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日本文化财保护制度中涉及到信仰的有属于有形文化财范畴的建筑、工艺、书迹绘画，和属于民俗文化财范畴的相关文物与风俗习惯。前者着重历史与艺术价值，后者则帮助理解民众生活样貌，具有数据性价值，为信仰相关活动的当代实践开启了不一样的方向。本文试探究日本的文化财保护制度对信仰与当代社会关系的影响。寺庙和神社通过博物馆的设置进行信仰相关文物收藏、展示与教育，成为诠释再现信仰相关历史与文化的基地;而地方设置的博物馆成为祭典节庆世代传承与社会关系扩展的新基地。

1.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1.1文化遗产制度与历史文化书写

今时今日，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与重要性似乎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社会共识。然而，从历史来看，以文化遗产为名的文化实践资历甚浅，仍然充满挑战。文化遗产是伴随着现代化进行而出现的概念。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快速转变，与这股趋势相抗衡的力量认为“历史”与“传统”可以成为客体化的对象，甚至可以加以保护并使其与当代社会产生关联——这种思维是文化遗产概念登场的重要因素。与过去连接、作为认识与记忆过去载体的文化遗产就是这种现代性思维下的一种产物，这种思想贯穿所有类型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成员。文化遗产，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文化遗产内涵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由于经过了必要的选择与诠释，与其说是一种“存在”，不如说是一种“制作”。

有关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认识、范畴与相关基准不断修正，一方面是相关学术领域观念与方法论变化的反映，一方面也是文化遗产制度实践与反省促成的结果。制度的建构与实践过程是一部社会文化史，不但通过文化遗产名单的建置书写了历史与文化，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本身，也成为塑造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无形文化遗产”一方面将民众生活中传承良久的社会实践赋予文化遗产的身份，一方面也在向来“文化遗物论”的遗产论述中，打开“文化生产论”的新观点，认为这种新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在于维系历史感，并有助当代文化与社会的创造力，而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最好方法，就是护卫其在当代社会脉络中的生命力。这种新的论述，更加强化了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1.2文化遗产的保存维护与博物馆

作为将历史与文化客体化最重要的两种当代机制，文化遗产制度与博物馆两者的原则与方法相同，都是通过选择、保护、诠释与教育，赋予特定的对象或对象特殊意义，以生产制作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并成为当代再现过去、连接过去的媒介。文化遗产的保护向来与博物馆密切相关，或是通过成立博物馆来保护，或是采用博物馆概念来管理、运用。而博物馆本身虽然不是文化遗产，但作为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为了公众、为了下一世代而收藏、研究、沟通与教育，也具有和文化遗产相似的意义与作用。

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原本就相当重视与博物馆的关联，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国际公约登场后，博物馆与“新遗产”的关系也很快地受到重视。2004年国际博物馆组织ICOM召开以“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为名的专家会议，讨论博物馆如何对护卫“活的遗产”有所帮助。会议结论指出，博物馆的目的在于记录与维护民族和地区的独特性与创造力。除了有形的对象之外，传统、语言、口述历史、民俗生活与价值观也应该通过博物馆得到认可、维护与促进;博物馆可以收集相关对象、文献、影音与口述历史等档案，为无形文化遗产留下物质性的记录，也可以通过诠释与运用让博物馆成为无形文化遗产社群向外部社会大众展示、说明传统的场所，成为社群之间传承的当代中介机制。博物馆不但是将无形文化遗产客体化的媒体，也能通过当代社群、社会的学习与交流，使得无形文化遗产在当代脉络中重新被承袭而维持其生命力。

2.文化财与信仰文物

2.1有形文化财与信仰文物的搜藏

回顾日本的国家文化财保护政策轨迹可以发现，被称为社寺（神社和佛寺）的神道教与佛教两大信仰系统文化产出的建筑与文物是日本国家文化财保护政策初期的核心对象。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成立于1950年，其前身可追溯到1871年以美術工艺品为主要对象的《古器物保存方》，接下来1897年《古社寺保存法》则以社寺建筑与相关文物为对象，《文化财保护法》的基本模式在此法中已经成形。社寺建筑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备受重视有其历史背景。明治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造成废佛毁释的风潮，引起不安与反动。参加世界博览会认识到古器旧物与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后，明治政府力图阻止这股风潮，积极到各地调查，掌握古物与社寺搜藏状况。同时外国专家费诺罗沙受政府邀请走访各地古寺，鼓吹重视传统文化的信念，并带来西方“美术”观念，新兴日本政府有了接纳保护宗教遗产的合理立场。废佛毁释对宗教建筑与文物的破坏只论宗教意义，而国家的保护政策则以审美的、历史的角度，重新正视了古器旧物与社寺文物的价值。

《文化财保护法》延续、扩大了文化财体系，1950年成立之时的架构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以及埋藏文化财。有形文化财是过去相关政策的延续，不过保护范畴与基准却有了显著改变。在《文化财保护法》之前虽已吸收了西洋的“美术”观念，但基本上仍然延续江户时代以来的“宝物”观——技术精巧而高价的艺术品、身份地位高者的用品与象征之物。而《文化财保护法》有形文化财的类别包含建筑、绘画、雕刻、工艺品、书迹、典籍、古文书、考古资料等，奠定更明确的艺术、历史与学术意义并行的价值基准，这个转向使得在美术工艺品之外有关社寺沿革的历史资料开始受到重视，社寺搜藏的古文书、历史资料与书迹等逐渐地被赋予文化财身份。譬如京都醍醐寺，长年来持续进行典藏整理与研究，并建立数字数据库提供搜寻，有六万多件典籍被指定为国宝。

文化财制度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在于普查、管理与运用的责任。为了搜罗指定候补对象必须广泛调查，尤其是京都、滋贺与四国等文化财集中地区。社寺文物与资料被赋予文化财身份，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如现状保存的原则、不得任意变更文化财指定当时的状态。虽然是私人或宗教团体的所有物，但一旦被赋予了文化财身份，就具有某种程度国民公共财的性质。

2.2民俗文化财与信仰活动的保护和文物的搜藏

民俗文化财制度的沿革较复杂，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成立之时民俗以“数据”的定位进入有形文化财体系，后来由于民俗数据的价值和与建筑、美术工艺品为核心的有形文化财不同，于是1954年将民俗数据独立为一项，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类，前者采用指定制度，后者采用选择纪录制度。不从艺术性、而从其数据性价值为着眼点。有形民俗数据包含十项：衣食住、生产生业、交通/运输/通信、交易、社会生活、信仰、民俗知识、民俗艺能与娱乐游戏嗜好、人的一生、年中行事。无形民俗数据则在此基础另加上“口头传承”共十一项。1975年“民俗资料”变更为“民俗文化财”，维持有形与无形的分类，有形的对象延续原来的架构，无形的对象修正为风俗习惯与民俗艺能两类，同时导入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指定制度。国民文化本质论与形式保护有用论，是无形民俗获得文化财身份、并得以成为指定对象的关键，无形民俗文化财的风俗习惯，包含“生产、职业、人生、仪礼、娱乐、竞技、社会生活、年中行事、祭礼”等项目，这个分类意味着从风俗习惯的角度来定位信仰与祭礼。

日本的民俗文化财分为有形与无形两个系统是一大特色。有形、无形民俗文化财体系的成立，一方面使得信仰有关的风俗习惯成为无形民俗文化财的对象，例如祭典与节庆;一方面使得信仰相关的器具、道具等对象以有形民俗文化财的定位受到保护。例如，京都祇园祭山车本体与其上金工、漆艺、染织等装饰工艺品，这些对象被认为承载祭典的历史，同时也是维系祭典特定审美形式、传统技术的关键，以一组有意义的对象被赋予有形民俗文化财的身份，有善加管理与保护的责任。

3.信仰的博物馆

3.1信仰、文物与博物馆

1897年《古社寺保存法》的施行，渐渐促使日本的寺庙或神社设置宝物馆、灵宝馆来保护管理相关文物、文献与典籍。但早期的宝物馆定位接近仓库，除了配合信仰相关活动外也鲜少开放，而依据《古社寺保存法》被赋予宝物定位的社寺收藏，有义务要提供博物馆展示，譬如京都国立博物馆与奈良国立博物馆就是为了展示两地社寺宝物而设。

近年也有不少寺庙神社自行兴建、设置博物馆，如佛教名剎的平等院、东大寺、兴福寺，以及位于日本神社系统之首的伊势神宫。平等院是佛寺设置博物馆之首，提出“寺庙博物馆”的概念，指过去由于信仰活动而存在的寺庙，在信仰的社会功能逐渐转型之际，将寺庙视为博物馆，从文化史的角度为寺庙与当代社会建立新的连结。平等院的博物馆“凤翔馆”设立于寺庙境内小土丘后方，并不影响平等院的整体景观。凤翔馆收藏、展示已经无法长期曝晒于自然环境中的佛像雕刻与金属工艺，使得观者能在一个控管得宜的场所中欣赏这些重要的美术品。凤翔馆也进行收藏研究，包括历史、文化意义与原本的形式色彩等。位于奈良的东大寺、兴福寺也前后设立博物馆，其博物馆成为寺庙境内的文化中心，进行原本信仰活动中不曾注意的研究、展示与推广活动。由于文化厅可以补助有形文化财的所有者设置相关保管与维护设备，这三个寺庙博物馆以文化财保护管理设施的定位得到文化厅的补助。寺庙聘请美术史、文化史的专家为博物馆工作，同时也鼓励僧人到学院进修，包括美术史或文化史以及博物馆学的知识，得以协助博物馆工作。

历史意识强烈的伊势神宫很早就拥有三座博物馆：农业馆、征古馆与美术馆。而2013年成立的迁宫馆展示了伊势神宫最富盛名的二十年迁宫活动的历史与流程，包括建造神宫与制作奉纳品的工匠技艺。每二十年一次的迁宫仪式是伊势神宫信仰的核心，也是长年来维系信仰者向心力的关键。迁宫仪式长达一年，规矩繁多细腻，而大部分都具有神圣性格不对外公开。迁宫馆打破这种原则，包括以模型展示一般不得进入的神宫建筑配置，以及不少原本不对外公开的仪式与用具，都一一在馆内解密，使得观者得以认识这个连续千年、细腻而复杂的社会实践内涵。伊势神宫增设新馆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以往的信仰参拜者之外，培养文化的参拜者，以建立神宫信仰与当代社会的新关系。

3.2祭典、博物館与地方社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保护非遗应以“社群”为主体，保卫那些可能消失的人类创造力，促成社会合作，提供历史连续感。相较于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强调对当代社会关系、文化创造的贡献，而博物馆正是可以协助地方社会达成目标的媒介。

京都祇园祭、长滨曳山祭、秩父祭、大津祭等山车祭，是日本民众信仰活动的代表类型，也都是国指定的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为表达对地方神社奉祀神祇的感谢，由地方社群自主动员，展开包含仪式、表演、绕境等多样展演活动。在历史演变中，从献神活动的定位，逐渐转变为人与人（社群之间、社群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交流活动，具有高度的展演性，并反映了不同地方社会的审美、品味与经济能力。这些祭典中山车的工艺装饰，金工、雕刻与织锦等都是一时之选，因此山车也被称为行动美术馆。而京都祇园祭的屏风祭由于展出小区或家庭收藏的珍宝，也被视为具有町文物馆与家庭美术馆的性质。持续举办的祭典使得地方累积了一批有意义的收藏，但这些祭典的地方社会在今日成立的会馆或博物馆却不是以这些收藏为核心。这些与祭典有关的珍宝在过去原则上是一年只出现一次，随着祭典结束也收纳入库，正是这种罕见性为祭典添加了可观性。因此，以物为中心、常时公开的博物馆其实与祭典的传统规矩有所抵触。这些地方社会成立会馆或博物馆一方面要创造一个社群面对外部社会的新公共空间，一方面要塑造一个社群内部世代传承的新机制。由于文化财的身份使得祭典具有公共财的性格，也创造了新的观众，也就需要一个在祭典期间之外也能常时展演的方法。秩父祭会馆的设置是当地旅游局为了增进地方观光魅力的提案，最初遭到祭典社群的反对，认为将信仰活动作为旅游观光资源不可取。但社群的原则和地方社会的共同利益逐渐磨合结果，双方达成平衡点：有现代设备的会馆可以达到更好的管理维护之效，而通过影像展示创造常时存在的祭典形式也有助于社会大众增进对祭典的了解，强化社群荣誉感。

祭典的世代传承有赖地方社会稳定的内在结构与共享的价值观。社会结构、生活形態的改变对祭典的传承带来不小影响。作为地方教育机构的博物馆，也能补足社群内部世代传承条件弱化的问题。长滨的曳山博物馆由传承社群发起而设置，和秩父祭会馆一样延续了原本仓库的功能，并且兼具开放性质与展示功能，创造出常时存在的祭典展演形式。此外还举办特展介绍相关历史与活动，甚至将原本非公开的、也无公开需求的山车修理活动设计成博物馆的展示装置。长滨还积极利用曳山博物馆作为当地孩童认识祭典的场所，也让孩童在博物馆里演练祭典期间表演的歌舞伎。博物馆中的祭典，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祭典另一种形式的再现，而是地方社会文化财保护实践的总合展演，加强了祭典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结论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文化遗产制度促成了调查与管理体制的建立，艺术与历史诠释角度的成立，也强调了公开与推广教育工作的必要性。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文化遗产行政推广，“信仰”扩展出艺术、历史与文化的遗产定位，文化财的管理与公开也逐渐从国家的责任转为宗教法人藉以联系当代社会的媒介。社与寺，从过去生活的文化基地、概念中的文化博物馆，在文化遗产制度之下转化为当代的文化遗产中心。

注释

1郭冬梅.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与国家神道[J].日本学论坛，2007（03）：49-54.

2赵汉生.姜丽荣.简介日本无形文化财的保护方法[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00）：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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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思涵.日本文化财制度下民俗文化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学术，2019，11（02）：190-200.

5陈志勤.论作为文化资源的非遗利用和管理兼及日本的经验和探索[C].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2011：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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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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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康保成.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保护意识及文化遗产学学科化问题[J].文化遗产，2011（02）.

作者简介：齐榕（1998-），女，中央美术学院，本科四年级，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