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南族的多语能力与语言和谐
2021-06-11魏琳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期
魏 琳
(广州大学 a.新闻与传播学院,b.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一 、引 言
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概念由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于1972年最早提出。语言生态学将语言环境隐喻作生物生态环境,主要研究“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325我国的民族分布普遍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决定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一个语言生态系统中,可能并存着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等,理想的状态是多语和谐发展。
语言和谐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不同方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和谐共处;在和谐中各尽其责,共同发展。[2]陈章太认为,当下中国的语言生态具有多样性特点,多样性的体现之一是各民族语言文字、方言土语并存分用、和谐发展,建设和谐语言生态是研究、制定语言政策、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3]
多语环境造就多语人。戴曼纯、潘巍巍认为从语言社会分工角度看,个人多语能力一般指个人掌握一定数量的语言且达到在不同场合与他人沟通的水平。多语能力有助于多语和谐。[4]历史经验表明,语言是民族特征中的一个最为敏感的特征,语言和谐有助于民族和谐、社会和谐。[5]
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民族有28个,多数分布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随着社会发展,普通话逐步普及,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增多,这些地区的语言生态尤其是语言使用状况发生了变化,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着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和代际传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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