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君霞， 马丽

(1.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2.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甲午一役后，世人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物”转向“制度”。文明世界的隆替兴衰，绝非仅在造船、工业一时之事，国民智力、道德、教育水准的提高，才是永远成败之端。然时局日急，唯有兴学育才，方为救急之法。兴学之重，首在师资。1897年，盛宣怀创立南洋公学，首办师范院，此为中国师范教育之嚆矢。自此之后，师范教育始终肩负着“革旧习，兴智学”、定“群学之基”的历史重任[1]。“训育”一词最早来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①。19世纪末，经由日本，主要通过公开出版物、教育学者、留日学生三种途径传入我国[2]。师范作为教育之母，其训育有着特殊使命。师范教育的特点，便在师范教育的训育[3]。目前学术界对于“训育”这一主题已有一定的探讨，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民国之后，于清末民初时期探讨较少；在主题上，主要集中于高校训育制度、训育思想或中小学训育方法以及训育课程等的研究。因此，相较而言，对于师范教育的训育研究鲜有提及②。有鉴于此，笔者在爬梳相关史料基础之上，于清末民初时期师范训育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实践进行一定的钩沉，并做出一定的历史评析，最后得出对现实的启示。

一、清末民初师范训育的时代背景

自洋务运动兴办学堂以来，清廷企望培养出精通“西文”“西艺”“西政”的“异才”，以适应时事的需要。然创院虽易，求师甚难[4]。这种“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师资难以满足新式学堂对教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