进行加速，提升计算效率，建立更适用于情报分析的卷积神经网络。

算力成为情报机构涉足AI的“准入门槛”。随着AI应用大幅增长，计算量也呈指数级上升，近10年来全球算力已增长了数十万倍，仍无法满足增长更快的计算需求。随着AI广泛应用于情报工作，情报机构对于算力匹配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新模式：造力和借力

AI技术和应用需要大量投入，即便是情报机构这种技术和人才含量最高的政府部门，也无法独自处理情报规划、搜集、处理和分析所涉及的大量数据业务，情报工作的机密性也限制了数据分享的范围。另外，情报机构的预算虽然不断增长，但显然无法应付AI开发的庞大资金需求，情报机构也必须创造性地应对这些新问题。

情报机构纷纷制定AI发展规划。英国是AI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从AI先驱艾伦·图灵，到研发了“阿尔法狗”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深度思维”（DeepMind），都在AI发展史册上熠熠生辉。英国情报部门不甘落后，政府通信总部一直强调利用最新技术，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情报能力，并提出要以人工智能“赋能”。政府通信总部在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点明要通过算法从海量数据中训练优化模型形成方案，并强调情报分析师必须参与决策全过程，以降低决策者对新技术的疑虑。

情报机构积极挖掘内部潜力。情报机构向来是数学、通信、密码、计算机和认知科学人才的聚集地，如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世界上单独雇用数学博士、计算机博士和语言学家最多的机构，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发展AI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了。2018年，美国国防部提出建立一个“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由军方和17家情报机构共同推进AI项目，统筹规划建设以军事领域技术和应用为支点的智能化决策指挥体系，旨在抢占AI军事化应用先机。

情报机构也会选择将开发业务外包。2017年7月，美国国防部推出“马文计划”（Project Maven），Maven一词来自意第绪语（一种日耳曼语），意为“知识的积累”。

显然，美国国防部是想利用AI大干一番。计划第一步是定制一个监控引擎，部署在情报无人机上，可以实时追踪和分析汽车和其他运动物体，并将检测数据上传。谷歌以AI优势竞标胜出，美国国防部兴奋地公布与科技巨头合作的消息，并用了一个信心满满的标题——“年底前将算法部署到作战区域”。

情报机构还通过投资方式获得新技术。各国情报结构普遍支持开发新技术的公司，虽然增加了风险敞口，但科技投资的长期收益相当可观。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是风险投资老手，最新的投向是研发区块链和AI技术的初创公司。

根据协议，公司获得投资后可专注研发，而摩萨德将拥有投资期内研发技术的知识产权。对情报机构而言，与大企业合作并接受各种限制，通过签署投资合同和非商业性、非排他性的许可证，往往更能有效利用新技术优势，并且是更合算的。

新挑战：平衡安全和风险

情报机构试水AI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开放业务的风险，以及公众对AI应用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担忧。

兼具“美国头号公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6月向媒体公开了美国情报机构进行通信监控和网络攻击的大量绝密文档，震惊了世界，也将网络安全推升为国家安全核心议题。斯诺登是情报外包业务的合同工，需要获得访问机密信息权限，这是情报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一大隐患。面对资金和人力缺口，为推进AI项目选择公私合作，情报机构是否愿意承担相应风险？这是一个比开发有效算法更难解决的两难问题。

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面对来自公众的抗议。美国国防部的“马文计划”执行不到一年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2018年6月，数千名谷歌员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司撤销“马文计划”，同时承诺谷歌及其合约商不得开发可用于战争的AI技术，并承诺永不发展战争科技。迫于压力，谷歌云首席执行官宣布国防部2019年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并承诺谷歌不会开发AI武器，不会从事违反国际规范、国际法和人权原则的任何AI应用。

受到灵魂拷问的还有英国情报机构，一些英国人担忧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犯罪前逮捕”的场景会出现在现实中。今年2月，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公布了一份报告，详述其“合乎伦理”地利用人工智能的各项规则，将AI应用限定在追踪跨国犯罪、网络虚假信息传播、儿童在线保护、识别网络攻击等有限方向上。通信总部开始筹划针对AI的约束框架，其负责人还表示，在AI应用开发期间，就新技术如何影响社会进行坦诚对话。

（作者为网络安全问题专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