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咏，郑小雯，岑 静，莫倩文，张 莹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原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被高楼大厦包围分割，形成了第三种空间居住状态，即“城中村”。城中村是城市更新的重点，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在2004年完成全面城市化。据不完全统计，深圳有1300余个城中村，共居住700多万人，约占深圳总人口的60%。[1]城市更新中村落及居民生活变化显著，个体的农村人口身份转变为城市人口，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未及时转变与适应，个体尚不能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旧记忆无从寄托与寻觅。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本文将以深圳市塘头村的历史变迁及大盆菜为例，探究城市化的发展及人际关系的变迁。

1 城市化与人际关系变迁

1.1 城市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变化过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人口、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城市化，要求城市功能完善和基础设施配套。[2]城市化的本质是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是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还是传统的劳动方式向现代劳动方式的转化。[3]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4][5]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形成了区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第三种空间居住形态，即“城中村”。李诚（2005）[6]认为，城中村同时具有空间概念和社会经济概念，是在城市范围内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员身份和管理方式。深圳在2004年全面城市化，把宝安和龙岗两个区的农村人口全部一次性转化为城市居民，土地政策由村集体所有转化为按城市市区管理的土地政策进行管理，行政上撤镇建街道办，撤村委会建居委会。

虽然在身份和体制上已实现城市化，但带来新问题，即原来依靠土地获取经济收入的农民成为失地居民，需寻找其他谋生的方式，但是多数人教育水平低，难以找到合适工作。伴随城市化推进，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深圳，城中村居民将房屋进行放租，获得额外收入。

1.2 人际关系变迁

在社会学中，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是在生产或生活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7]彭南生（2007）[8]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表明，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改变了雇佣关系，加强了劳动力的异地流动，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和习俗。

费孝通认为中国乡村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由各种关系网络交织而成，“人情”和“关系网”是理解农村社会变迁的关键。[9]温暖的“人情”在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算计的工具”，“人情社会”逐渐向“都市化”变迁。[10]刘佳欢（2013）[11]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人际关系呈现“理性化”、互信弱化、业缘关系强化等特征。侣传振（2006）[12]认为乡村社会的信任关系由“人际信任”演变到“制度信任”。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途径，城市化推动了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直接的表现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塘头村经历了4个阶段的历史变迁，塘头村村民的身份和基层管理体制实现了城市化，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原本相对封闭的“熟人”圈被打破，传统的人际交往被不断冲击。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塘头村村民会出现不适感，许多村落日益隆重修族谱、祭祀和举办传统节日等，通过这些文化仪式和习俗加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形成共同回忆。塘头村每年定期举办盆菜宴增强原住民之间的情感和联系。

2 研究方法

口述史是一门后起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是运用访谈的方式收集受访者在某一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或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经验或感受，进而进行理论解释和讨论。美国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逊将口述史称为一种“过去的声音”。[13]陈向明（2000）[14]认为口述史是一种运用访谈、观察、分析为主要收集资料方式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主要通过口述史研究方法，通过访谈15名塘头村村民（男性12名，女性3名）。收集深圳塘头村历史变迁、城市化及人际关系的变化的资料。塘头村属于南山区星河街社区管理辖区，目前星河街社区是典型的混合型社区，辖区面积0.8平方公里，共有人口27540人，其中户籍人口2329人、流动人口25211人（数据来源：星河社区统计数据）。星河街塘头村原本是一个移民村，上世纪50年代末，深圳市建立和扩建水库，需要征用原村的部分土地，部分村搬迁至星河街社区。受访者年龄跨度大，年龄在35岁至91岁之间。受访者除原住民外，还有外来居民，受访者背景的多样性，可从不同的视角深入探究塘头村在城市化进程下的社会及人际关系变迁。

表1 受访者基本资料

3 研究结果

下文呈现通过口述史访谈的方法收集塘头村在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变迁、城市更新与社区变迁对村民的影响和为应对城市化过程中对“熟人社会”的冲击，村民通过每年举办盆菜宴加强原住民之间的情感联结的人际关系变迁。

3.1 塘头村的历史变迁呈现

3.1.1 1978年前：农村生活场景下的塘头村

深圳市的前身是具有1600多年建置历史的宝安县，1953年宝安县全面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试办了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78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深圳也迎来历史性巨变。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全面铺开，经过数年奋战，“深圳速度”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塘头村大部分村民都表示改革开放之前的生活比较艰苦，经济比较困难，常有吃不饱现象发生。大多数受访者都是由石岩塘头村搬迁至星河街社区塘头村居住，早前政府安置的住所是瓦房，工作也都在沙河农场，身份由村民变成农场职工。主要以种植为主，例如种植水稻、甘蔗和胡椒等，每个月能拿一定的工资，也有记工分，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

在此之前生活很辛苦，光明农场来这边建了光明农场沙河分场，行政属于光明农场去管理，但是村民还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当时包括行政有一个干预权，农场也有承包制，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土地去盖房子和分红。当时深南路两边都有水库，有水产，但是土地很少，村民生活非常艰苦。（M1）

虽然塘头村村民都是农场职工，但日常工作内容主要还是与农业相关，过着似农非农的生活。塘头村的村民谋生手段包括耕地和打渔。

那时候还很小，只知道生活很艰难，本村居民基本都是在沙河农场工作，虽然是农场职工，村民过着似农非农的生活，因为从身份上是沙河农场职工，但是日常工作又是务农的工作。（M13）

3.1.2 1978年至1992年：经济带动下跨越“农村”发展的塘头村

1986年至1992年是深圳改革开放全面推进转型时期，对外开放方面，利用外资兴建一批基础设施，并积极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在这一时期，深圳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突飞猛进。[15]“三来一补”企业，是指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企业。塘头村的发展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措施，塘头村慢慢引进外资，部分家庭新建了带阁楼的瓦房。九十年代后的塘头村靠合建房子进行收租，增加经济收入，收入形式更多元化。

八几年的时候主要住在五排瓦房，一些家庭孩子多了会在旁边再建一些瓦房，带阁楼的。进入九十年代就基本发展起来了，慢慢进行合作建房，很多外地人来深圳与本地人合建，主要是比较穷的家庭。建房之后开始收租，可以拿到工资以外的收入。（M13）3.1.3 1992年至2015年：邓小平南巡后塘头村经济发展迅猛

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特区城市人口发展到80多万，深圳市决定将特区内的“村镇”全部改制为居民委员会，将农村户口全部转为城市人口。深圳从90年代初开始推进特区内的农村城市化，到1992年年底，特区内4.6万名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2003年，宝安和龙岗两区基本实现工业化，2004年底，宝安和龙岗两区所有的城镇改为街道办事处，村委员会改为居委会。[16]

在改革开放和“三来一补”背景下，村里吸引了大量外资办厂，经济收入提高，村里自建房增多。沙河集团跟随国企改革潮流改制，老村民为了争取权益要求成立股份公司。

当时来说没有改革开放和三来一补，也就没有那么多企业进来，经济上不去。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来深圳施展自己的才华，很多内地人来到了这边，村里有了房子出租，收入增加了，生活也越过越好。（M1）

2006年的时候，受到2001年、2002年，沙河集团当时企业改制，改制以后很多人下岗，下岗后，村里的一些老革命跑到中央诉求成立股份公司，为此沙河集团划了一块地，东面划了5村，西面还是留给沙河集团。（M7）

随着村里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片区也产生了一些混乱，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大部分土地被用来建房子出租，村里的治安也比较乱，到2003年，几乎全部楼房都建起来了，有些人开始出售自建楼房。

以前村里面的房子没有现在这么密集，90年代后村里面经济迅速发展，那时候感觉整个片区都有些混乱，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人都来到这边打工，村里房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建起来，家里面基本所有土地包括自留地（菜地）都用来建房子租出去。九几年到两千年左右，村里面治安很乱，当时家里很多租户经常抱怨投诉被入室盗窃，房屋需要经常换锁。（F14）

3.1.4 2015年至今：“城市化”中的塘头村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基层行政管理随之变化，把原有村委会取消，用城市管理理念对改制后的社区进行管理，促进村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即“村改居”。“村改居”是城中村城市化的新形态，城中村问题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而不断涌现，传统农村、城中村形成期、城中村扩张期、改造治理期以及回迁安置期。[17]对塘头村村民而言，“村改居”并无太大影响，只是换称谓而已，流于形式。

对于我们个人没什么变化，只是换了一个名，影响不是很大。就是村里跟社区居委会那些衔接上的东西还要提升点。改革这个居委替代村委，当时文件也不多，宣传力度也不够，比较形式化的东西。（M1）

整体影响不大。深圳1992年就开始农村城市化，塘头村虽然实际形成了一个村的形态，但是社区的管理都是依托沙河农场。塘头村在2006年才开始有股份公司，但是一直是没有土地的股份公司，没有什么经济体，到2008年白石洲五条村才开始实行村改居，但是具体没有什么影响。（M13）

对个人而言，“村改居”仅是换了名，但整体建设得到较大的改善，村民用电和安全得到更多保障，治安更加稳定。村民有选举权，环境卫生及文化广场都有所改善。

村改居之前村里经常停电，每个星期至少停电3-4天，有时候5-6天，当时居民区和工厂的供电没有考虑这么多人的需求，后来慢慢增加很多厢电，用电才得到保障。还要说的是2003、2004、2005年的治安，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小偷通过窗口用钩子偷衣服偷手机偷钱包，经过几年后，慢慢就少了，2006年后就慢慢开始好了，现在主要道路都有高清监控，安全多了。（M3）

在村改居后，村里不再是以前沙河实业的性质，村里有自己的部分土地了。其次，村民有选举权了，有什么事会开会，社区居委和工作站还能直接帮助解决问题，比如环境卫生，文化广场改善等都有很大帮助。（F12）

3.2 城市化与塘头村拆迁变化

在乡村社区变迁研究中，变迁影响因素、变迁后的社会矛盾冲突和发展问题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建红英（2010）[18]强调乡村变迁的重要性，认为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Kevin（2004）[19]在研究中指出当代乡村社区变迁受全球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我国珠三角地区，乡村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优势，依托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创造了乡村都市化奇迹。1980年深圳设为经济特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深圳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大都市。

塘头村在上述历史潮流下发展起来，从沙河农场到股份公司，大量外来人口来深，产生了巨大的租住市场需求，村民的住房出租，村民收入主要是租金加上股份公司分红，总体而言经济状况不错。

基本上全都是以租房为主，近几年深圳房租一路上升，以前一房一厅只需要400元，现在一房一厅可以租到2300元每月，原住民基本都有房，整个经济生活还是很好。（F14）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社区逐渐成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机构之一，为了推进城市化发展进程，许多城市都往周边乡村进行扩张。毛丹和王燕锋（2006）[20]认为郊区农村的改造与拆迁涉及多方的利益，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复杂且困难的问题。Jose（2008）[21]认为，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和土地权利的双重作用下，社区会引起政治方面或社会方面的纠纷，并深入引起土地纠纷。城中村拆迁引发的纠纷细碎且复杂，被拆迁者经济、生活等方面都受影响，需有合适方式调节，让被拆迁者适应拆迁带来的生活巨变。

关于拆迁，现在还涉及到一些问题，一个是对待这些老人，自己还不算年纪大，对于一些年纪大的应该更主要做好安抚，行动不便的，不要闹出事，让老人家折腾没了。总的来说，这件事还有很多欠缺，也听到有一些上访类的，不要造成恐慌，有些事情应当让人家知情，比如什么时候拆迁，还能待多久，有小孩在读书的怎么处理，要考虑稳定的问题。（M4）

拆迁就像90年代改革开放，会给整个片区带来新的发展，村里面治安、环境也会有很大改善，重建好后，要是小区环境比较好，自己也会考虑搬回到塘头居住。（F14）

我本人是很舍不得这里的，一是对这里的人有感情，都像亲人一样，二是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多少也积攒了些人脉，一拆迁各散西东了，再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又都从头开始了。（M15）

目前关于拆迁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利益冲突博弈、法律制度分析和利益分配等。韦元亮（2016）[22]分析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下暴露的法律滞后性，并提出相关完善对策。金细簪（2015）[23]认为，居民对征地拆迁本身并不持反对态度，更多倾向于愿意甚至期盼。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抵制行为可能是既定利益再分配制度下的博弈关系。

对城中村村民来说，拆迁意味着告别熟悉的生活方式和“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并获得拆迁补偿款。因为拆迁可改善水、电、消防和交通的问题，可以让居住环境变得更好，也符合政府对市容市貌的要求。但拆迁是原住民和政府及开发商的利益博弈过程，希望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秩序化。

3.3 人际关系变迁：盆菜宴与熟人社会变化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人际关系大多数基于血缘、姻缘和地缘，村民间较为信任，注重人情味。正如费孝通（2006）[24]所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各自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这是‘熟悉’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会变迁中，乡土社会受到许多外来冲击，基于地缘、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相处方式逐渐瓦解，封闭的乡土社会在不断变迁。城市化发展，过去的乡村发展成为社区。城市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大多数是基于趣缘、业缘及地缘，人际交往趋于理性化，缺乏信任。刘佳欢（2013）[11]提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居民关系稳定性变弱，呈现 “半熟人社会”现象。塘头村社区是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一个缩影，目前它早已失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生产活动的改变牵动该社区人际交往方式改变。

通过传统习俗节日可以了解当地人际交往的方式。塘头村社区保留较长久及参与人数众多的习俗是重阳节举办的盆菜宴。吃大盆菜是村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流传的习俗，是保留至今的重要聚会方式。盆菜宴是客家人的传统习俗，相当于同姓宗亲聚会。举办盆菜宴由村委会及每家每户共同出资，村里所有原住民都会一起吃大盆菜。盆菜宴当天，所有人早上去东莞祭祖，中午聚集石岩塘头村吃盆菜宴，回到星河街社区塘头村举行第二场盆菜宴，下午还会有节目表演。

随着社区的转型和变迁，即使是对社区居民熟悉的老一辈村民，重阳节盆菜宴依旧会有陌生的年轻面孔。因为很多居民早已搬离塘头村，加之目前塘头村社区多数楼房都是用来出租，社区居住很多外来人口，人口流动性较大。每年重阳节对年轻人而言，可能只是跟随长辈践行村里习俗，自身不会对盆菜宴活动赋予更多意义。总体而言，目前塘头村原住民相互熟悉。

本地村民都是熟人，特别是老同志都很熟，也有交往。以前做基层，办实事，跟大家交往很多，在沙河医院做书记几年，做兼职的工作也接触很多人。现在平时都有电话、喝茶、打牌的方式交流。（M7）

老一辈的普遍都熟悉，但有的还是认得出人，叫不出名字。平时各过各的，你不会来我家，我也不去你家，也没有手机联系，越来越淡了，连对方家在哪里都不知道。（M8）

整个村原住民两千余人，村民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上面提及的重阳节盆菜宴，村里面青少年变化都很大，主要都是通过这个节日来认识。其他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规模的聚会，比如一起喝个早茶，外出旅游，偶尔也会到不同人的家里串门。（M13）

塘头村社区居民重视每年重阳节的盆菜宴，因为它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和文化仪式，联结居民间的人际交往。吴晓群（2010）[25]认为：“仪式是一种手段，社会集团凭借这一手段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身，认为自己是被一个有一致利益和传统的团体所联合一起的人们，会聚在一起并转而意识到他们在道德上的一致性。”不论是传统习俗还是仪式，其本质都是文化传承。通过举办传统节日来凝聚群体间情感并形成集体认同，因此说“只有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26]盆菜宴既是维持本地村民往来的一种方式，又是面对外来冲击的抵抗手段，可更好维系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

4 讨论

4.1 城市化：重构城中村发展

城市社区变迁的明显特征是新的社区形态不断出现，传统社区逐渐消退和瓦解，城市社区类型趋向多样化。许政等人（2010）[27]认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变迁是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包含社区形态、结构和组织等变化过程。影响社区变迁的因素不仅是科技发展、自然环境变化和人口流动，还包括社会制度的变迁。

城中村是我国特定环境下快速城市化的特殊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给城市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也为城市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有其特殊的贡献所在。城中村的发展为原住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带来了房租等经济收入，也为大量涌入深圳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城市化不是简单的过去是农田现在是高楼大厦，而是一个多元化复杂的过程。“村改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制度的改革必将促使城市更新，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就是拆迁问题。

多数塘头村村民支持拆迁，认为拆迁才是城市真正变化的开始并且认为破旧的社区不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且影响市容市貌，需要整改。城市更新是一件好事，在未来，居民的生活条件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有更好的居住环境。但也有小部分村民认为城市更新后新建的楼房可能过高，表示不太喜欢楼层太高。

4.2 历史变迁：重建城中村人际关系

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都是基于地缘、血缘和姻缘。传统农村人际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人情往来”，人们及其家庭形成特定的“人情圈”。[28]传统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小，人际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城市更新导致空间重组，外来务工人员增多，人口流动性大。部分塘头村的老一辈原住民相互熟悉，但年轻人面孔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城市化变迁过程中“熟人”关系网不断被冲击和剥离，人际关系也由传统的乡土熟人关系向业缘、趣缘等新兴关系变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很多塘头村村民会出现不适感。老人表示舍不得离开居住大半辈子的环境，因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和街坊邻里等早已成习惯。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孩子的教育、生活成长和心理健康发展会存在一定影响，孩子适应变化也需要一定时间。

伴随城市化变迁，个体思想观念转变，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逐渐忽略人情的存在。传统“人情”和“面子”观念根深蒂固，它们仍是人际关系理性互动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社区，虽然人际关系趋于理性化，但在新关系尚未确立之前，人情、血缘等传统因子仍发挥重要作用。塘头村社区的本地居民坚持将重阳节的盆菜宴传承下来也是为维系以前的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相处方式所衍生。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回顾了塘头村的历史变迁，探讨了塘头村的城市化过程和人际关系变迁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塘头村的经济、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村改居后社区建设的问题。再者，城市化后居民面临着尴尬的“非城非乡”的困惑身份。村民在身份、居住条件、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上发生重大改变，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慢慢瓦解，但新的生活方式和信任还未建立，尽管村民在身份上是城市居民，但是其思想和生活方式更趋近于村民，城市文明对村民的影响力有所弱化。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味”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农村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但在城市更新过程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容易忽略传统人情的价值和意义。乡村人际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人们交往互动与互利合作过程中依然要留住人情。虽然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其短时间内不会迅速崩溃，因此在新的关系尚未确立之前，人情、面子等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6 研究不足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可深入探究塘头村的历史和人际关系变迁，但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样本不具规模性，样本结论不适合推广至整体，未来需要补充量化资料。因地域限制，本研究以深圳市作为案例，由于其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经济发展历史等方面与国内其他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以后可拓展不同的区域。因受条件影响，未能寻找到男女比例相当的受访者，受访者男性居多，女性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