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希姆·利恩哈特 刘黎/编译

在墨西哥坎佩切州尤卡坦半岛，“为地球植树” 基金会植了630多万棵树。第一片植树区域位于一块洼地，在遭遇飓风后被淹没，很多树都死了。

水中的树木

“这里有我们在墨西哥种下的第一棵树。”23岁的菲利克斯·芬克百纳说。一块林中空地边有四间粉刷成白色的棚屋，印着德国“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图标的海报上写着“欢迎”。

这个基金会决定用植树来对抗气候变化。这是菲利克斯九岁时想到的，在其父弗里特约夫的帮助下，逐步发展为一个有30多名员工的基金会，有9万多个孩子作为基金会的气候大使活跃在75个国家。五年前，父子俩共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植树造林项目”，目标是在全世界植1万亿棵树，以预防气候灾难。媒体将菲利克斯·芬克百纳尊为“最富影响力的100个德国人”之一。

这里是尤卡坦半岛南部，距离危地马拉边境100公里，计划种1亿棵树。根据基金会数据，每15秒种一棵。“那里有100万棵。”菲利克斯指着不远处说道。只见一艘小船在水面摇晃，岸上有几棵瘦瘦的小树，水中稀疏地伸出弯弯曲曲的树枝，举目皆是死掉的梓树。这个今年一月底看起来像个湖泊的地方，就是基金会的第一块植树区域。这里已被淹没近半年，水深约两米。“水退去后，我们才能看到有多少树还活着。”菲利克斯说。他担心它们全都不能幸免于难，“每棵树都意味着某人捐赠的一欧元，它们都该活下来。现在这样真让人难过。”

洪水也动摇了人们对基金会的信任。去年十二月德国《时代周报》报道被水淹没的种植园后，植下的树木死掉的事情才为世人所知。那之前，“为地球植树”基金会一直向捐赠者许诺“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对基金会工作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主要集中在创始人家庭独断专行、暴力决策，“植树救世”理论科学基础薄弱，植树过程缺乏专业指导，植树成果难以验证。

决策结构的缺陷

目前德国约有2.4万个合法的基金会，每天都会新成立大概两家。这一行业如此繁荣，也是因为人们对教堂、国家等权力机构的信任逐渐破灭。“基金会有神圣的光环，每个人都认定它们是做好事的。大家都知道，气候变暖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突然有个人表示愿意接受挑战，并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会带领你们走出困境。于是，人们开始无条件地相信基金会。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基金会里做事的也还是人。”曾在“为地球植树”工作的罗伯特·布鲁姆（化名）说。

“为地球植树”基金会成立于2011年11月。父亲弗里特约夫是基金会创始人和主席，儿子菲利克斯成年后接任主席一职。董事会成员除菲利克斯外只有两人——尼泊尔活动分子萨加尔·阿亚尔和基金会捐助人米夏埃尔·杜拉赫。杜拉赫是德国最大的芥末生产商，也是这家人的朋友。而负责决策的基金会委员会成员只有菲利克斯25岁的姐姐弗兰西斯卡和他们的母亲卡洛琳。

“这个家庭总是占据多数，拥有否决权。”基金会前经理布鲁姆说，“这样，根本不会出现讨论。他们想要完全的权力。”

弗里特约夫表示，建立这样的领导结构是有目的的。“我退休后，基金会走向崩塌的风险很大。所以，我必须陪着它，直到它羽翼丰满。应由我们决定方向，这很重要，毕竟这里有我们的很多心血。”基金会的这种领导结构也符合法律规定。“这样可能并不道德，但弗里特约夫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许可范围。”布鲁姆说。

菲利克斯·芬克百纳站在被淹没的洼地边。

而墨西哥分会的成立文件中一次都没提到德国的“为地球植树”基金会。“根本没有监管委员会，这就为资金滥用打开了大门。”税法专家米夏埃尔·斯托贝尔说。尤其是，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将分会资产转交给其他公益组织。

薄弱的理论基础 

2011年2月2日，在国际森林年开幕式上致辞时，菲利克斯第一次呼吁世界种1万亿棵树。弗里特约夫说他们是在飞机上想到“1万亿”这个数字的，“所以首先必须得证明，这么多的树都能在地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给出证明的是英国生态学家汤姆·克鲁瑟，他目前是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教授，研究重心是微生物学。他利用卫星图像扫描全球，寻找树木和空地，随后发布统计数据，称地球上有足够多的地方再种1万亿棵树。

“那是当时世界上引用率第三高的研究，甚至排在NASA关于火星上有水的研究之前。”弗里特约夫说，“然后我们只需要证明，1万亿棵树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而这也要归功于克鲁瑟。芬克百纳一家助他获得德国联邦经济合作部发放的将近120万欧元资助金，研究植树造林的减碳潜力。经计算，克鲁瑟得出，目前人为制造的二氧化碳中有2/3可被这1万亿棵树吸收。联邦经济合作部虽然强调植树造林对于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仍表示该研究有着令人遗憾的缺陷——可支配土地的潜力、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和能存活的年数都被明显高估了。

共有五位专家在《科学》杂志对克鲁瑟的论据发表了批评性评论，称其在科学上是错误、有害和富有誤导性的。“用这样一种简单和少有争议的措施来纠正两个多世纪工业发展的大部分后果，听起来就像做梦一样。”波茨坦气候后果研究所教授斯特凡·拉姆斯托夫说，“那些梦想着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气候保护人士对此自然是热烈欢迎。遗憾的是，这种好事不会是真的。”

拉姆斯托夫也支持种树，并且相信植树造林的意义，“但在这里，植树的积极影响被大大高估了。参与其中的有些专家显然对地球系统碳循环了解甚少。”这位气候研究者认为这是“思维错误，过分乐观，过分夸大，致力于制造轰动效应”。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棵树要长50年才有储存碳排放的潜力，很多树在此之前就倒下了，成为干旱或小虫子的牺牲品。”

对此，弗里特约夫说：“不管1万亿棵树是吸收了1/3还是2/3的碳排放，它们都是赠予人类的礼物，给了人类缓冲的时间。”

在受到关于科学基础的猛烈批评后，“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减小了对植树造林影响力的宣传力度，称之为“对抗气候变化的最有效工具之一”。“每次讲话我都说，不减排不行。”菲利克斯说。但是当然，也不能没有他的树。他想在墨西哥22344公顷的项目土地上种1亿棵树，但当地的森林专家表示，这里并非基金会所宣称的“退化的森林”，而是大部分上面本来就种着树。

大型公司很愿意向“为地球植树”基金会投入资金，通过捐赠来获得基金会的减碳图标，实现“绿色洗白”，逃脱公共压力。墨西哥有一片专门的捐赠者森林。德国连锁超市Rewe在那里捐赠了150万棵树，有机食品品牌Alnatura捐了105万多棵，巧克力品牌Ritter Sport捐了27万多棵。基金会还颁发减碳证书，实现了从组织到商家的变身。比如它购买欧洲权威测试机构TüV认证的气候保护项目证书，证明其工作实现了减排。这些项目有的安装沼气发生装置，有的在印度用太阳能电灯替换煤油灯。减排的每吨二氧化碳在证书上相当于一欧元。公司付钱，就可以自认为实现了碳中和。

备受质疑的选址

“为地球植树”在墨西哥投资的22344公顷项目土地中，约一半是买的，其他是从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联盟“合作农场”那里租的。全部土地都位于坎佩切州，是当地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一个是国家保护区巴拉姆库，另一个是联合國承认的生态禁猎区卡拉克穆尔，这里有尤卡坦半岛保存最完好的森林。

基金会原计划将墨西哥的土地用作林业经济。“17年后，第一批树木就可收获，加工成家具材料。”2013年，基金会还这么说。对气候而言，在树死掉之前收获完全有意义，因为腐烂的树会将它吸收的二氧化碳重新排回空气中。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因为虽然弗里特约夫相信这一理念，菲利克斯却决定绝不砍伐一棵树，因为一家砍树的植树造林组织很难向捐赠者交代。

墨西哥分会主席劳尔·赛迪纳表示，实际上，不久前被水淹没的那片低洼林地本该成为示范区。他们故意选中这块地，是为了在图片上展示植树前后的对比效果，只是没人料到会刮让此地置于洪水之下八个月之久的大飓风。“如果没有发生洪灾，就不会闹出如此轩然大波，让基金会招致如此批评。”赛迪纳说。

“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在德国对捐赠者所宣传的和他们在墨西哥实际做的自相矛盾。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美洲3号”。这块超过1万公顷的土地是基金会所有地皮中最大的，占全部项目面积的近一半。2019年的植树报告中写着：“植树造林项目预计于2021年开启。”实际上，这个组织早在2015年购买地皮后就委托林业工程师制订了收获可用木材的计划，相反却至今都没有申请植树造林的许可。

“他们不可能获得植树许可。”卡拉克穆尔生态禁猎区负责人约瑟·莫拉勒斯说，“这里是最高级别的保护区，一切都由墨西哥政府决定，永远不可能随便种下任何一棵树，更别说砍掉一棵树了。这里的一切都要交给自然，草木必须自由生长，森林最多只可供研究和教学用。”

弗里特约夫默默收回了2019年他要在这片土地上植树的宣言。“我们知道这是一块自然保护区。我们从未计划在这里植树。”他表示，他想将这里变成保护森林的典范，而“保护森林比植树造林更重要”。他还热情地提议，将来富人应更多地强调自己投资的森林面积的大小，而非财富的多少，“我们应该弄一个‘福布斯森林榜，来激励富人积极为人类的未来投资。”

“为地球植树”基金会的幼苗培育中心

缺位的专业指导

气候活动分子和林业科学家们通过邮件向弗里特约夫提了很多问题，并在推特上公开。为何“为地球植树”基金会恰恰选中了墨西哥？为何是在该国森林保存得最好的半岛南部？对此，弗里特约夫没有给出答案。“我对树木一无所知。我是个商人，只知道管钱。”弗里特约夫说。他派房地产专家劳尔·内格雷特负责选址。内格雷特将墨西哥的轮廓和墨美边境画在一张纸上。“出于安全原因，我们决定去南方。”他说，“越往北，贩毒集团越猖獗。”

“半岛北部有数十万公顷被砍伐的森林，非常适合用来植树，基金会选中的却正是最不适合植树造林的地段。”69岁的贝恩德·诺伊格鲍尔对内格雷特的解释感到吃惊。诺伊格鲍尔曾在弗莱堡大学执教多年，现在为德国国际合作协会管理在墨西哥的植树造林项目。他的项目基地位于“为地球植树”基金会以北约300公里的地方，拥有整个半岛最高的一片森林。30年前，他就已经在一处玛雅人旧址植下了第一批桃花心木。目前，他为墨西哥植树造林项目“播种生命”培训领导人才，整个半岛的十几万农民都能从中获益。诺伊格鲍尔很奇怪为何弗里特约夫和“为地球植树”基金会从未联系过他。“我们在德国就认识，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然而，他们避开了专业指导，显然是想独自行事，不想接受监管。”这位林业科学家说，“熟悉当地情况的森林专家会提醒他们，如果将洼地作为首选植树区域，就可能不得不面对肆虐的洪水和漫长的干旱期。”

内格雷特派他建筑工地的前员工埃尔德尔·克鲁茨管植树。弗里特约夫自己都说：“和我一样，埃尔德尔对树木一无所知。”内格雷特需要的只是一个他能完全信任的人，无法理解为何还要请教专家。他说：“谁能料到我们一年会遇到六次飓风和如此多的降雨呢？”

面对批评，弗里特约夫说：“我们一直在充满感激地学习，努力寻找正确的道路。你们得允许我们犯错。你们现在使劲鞭笞我们，不光我们，整个植树运动都会一损俱损。”

近几十年来，诺伊格鲍尔清楚地看到墨西哥政府的植树措施如何一步步走向失败，因为整个过程强调的都只有将树木种入土中。他估计树木的存活率只有2%。墨西哥国家森林委员会的阿尔贝托·纳瓦说，仅仅坎佩切州每年非法砍伐的森林面积就多达2.2万公顷，主要是用于牧场。“只有考虑到当地人的利益，森林才能存活。”诺伊格鲍尔说，“农民必须能依靠森林生活，否则他们没有兴趣保护森林。”

无法验证的成果

基金会原本定下目标，到2020年种下1万亿棵树，目前芬克百纳父子已将之延期至2030年。到2020年在墨西哥种下1亿棵树的目標，至今都还遥不可及。根据他们自己的计数，那里已经种下630多万棵树，至于目前还有多少活着，则是个未知数。

毕竟，谁会数那些树呢？谁有钱、有时间、有人力去验证植树成果呢？布鲁姆说，他很早就知道这个问题。有一次，快到两年的短期计划期限时，基金会给马来西亚一所中小学的校长汇款10万多欧元。“然后他就会申报相应数目的树木，发张照片和有村长签名的凭证。”布鲁姆说。而像这样的来自远方的消息总被基金会作为植树成果发布。弗里特约夫也承认已被这个问题困扰多年，但不知该从何得知真实数据。然而，让数据可核查，本就应该是“为地球植树”基金会的明确目标。

1.菲利克斯（左）在检查幼苗。2.劳尔·内格雷特将植树造林项目的选址定在墨西哥森林保存得最好的半岛南部。

同样在墨西哥植树造林的贝恩德·诺伊格鲍尔对“为地球植树”基金会的行事方式表示怀疑。

对此，菲利克斯说：“可能我们很快就要为每棵树收取超过1欧元的捐赠额了。”“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大使、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要求对他植树造林项目中的每棵树收取6欧元的捐赠资金，以便出具可信的数据并补种死掉的树木。有些基金会成员甚至要求为每棵树收取高达69欧元的捐赠款。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植树造林组织越来越多，“为地球植树”不得不和它们争夺捐款。如果名声受损、信任不再，基金会可能会面临一场生存危机。部分大捐赠者为维护自身形象，已经决定撤资，转而关注其他环保项目。“为地球植树”基金会如何消除重重弊病，赢回信任，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编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