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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壮歌

2021-06-11朱杰全军

上海故事 2021年5期
关键词:员工福利特务工友

朱杰 全军

在位于国江路停车场 “公交三烈士”广场内,耸立着一座白色雕像,苍松翠柏见证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1949年2月17日傍晚6時,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地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人押赴刑场实行枪决。凛冽的寒风中,三位烈士迈着坚定的步伐,面对敌人毫不畏惧……

暗夜明灯

1947年的一天夜晚,在上海西宝兴路的一间房子里,灯火通明,外面,却看不到窗子上的一点光亮,因为窗户上罩了毛毯。

房子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学者正在黑板上画一幅草图。画完,他清晰有力的语声响了起来:“这个图就是车轮上的轴承。轴承的英语怎么说呢?”

一位名叫王元的汉子回答:“白拧。”这话顿时引起一片哄笑。一个俊秀的年轻人笑着纠正:“是bearing。”

这位学者,是从重庆来到上海的机电专家,章名涛教授。俊秀年轻人,是章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教的学生,名叫钟泉周。这师生二人,奉党组织之命,由重庆秘密来到上海,配合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为解放上海做准备。

在章教授的帮助下,钟泉周进入上海公用局电车公司的汽车修理保养场,担任技术员。师生开办了个夜校,帮助工友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传播进步思想。

夜校的地点就选择在钟泉周的家里。这也得到他的妻子胡馥英的支持:“咱们有两间房,一里一外,外间就做课堂。这样,就不怕告密了。”

职工夜校就这样开课了,章名涛教授讲解汽车零部件知识,钟泉周讲述革命形势。夜校很快得到了工友们的认可。

由于汽车零部件基本要靠进口,附带的说明书都是英文,所以章教授附带着教起了英文。工友们平时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面对拗口的英文,觉得难如天书。工友顾伯康就说:“章教授,我们都是贫苦人出身。拿我来说吧,从小在木器行里当伙计,后来当了国民党汽车团的驾驶兵,因为看不惯他们发动内战打自己人,才开起了公交汽车。我底子太薄,不学英文行吗?”

王元也说:“我一天书都没念过,不像钟老师,上了那么多学,我学这个太难了。”

钟泉周一直坐在角落里听着,这时候他站了起来:“那我也说说自己吧。我家里也穷,小学没念完就回家了,后来在一家书店打杂,可我一有空就看书,后来才靠自学考上了西南联大。你们有章教授这样的好老师,比我可强多了。”

这话一说,工友们的心稳定下来。钟泉周趁机说:“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来建立了新中国,上海的公交汽车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再也不用受国民党特务和黑心老板欺压。”接着,他就向大家讲起了革命形势,听得工友们眼睛里都闪闪发亮。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叫卖声:“香烟、香烟、老刀牌香烟!”这是在外面放哨的工友发出的紧急信号,有特务来了!钟泉周当即打开后门,掩护工友们火速离开。当章教授也要出去时,前门被踢开,一帮穷凶极恶的特务闯了进来。

化险为夷

钟泉周这房子,是里外两间,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特务们一脚踢开了前门,一看外间,空无一人,又气势汹汹冲进里间,只见里面有三个人。

床上,一位不停咳嗽的年轻女人正伸出胳膊,请一位中年人诊脉。特务们一闯进来,三个人六只眼,都惊愕地看过来。

领头的特务,是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丁慰堂。他盯着三人,恶狠狠地说:“我们接到密报,有很多可疑人进你这个屋子了。说,他们去哪里了?”

病人丈夫,也就是钟泉周说:“哪有什么可疑人,我这是请了医生给我太太看病。她病情严重,去不了诊所。”

原来,后门开在卧室衣柜那里,当章教授正要出后门的时候,特务已经在外间破门而入,如果继续出去,一定会被发现后门的。于是,章教授果断退了回来。这时,胡馥英灵机一动,躺在床上装病人,章教授和钟泉周立刻配合,合演了一出戏。

丁慰堂仔细打量卧室,发现只有衣柜能藏人,就过去检查,但衣柜里空空如也。他又让小特务搬开衣柜,检查后墙,也没有暗门。难道密报有误?丁慰堂小眼睛一扫,发现窗户上遮挡着毛毯,不由疑心大起:“就现在这天气,遮窗户干什么?是不是心里有鬼?”

钟泉周镇定回答:“我太太这病,见不得风,又怕光,所以,唉——”他还故意叹了口气。

丁慰堂看向章教授:“你说,她得的是什么病?”

章教授不慌不忙地说:“结合病人的脉象看,应该是肺痨。这病要当心传染。”

一听这话,丁慰堂和他手下的小特务都吓了一跳,急忙后退。但丁慰堂还不死心,又追问一句:“那这个病怎么治呢?”说完,他的两只小眼珠紧紧盯着章教授。

章教授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这是肺阴亏损型,该用的中药有:沙参、麦冬、天冬、生地、百部,等等,我还是开方子吧。”说着笔走龙蛇,真的写起了方子。原来章教授年轻的时候,还真学过中医,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丁慰堂见挑不出什么毛病,正想垂头丧气地回去,忽然,他的小眼睛又盯上了衣柜,又走了过去:“我总觉得这个衣柜可疑!”

就在这时,就听“哇——”的一声,胡馥英吐出一口血来。章教授急忙说:“都后退,这血传染性极强!”丁慰堂暗叫一声倒霉,带着手下人匆匆走了。

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钟泉周与章教授相视一笑。原来,后门没在后墙上,而是衣柜上方天花板上的一个开口,这时用和天花板同样颜色的木板挡着,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忽然,钟泉周又担心地问妻子:“你怎么会吐血呢?”胡馥英一张嘴,里面竟然是鲜红一片:“我把自己舌头咬破了,不然,还真骗不过这帮狗特务。”钟泉周心疼之下,一把抱住了妻子。

这件事一发生,说明特务已经盯上了这里,夜校是不能开了,人也会有危险。第二天,中共地下党员吴兆森找到章教授和钟泉周,让他们去北平。两人都不愿意走,钟泉周说:“黎明前是最黑暗的,这里最需要我,我不能离开。”钟教授也不愿意走,钟泉周反倒劝起自己的老师来:“您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电机工程专家,未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您应该到建设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他,于是,章名涛教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登船离开了上海。

再说钟泉周,在开夜校时,他发现工友王元和顾伯康两位思想觉悟高、为人可靠,就注意培养,当时机成熟后,带领两人去见吴兆森,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钟泉周身边又多了两位最可靠的战友。

罢工风潮

1948年的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就连钟泉周所在的电车公司,工友们的生活也出现了困难。

这天,王元和顾伯康闯进了钟泉周家里。王元呼哧呼哧直喘:“泉周,今天公司找司机和售票员开会,要解雇125名售票员,还有76名司机!”

“怎么,你们两个被解雇了?”钟泉周不安地问。

顾伯康说:“那倒没有。可是被解雇的那些工友怎么生活啊?”

三人商量对策,王元提出要去社会局请愿。钟泉周思考了一下,摇摇头,又点点头:“不能去社会局,我们要去更大的地方,兵分两路。”说着,他就在两个战友耳边低声说起来。

1948年7月7日,钟泉周、王元带领公交职工们分别坐上44辆公交车,来到江西中路包围了市政府进行请愿,要求当局不得解雇工人。另一路,由顾伯康带领工人来到公司所在的公平路大礼堂,用粉笔在墙上书写“我们要吃饭”,张贴“我们要工作”“反对无理解雇”等标语,号召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队伍。

国民党市政府派出公司员工福利会的头头,来安抚工人们。为首的,竟然就是那个特务丁慰堂。原来,在军统,他就负责这一区。见了钟泉周,丁慰堂立刻认了出来:“又是你?说,你是不是受共产党指使的?”

钟泉周回答:“我是受被解雇的工人指使的,倒是你们员工福利会,为什么总是替资本家说话?”

丁慰堂无言以对,员工福利会的人开始假惺惺地劝慰工人们,说什么汽油价格大涨,经营困难云云。

钟泉周向王元使个眼色,王元立刻大喊:“你们都是黑心资本家的狗腿子,要你们干什么?”说着,带领工人们冲过去。员工福利会的人狼狈逃窜。

这场罢工持续了两天,大规模的游行、舆论的压力以及交通瘫痪,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不得不同意在外滩水上饭店与新工人代表谈判。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作为工人代表,迫使电车公司答应不再解雇人员,而是改为留职停薪。钟泉周又特别提出,原有的员工福利会,已经代表不了工人利益,立即解散,由工友们民主推举新一届员工福利会。原来,钟泉周早已想到,要把工人们团结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必须有一个公开的组织,这个员工福利会一定要由工人自己来管理。所以,他才特意安排王元,让工友们看清员工福利会的真面目。

两个月后,第三届电车公司员工福利会召开选举会,工人代表们一致选举钟泉周担任福利会理事长,王元、顾伯康当选为司机常务理事和理事。一场公交史上反解雇的罢工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取得全面胜利。

英勇就义

1949年春寒料峭,还是那么刺骨的冷。在大会议室里,员工福利会正在召开理事会议。这个会的气氛很不寻常,起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南迁广州,临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电车公司的司机也是公教人员,却没有兑现,工友们纷纷找上员工福利会,要他们出面和当局谈判。

顿了顿,钟泉周说话了:“我們会去和他们谈判,不过,要讲究策略,不能蛮干。”

钟泉周告诉王元和顾伯康:“解决工友生活问题,只是其一。我想的是,上海解放在即,要严防敌人破坏公交设施,我们要借机让工友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保护电车公司,完好交到党的手中。”

谈判现场,钟泉周遇上了一个“老熟人”——特务丁慰堂。丁慰堂皮笑肉不笑地说:“钟先生,现时不同往日,我可没什么耐心。”潜台词是,他随时可以下毒手!

钟泉周才不怕他呢,针锋相对:“巧了,我也没什么耐心。政府答应工友,发给工友们每人六石米的‘应变费,说到就该做到,不然,我们将罢工示威。”

丁慰堂都要气疯了,上次的大罢工,他被上司一顿臭骂,差一点被撤职,这次是万万不能再罢工了。他挥舞着双手说:“你再提罢工,我现在就枪毙你!”

手下的十多个小特务纷纷亮出短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钟泉周和众工友。王元和顾伯康一看,立刻招呼工友们操板凳自卫。

流血牺牲一触即发,反倒是钟泉周先说话了:“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我们还是拿不到应变米,那么……”

丁慰堂有了台阶下,悻悻地说:“大家应该体谅政府难处,三天后肯定发的。”然后狼狈逃窜了。

钟泉周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帮家伙狗急了会跳墙,真的会开枪,现场工友人数太少,没必要做无谓牺牲。三天后,如他所料,一粒米都没有发下来,他才找来王元和顾伯康,全市公交车大罢工!

2月16日清晨,由顾伯康所在枫林桥营业所率先进行停车罢工,接着各公交线路工人陆续响应。丁慰堂闻讯后,急忙带着一大帮特务赶到现场同工人们谈判。

顾伯康说:“还是原来的要求,每人发应变费6石米!”周围工友们也陆续围拢过来,大声呵斥当局的无赖嘴脸,人越聚越多。这可不是前几天的谈判场,面对这么多人,丁慰堂可不敢动枪了,声称回去向上峰请示,尽量替大家争取应变米,然后溜回了警局。不过,他可不是去要米的,是要军队镇压罢工潮!

当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枫林桥保养场,从职工宿舍内抓了顾伯康。消息很快被中共地下党员曹淼获知,火速赶往钟泉周家,通知他马上转移。

妻子胡馥英匆忙收拾了一下,要和丈夫一起走,钟泉周不放心:“党的一些机密文件,还有一些来往信件,我还没销毁完。你先走,我随后到。”胡馥英只好先走一步。

可是,他刚刚烧完最后一封信,警局大队人马就闯了进来。几乎同时,包括王元在内的九位职工同时被捕。

2月17日凌晨,钟泉周被解到警备司令部受审。丁慰堂闻讯赶来,他对钟泉周恨得直咬牙,阴森地说:“老朋友,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说,你的上司是谁?”

钟泉周一口吐沫吐到他脸上:“谁跟你是老朋友?我的上司就是广大工友,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理事长,为职工谋福利有什么罪?”

钟泉周哈哈一笑:“我还真不是,我要是就好了!”原来,他在西南联大参加的是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他多次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考虑“民青”这个身份更适合展开地下工作,就没有批准,现在,竟然成了钟泉周的一个遗憾。

丁慰堂一时间理屈词穷,临走抛下一句:“实话跟你说,上峰给了我六个字,‘借人头,平工潮,招不招都一样,反正你们都是要枪毙的。”钟泉周只是轻蔑地一笑。

几乎在同一时刻,另外的审判室里,王元、顾伯康等人也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当审讯人员胁迫他们交代谁是共产党、主谋是谁时,顾伯康激昂地说:“向你们要6石应变米是我先提出的,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审讯从凌晨2点一直到清晨6点,敌人都一无所获。

丁慰堂黔驴技穷了,竟然将钟泉周怀孕的妻子胡馥英抓入大牢,让她好好劝劝“顽固不化”的钟泉周。但没想到,这对革命夫妻竟然互相鼓励起来,让钟泉周更为坚定。

胡馥英临走时,钟泉周递给她一件旧衣服,说让她回家洗洗,等他出狱再穿。胡馥英到家后,拆开衣服内侧,竟发现了丈夫的遗书:我今天被公司陷诬关在沪淞警备(司令)部,或须冤枉要死,希你照看小孩,能够在家乡再(更)好。否则就决定改嫁,免得吃苦……

她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1949年2月17日傍晚6時,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人被秘密枪决。

解放后,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为三烈士举行殉难一周年追悼大会,并题写悼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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