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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与金钱

2021-06-11□Kyle/编译

海外文摘 2021年6期
关键词:大家族危地马拉寡头

□Kyle/编译

寡头崛起

卡斯蒂略家族称霸中美洲已经500年了。家族起源可以追溯到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那辈,他曾跟随统帅埃尔南·科尔特斯参与西班牙在中美洲的征服战争,还撰写了征战相关的编年史。在“赐封制度”下,西班牙君主将如今的危地马拉赐给卡斯蒂略,赋予他控制封地内所有非基督徒劳工的权力。1886年创立中美洲啤酒厂后,卡斯蒂略家族财富激增。过去几十年里,这家啤酒厂一直在国内处于垄断地位。企业逐渐分化为两家独立的大型集团,把业务扩展到了咖啡、糖、金融、游乐场和百事可乐瓶装等领域。

约有3300万人居住在中美洲“北三角”地区,即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在他们心中,像卡斯蒂略这样的家族是特殊的存在。几十年来,萨尔瓦多人口中流传着主宰本国命运的所谓“十四大家族”。危地马拉人老生常谈的是“八大家族”,洪都拉斯的版本则是“五大”。到底多少个我们不得而知,但隐于这些传说背后的社会不平等与停滞不前却并非虚构。

中美洲大家族在当地人心中是特殊的存在。

在这里,贫穷与暴力肆虐,脆弱的政府无力解决。北上的移民大潮像是被绝望压力冲开的排气阀。家族企业全球可见,但很少有企业能够像中美洲家族在“北三角”一样,独霸一方却不被信任。该地区尚无一家家族企业公开上市。多数企业非常隐蔽,没人知道它们的老板到底多富有。

经历了内战、军事独裁和民主政府,中美洲大家族在该地区的关系网依然牢不可破。虽然很少有家族像卡斯蒂略那样,如此长久地掌握着财富和权力,但如今尚存的家族,多数至少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

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西班牙殖民者将土著农民的劳动产品如靛蓝染料和银,卖给自己的祖国。但直到19世纪当地咖啡问世,农产品出口才走向繁荣。最富有的家族说服政府通过法律将公有土地交到他们手中。此外,“流浪罪”相关规定迫使土著农民每年必须劳动半年,任何形式的抵抗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洪都拉斯不太一样。在20世纪早期,这里的主要农作物不是咖啡,而是香蕉。出口由外国人管控,像“联合果品”这样的公司以修建港口和道路来换取土地。结果是,国内没有出现农业上层阶级,无怪乎洪都拉斯人中间流行着一个笑话:“我们穷得连寡头都养不起。”

如此畸形的社会契约注定不可持续。到20世纪中叶,民众起义已经非常普遍。洪都拉斯的香蕉园工人频频罢工。1944年,危地马拉人民推翻独裁统治,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民主试验。但民主的火焰被美国中情局策划的政变熄灭,危地马拉陷入了长达36年的内战。1979年,一群萨尔瓦多士兵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旨在打击农村地区日益壮大的游击队。一旦国家陷入冲突,精英阶层就逃向国外。

引发争议

上世纪90年代,中美洲迎来和平时期,“北三角”地区的经济因而更加活跃。数百万内战时期外逃的移民开始向家乡汇款。家族经营的购物中心和酒店拔地而起,商业和旅游业得以发展。在洪都拉斯,许多精英家庭开始发财致富。地主家庭与其他家族联姻,从农业界进军商界。工商业在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最为繁荣,这个道理让大家族在衡量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

贫穷国家普遍存在的大型家族企业“是典范还是寄生虫”这一问题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辩论。一些人指出,它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贡献了许多税收。不少寡头大谈特谈自己肩负着利用手中权力让百姓过上好生活的道德责任。有人还感到,在一个不乏坏人的地方,自己被妖魔化实在有失公允。

其他学者辩称,家族企业既是弊政的症状,也是成因。在善治之邦,成功的企业往往以产品质量上乘闻名,且精而专。但在治理不善的地方,政治关系说了算,拥有这个法宝的企业能够把触手伸进多个不相关的行业。如此一来,小型企业被排除在外,中产阶级也没法诞生。

一旦树大根深,家族企业就可以进一步左右规则。萨尔瓦多不征收财产和遗产税,是富人的天堂。尽管有几次想要提高,但危地马拉的所得税最高税率还是维持在了7%。最近一次努力是在2010年,胡安·阿尔贝托·富恩特斯为此辞去财政部长一职,还对“八大家族”族长在总统办公室待的时间比自己长而大为光火。

寡头们的意见依然可以决定重大事务。2009年洪都拉斯军事政变得到了多数势力最大的家族的支持。多年来,联合国支持的“反逍遥法外国际委员会”(CICIG)一直在危地马拉调查政府丑闻和军事侵略的问题。不过,但凡涉及到来路不明的政治献金时,寡头们便会强烈反对继续调查。该组织最终于2019年解散。

大家族们各怀心事。与古老的咖啡家族相比,后富起来的工业家族往往更愿意接受改变。仰赖与政府合作的企业,比如航空和建筑公司,则巴不得投身每任总统的怀抱。危地马拉的寡头们素来以保守主义闻名。“比起危地马拉商人,我们的企业家看起来就像旧金山的弄潮儿。”一名萨尔瓦多人调侃道。

许多家族因为贸易保护主义致富。当政府将国外竞争者拒之门外时,他们可以向本地消费者收取更高的费用。全球化的到来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对他们造成多少损失。外国公司需要本地合作伙伴,寡头们也能打通关系。像汉堡王、希尔顿和飒拉这类跨国公司,最后都将特许经营权授予本土企业。在萨尔瓦多,家族企业把银行、超市、啤酒厂和烟草农场卖给跨国公司,所得资金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

命运难测

有迹象表明,大家族在中美洲的支配地位将被削弱。首先,家族企业的继任问题不可避免。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往往缺乏奋斗精神。此外,姻亲和表亲令家族规模进一步扩大,也让权力斗争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名商人说,如今大多数家族都聘请顾问来应对代际变迁。他的孩子们在他们16岁生日时签署了一份“家庭行为准则”,承诺行为良好、财务独立。他们进入家族企业的前提是,取得两个学士学位,在别家企业工作五年。

民主政府和犯罪滋生也让寡头们不太好过。将军、黑社会和政客你拉我拽,织出一张网,裹住了危地马拉。老牌家族企业想保住声誉,不仅要避免与黑社会产生瓜葛,还要保障自己在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中立于不敗之地。CICIG2015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危地马拉3/4的政治献金与腐败、毒品走私有关。企业家支持的奥斯卡·贝尔赫于2003年赢得大选以后,就未曾有过一位“亲商”候选人进入危地马拉的总统决选。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萨尔瓦多,企业家拥护的总统候选人在2005年以后的选举中都败下阵来。

在洪都拉斯,有百年历史的两党制催生出强大的政治阶层,没有多少余地留给大家族。但毒枭的影响力却有所增长,尤其是在2009年政变以后。大多数老牌商业家族远离毒资,但一些政客不一定如此。

萨尔瓦多的精英阶层腹背受敌,或许是因为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民族主义共和联盟”一直败选。2009—2019年,左翼总统执政,接着是富有但不属于老牌家族的“80后”纳伊布·布克莱。布克莱集中权力,与一些顶尖的家族结成同盟,同时削弱其他家族。

中美洲领导人如今发现,拒绝大家族比以前容易多了。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政客施行损害经济的封锁政策,并没有受到很大阻碍。布克莱计划通过一些为大家族厌弃,涉及养老金、水资源和税收的法律。

随着大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日渐消退,或许他们会慢慢认清廉政的益处。毕竟在这个受腐败和煽动诅咒的地区,想要正本清源的政客仍然少不了寡头们的支持。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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