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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

2021-06-10温亚军

北京文学 2021年6期
关键词:大舅野猪红薯

只要是碎舅来,不管是下午还是深夜,母亲第一句话总是问他“吃了没”?母亲从没换过别的词,她似乎也不打算换。为此,刚升小学三年级开始上了几天作文课的弟弟,从炕上爬起来,当着碎舅的面纠正母亲:“妈,你能不能讲点逻辑,这三更半夜的问碎舅吃了没,到底指的是明天的早饭还是今天的晚饭?”母亲顺手会砸向弟弟一些物什:“给你的逻辑。”有次,母亲手里拿着顶门杠,刚给碎舅开门还没放下,要不是碎舅反应快将顶门杠抓住,母亲没扔出去,否则弟弟就惨了。弟弟不长记性,下次碎舅来,只要是母亲问“吃了没”,他照样反驳。

母亲这样问自有她的道理,外公外婆去世早,还没成家的碎舅跟着大舅一家过日子。大舅生性懦弱、木讷,对精明能干的大舅妈言听计从,大舅除过埋头干活,家里事情都是由大舅妈操持,自家子女的成长、学习都是如此。碎舅在大舅家的屋檐下,得不到大舅的庇护,大舅妈心思在自家孩子身上,眼里哪有碎舅的影子,碎舅自然是矮人一头。幸好有个比碎舅小两岁的侄女红娟,是碎舅陪伴、保护着一起长大的,红娟视碎舅为一家人,而且是长辈,以前一起上学放学,饭好了喊他,衣服破了帮他缝补,碎舅才不至于经常饿肚子、穿破衣服。可碎舅饿肚子的时候肯定是有的,比如侄女偶尔走个亲戚或者去知青点找那个女知青瑛子,俩人闲扯起来没完,经常错过饭点。舅妈做好饭从不喊碎舅,爱吃不吃,她认为没有侍候小叔子的义务。

碎舅生性腼腆,当然也懦弱,与大舅是一个娘,性格里怎能少了这一点。他有时从地里回来迟误了饭,红娟会给他盛好暖在锅里,可红娟不在家时就没人操心,回到家冷锅冷灶,连点残羹剩饭都没有,他又不便重新生火做饭,只能饿着肚子。尤其是晚上,白天干活体力消耗大,没点进食,饿得撑不住,就走三里多的路来我家,保证能填饱肚子。当然,碎舅饿肚子也不是常态,红娟跟外面没多少交往,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还不到下地上工的年龄,在家帮舅妈打理家务,对碎舅缺不了照顾。只是到了晚上,大舅一家人钻在屋子里有说有笑,碎舅一个人在自个儿屋里没事干,他又不能厚着脸皮蹿进大舅他们屋子,凑上去听人家说话,睡觉又太早,实在无聊。红娟偶尔会进他屋说几句话,也是红娟说得多,特意找话,安慰似的,碎舅也就应答,回应红娟的安慰。这样一来,倒让红娟越来越不知道说啥,说啥都让碎舅回应得小心翼翼。就是说,碎舅大多夜里来我家,打发夜晚的孤寂、排遣孤单的因素更多。可母亲不这样想,她固执地认为是舅妈不给碎舅留饭,故意饿着碎舅。母亲一边骂舅妈,一边点火要给碎舅做饭,碎舅拦不住,也解释不清,脸憋得通红,一着急便有些磕巴。弟弟有次偷偷地对我们说,妈再这样不讲逻辑,非得把碎舅逼成磕巴不成。他背地里已经悄悄地叫磕巴舅了。

星期六晚上,父亲骑着自行车从公社回来度周末,母亲叨叨个没完,父亲为了不听母亲的唠叨,迅速扒拉完饭,打着手电筒带我们几个去打麦场学骑自行车。这是我们的节日,惹得村里的小孩围满了打麦场,他们羡慕地看我们兄弟几个轮流骑车,还是不怕摔坏的公车。

碎舅经常会出现在那些观看的小孩堆里,只要一看见他,弟弟有些得意忘形,会大声喊起来:“磕巴舅,磕巴舅,到跟前来,我这轮让给你骑。”

父亲听着不对劲,厉声制止,高举起的手落在弟弟头上,像柔软的梳子理顺弟弟的头发,并没制止住弟弟的张狂,他喊得更来劲,还空出一只手冲着碎舅的方向揮了挥,要不是一只手的控制力度不够,自行车开始歪七扭八地不听使唤,他大概还要继续挥手绕上一圈,享受这种被艳羡的快感。父亲面子上过不去,待弟弟把车子骑稳,才将射向自行车的手电光收回,忽地抡到碎舅脸上,命令道:“他碎舅,过来!”

碎舅扭捏着,从孩子堆中挤出来,一手挠着头,一手扯着衣服下摆,他只有在父亲跟前才这么紧张,可能在他心里,父亲不只是他的姐夫,主要是公社的干部。但碎舅没法控制自己,走三里路来打麦场就是为凑这个热闹。

碎舅走到我们跟前,无论轮到谁,都会把自行车让给碎舅骑,可他连连摆手,身子像碰着火似的往后退,退到离自行车两三米的地方,着急起来更磕巴,惹得扶着自行车的弟弟狂笑不已。弟弟往前送,碎舅向后退,一个坚决要让,一个坚决不骑,惹怒了父亲:“回!”一字定音,我们只能悻悻地回家,心里埋怨着碎舅。碎舅讪讪地跟在后面,为提前中止我们的骑行体验而深感不安。但到了下次,相同的情景依然重演一番。

有个周六晚上,父亲突然放慢吃饭速度,对母亲说:“哪天我给大队说说,让他碎舅去南山看秋吧。”

母亲顿时眉开眼笑,给父亲夹了一筷子菜,说:“这就对了,以前给你说,还给我扣大帽子,咱干部家亲戚不能搞特殊化。不就看秋吗,也不是轻松活,钻深山里冷清,夜里蚊子还多……”

父亲吸溜了一口玉米糊糊,烫到嘴似的:“那就算了,别让他碎舅去受这份罪。”

“别别别。”母亲急了,“你是干部,可不能这么快反悔。你看看,他碎舅年龄小身子骨嫩,天天挣壮年男人的工分,个子越长越小了,回到家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南山看秋,能混个肚子圆,好歹还有机会再蹿蹿个子。”

碎舅去南山看秋了,刚开始那几天看不到他的影子,还不觉得什么,十天半个月后,尤其是到了晚上,看不到碎舅瘦小的身影,听不到母亲那句缺乏逻辑的“吃了没”问话,我们心里空空落落的。有天晚上睡不着,弟弟轻声对我说:“也不知道磕巴舅想我不,反正我想磕巴舅了……”话音未落,弟弟莫名其妙挨了母亲一巴掌,他火了,吼道:“我又说错啥了?就知道打人。”

母亲却轻声说:“别以为你爸舍不得打你,我会手软。打你长点记性,啥磕巴舅?要传出去成了外号,你碎舅找不到媳妇,看我不剥了你的皮!”

弟弟冲着我轻声说了句:“咱碎舅是磕巴吗……”

母亲听得明白,瞪起了眼:“他哪磕巴了?他就是胆小。这要出去练练,练出胆来了,比谁都强。”弟弟没再吭声,悄悄地拉被角蒙住头,还装着打起了呼噜。

碎舅的磕巴外号没叫响,却有人上门给他提亲了。大舅把这个好消息带到我们家,也是晚上,白天大舅得上工,他又不会偷奸耍滑,回家吃完饭赶到我家时,我们快睡觉了。有两个多月晚上没人上我家的门,我们都很兴奋。母亲显然也很欢迎这时候来人,习惯性地问了句“吃了没”,猛然清醒过来,这是大舅不是碎舅。大舅不会饿肚子。母亲瞅瞅炕上的我们,尤其在弟弟身上多停留了一下,眼神有些羞愧。弟弟不知道是时间长了忘了这句话没有逻辑,还是想念碎舅而选择故意忽视,这次没有纠正母亲的错误,他很认真地看着大舅,想听大舅匆匆赶来要说些什么。

母亲知道,她要不问,大舅绝对能沉得住气不说一个字,他有这个本事。母亲叫了声“哥”,没什么好脸色,语气松散地问道:“这么晚来,啥事呀?”

大舅扫了眼炕上的我们,不紧不慢地说:“也没啥要紧事。就是,土桥坡爱说媒的那个——那个,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婆娘——”

弟弟的神情松懈下来,不失时机地嘟囔了一句:“又是个磕——”自知不妥,将“巴“字硬生生捂死嘴里,憋得咳嗽起来。母亲居然顾不了,直勾勾地盯着大舅。

“不说那个婆娘了——就是她——她来给咱小弟说了个媳妇。”大舅终于说出了重点。

母亲惊愕地问:“没说是谁家的女娃?咱见过没有?”

大舅顿时两眼放光,非常难得地不是把话挤出来,而是顺顺溜溜地说了出来:“就是土桥坡大队支书康拉财的闺女康娜娜,那女娃咋能没见过?跟红娟以前是同学,还来过咱家里,眼睛水灵得能滴出露珠,个头比红娟还高。听红娟她妈说,媒人告诉她,是康拉财主动让她把闺女说给咱小弟呢。你说这么好的事咋让咱碰上了,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红娟她妈说是她和我前世修来的……”

母亲挥挥手,赶紧制止住大舅再往下说,她心里明显不悦,嘴上却说:“哥呀,是你和嫂子平时把小弟管教得好,小弟也确实惹人疼爱。可康拉财那么高傲的支书,要把闺女说给咱小弟,你还看不明白?他是看你妹夫在公社当干部,想攀咱的高枝呢。”

大舅点着头说,是呀是呀,有这层意思。又说了些筹备怎么见面,怎么送见面礼的事。这才是大舅此行真正目的,连我们都听得出来,他是舅妈派来索要见面礼的。要不,这么好的事,舅妈怎能不来!

母亲叹口气,说:“哥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妹夫现在还没转正,看着在公社当干部,可记的还是生产队的工分,同你我一样年底分成,他平时在公社食堂吃饭都是从家里背的粮换的饭票,不像他们那些正式干部每月有几十块钱工资。我这情况明摆着,四个孩娃都上着学。小弟是我的亲弟弟,他说媳妇相亲、送见面礼我得出力,可眼下就是能凑些钱,没有那么多肉票,到哪儿去买肋条肉啊?”见面礼除过一条烟、一瓶酒,最重要的得有四五斤的肋条肉。

大舅不吭声了,这个时候他的性格优势明显展露出来,不吭声意味着不退让。屋里的空气都凝固了,窗外的秋虫却叫得挺欢,一片声嘶力竭,欢欣鼓舞得像庆祝什么似的。我们几个在气氛凝重起来时已经躲进了被窝,大气都不敢喘。这个时候谁要是敢多嘴,母亲手里把正纳的鞋底握得很紧,随时都会毫无征兆地抽向谁。

沉默像面厚厚的鼓,带着挥散不去的沉闷气息。屋里听不到一点声音,像什么东西在吞噬着所有的声息。大舅歪着头,一门心思地盯着门后面的日历,好像能从日历上寻找到满意答案似的。那可是父亲从公社拿回来的日历,别人家不可能有的稀罕物。我们从被子里露出头,受不了气氛的压抑,又悄然扯住被子盖上头。最后,还是母亲打破了僵持的场面,她笑着说:“哥,你先给土桥坡那个媒婆回话,这么好的事,咱高兴还来不及呢,让她订相亲的日子,见面礼咱一起想办法。没啥大不了的,肯定会有办法的。”

大舅要的就是這句话,心里顿时踏实了,他自觉这门亲是他和舅妈修来的福,已经是替碎舅操了很大的心,剩下的不该是他们的事。这大概也是他不急不慌半夜来我家的意思,他吃透了我母亲对碎舅的操持之意。大舅目的达到了,站起来习惯性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心满意足地走了。

送走大舅,母亲把顶门杠很重地砸到门板上,气道,人是你家的人,挣的工分在你名下,分成都在你手里攥着,却让我出见面礼,我上哪儿凑去!

话虽这样说,母亲还是不敢耽搁碎舅的终身大事,这才星期三,她等不到星期六晚上父亲回来,便去大队给父亲打电话商量借钱的事。大队的那部黑色手摇电话一般不让人随便打,父亲不是一般人,母亲让会计给公社挂通电话,会计拿着话筒喊叫了半天,总机才回了句,父亲下去检查工作了,不在公社。

母亲焦急地等到周六晚上父亲回来,把情况还没说完,父亲已经不高兴了,他说,筹备见面礼的钱我可以想办法借,这个不是太难,只是有钱也难买到肋条肉,得去县城找人。他大舅这样做不像话,太会算计了,平时都不给他碎舅吃个饱饭,这会儿又一推干净。父亲埋怨着当即要去大舅家理论,被母亲拦下了,母亲说,就我哥那个样,能是他的主意?事情明摆着是婆娘让他这么做的。眼下不是理论的时候,咱先想办法凑钱应这个急,回头我去找那个婆娘说去,她至少得出一半吧。

父亲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凭啥她出一半,她得全出!他碎舅挣的工分可都落在他们家了。

母亲哭了,抹把泪说,谁让小弟和我是一个娘生的。可怜我爹娘死得早,不然哪用得着我为他操这份心。

土桥坡大队那个媒婆回话,定在八月初六双方见面,大舅来告诉母亲,还说红娟她妈找人看了,初六是个好日子。得给南山捎个话,让小弟初六前必须回来。

捎话的活自然落到我们头上,大哥大姐都用作业写不完为由,不愿走山路,弟弟却很兴奋,像在学校上课似的,高高地举起手冲到母亲面前:“我去我去。我去给碎舅捎话。”母亲见此,也只能同意,不过担心弟弟路上贪玩,就把我搭配上,星期天一大早跟弟弟一块儿去南山。山路不好走,我与弟弟走了半晌,满头大汗才爬到碎舅看秋的山坡。碎舅见我们来了,高兴得不知说啥好,连忙掰了一大堆玉米棒子,煮给我俩吃。山里的玉米棒长得小,却很香甜,我们一口气吃了四五个,还想吃,碎舅却不让吃了,他说,留点肚子,我给你们找更好吃的去。

碎舅给另一个看秋的同伙说声他去巡山,让我们留在看秋的屋里等他。过了大约两个多小时,碎舅背着鼓胀的袋子回来,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一个叫石峡的山谷,给我们摘来一尿素袋紫色的野葡萄、红色的五味子,还有黄绿相间的苦李子。我们哪见过这么多好吃的,抓起来往嘴里塞,酸甜的五味子,甜得倒牙的野葡萄,还有带点苦味的苦李子,太好吃了,真后悔中午玉米棒子吃得太多。我边吃边想,难怪都争着来山里看秋,不光不用顶着日头干活,还有这么多好吃的,真似神仙过的日子。碎舅瞅着我俩吃得欢实,他一脸满足的样子像是特别慈祥的老汉。

吃着吃着,弟弟突然想起正事还没说呢,于是,他咽下嘴里的东西,用手背在嘴上抹了一把,把相亲的事告诉碎舅,又一五一十地把见面礼的来龙去脉顺便也说了。碎舅听着听着,脸色先是羞涩地红了,慢慢地变黑,渐渐凝重得似下雨前的乌云。

天色不早了,碎舅将袋子里的水果分成两半,分装成两个袋子,让我们背回家,叮咛我,一袋子留给我们,另一袋送给红娟。

父亲毕竟在公社工作,虽然不乐意,但他还是按捺住给碎舅置办见面礼。父亲有这个能耐,他有时也很享受这种特权,通过公社供销社主任,竟然在县城屠宰厂订好了肋条肉,只是一时凑不够这么多肉票,先欠着。烟和酒都由供销社主任准备好了。

初四晚上,我们刚关灯睡下,外边突然传来“嗵嗵”的踢门声,紧跟着是碎舅轻声唤我母亲。母亲跳下炕,冲过去拉开门,碎舅一头撞进来,喘着粗气从背上甩下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刚要问“吃了没”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一个“吃”字,便吓得惊叫道:“啊!这是啥?”

碎舅嘿嘿一笑:“我打到了一头野猪。姐,你看这个当见面礼行不?”

“野猪?”母亲不知怎么办了,“这个野猪……我不知道呀。对了,你吃了没?”母亲的惊讶还没消退,就惦记上碎舅的吃饭问题,可见她对碎舅的关心根深蒂固。

“没吃!”这次,碎舅回答得很爽快,“这头野猪可能有八九十斤呢,死沉,我一路上歇了二十多次。”

母亲很高兴,俯下身又看了看地上的野猪,扯着碎舅去洗手,她说立马就把饭做好。碎舅却不动,转着身子躲避母亲的目光。母亲起了疑,硬扯住碎舅走,发现他的右腿不对劲,蹲下身仔细瞅,突然惊叫起来:“天哪!”碎舅的裤子撕烂了好几处,血洇红了裤腿。

碎舅在山里追野猪时,被另一头野猪撞倒,右小腿骨裂,他又一路急着负重下山,没有及时处理伤口,导致骨裂加重。母亲扶着碎舅连夜去大队医疗站,把赤脚医生从炕上叫起,也只是清理了下创口,撒些消炎粉,吃了几粒止痛片。

碎舅在家躺了一天,初六早上,在母亲的陪伴下,一瘸一拐地推着我父亲的自行車,驮着那头死野猪,去土桥坡相亲了。

用一头野猪作为相亲的见面礼,稀罕又隆重,弟弟和我忍不住走漏了风声,先是惹得孩娃们来围观,后来大人们也来了,碎舅家外面的土巷子人挤人,很是热闹。母亲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生气,不知该打骂我们还是该赞赏。

挣脱众人的目光,母亲和大舅把碎舅送到土桥坡村庄外边,母亲拍拍碎舅的肩,没说一个字,转身走了。母亲不敢看碎舅高低不平的背影,她的心里已经被碎舅晃动的肩头动摇得没一点底气了。父亲却不这么想,从得知碎舅扛回一头野猪,他更加自信,凭这么重的见面礼,康拉财在土桥坡,不,在全公社出尽了风头,腿瘸点算啥?再说,还有他这个公社干部身份的姐夫,这桩婚姻已经铁板钉钉子,他赶紧退了供销社在县城屠宰厂订好的肋条肉,及时将自行车送回家,供碎舅驮着一头野猪的见面礼去相亲。

碎舅得到了康拉财全家热情的接待。相亲回来,碎舅心里高兴,伤腿也不觉得疼了,从医疗站拿了些止痛片和消炎粉,非说玉米快成熟了,偷食的野物越来越多,同伴一个人顾不过来,当天赶回了南山。

中秋过后不久,天气渐渐凉了,大舅家的红娟说要给碎舅送些厚衣服,本来说好要带着我一起去的,可到了周末,我因为单元测验不及格,被老师罚星期天补课,红娟便约知青瑛子一起去。瑛子早有此意,谎称生病,请假陪红娟去了山里。那时碎舅腿伤好得差不多了,可不能长久走路,没法给红娟和瑛子采野葡萄,再说进入深秋季节,五味子和苦李子肯定落了,就是野葡萄也不好找了。玉米粒早成熟得咬不动了,碎舅苦于没有能招待红娟她们的吃食,在山坡上急得转来转去。秋高气爽的山谷里,凉风又黏又稠,碎舅山上山下跑了几趟,急得出了一身热汗,他担心两个女孩受不住山里的凉风,咬咬牙便到邻队的地里偷刨了几窝红薯。山地的红薯真是好,烤熟后的香气塞满了整个山谷,吹着气咬上一口,味同板栗又面又甜,吃得两个女娃直不起腰。尤其是女知青瑛子,声称红薯是她的最爱,可她从没吃过这么好的红薯。碎舅苦于自己在山里没种点红薯,又不好再去挖别人的,空着手遗憾地将侄女和瑛子送走。

寒露前后,收秋冬种,玉米成熟待收,腾出地种冬小麦,其实比夏收还忙。这个时候雨水又多,秋雨绵绵,好不容易天晴出了太阳,地里还是烂泥,人们为赶时间泥里水里地抢收,为播种下一季麦子争分夺秒。这叫双抢,属于平原土地上的收种。山里就不一样了,由于气温低,每年春夏只种一季玉米或者高粱,不能种冬小麦,所以,收获山里的庄稼就从容多了,把平原的收种利索,喘口气,才不慌不忙地进山收秋。

碎舅在山里就得多待一个月。

这期间,土桥坡的媒婆捎来康拉财婆娘的话,让碎舅抽空去一趟土桥坡,有话要当面说。大舅从媒婆嘴里多问不出一个字,便来给母亲说。母亲感觉不对劲,有什么事不能托人捎话,非要当面说呢?到底是女人的直觉,母亲有种不祥的感觉在脑子里闪,农忙季节,不可能抽出人去换碎舅下山,大舅她打发不动,当然,打发去了也不顶事。母亲没办法,只能去大队给父亲打电话。甭看母亲啥事都风风火火,说到底,很多事她都是倚仗父亲去实施。母亲在电话里把情况一说,父亲当即给土桥坡康支书打电话。康支书像是一直等待这个电话似的,把准备好的套话说完,进入正题:知青点的邓名超一直在勾引康娜娜,康娜娜是跟我碎舅定过亲的,他们一家人都是本分人,怎么可能看上邓名超?邓名超流里流气的根本不像个好人,三十多岁的人,年龄也太大。可是,这种事又不是想防就一定能防得住的,人家死缠烂打,谁知道哪天会出啥事呢?所以,康支书希望我父亲能够帮忙,让邓名超尽快返城,别坏了康家名声。

什么康拉财的婆娘有话?分明是康拉财本人有话要说,而且是说给我父亲这样有用的人。知青返城不像凑肉票订肋条那么简单,不然,知青们早都跑光了。父亲本来可以一口回绝,这种关乎政策的事,确实不是他还没有转正的公社干部能轻易办得到的。但他犹豫了一下,说出口的却是,我看看吧,能不能争取一下。

父亲在公社真好,他居然给邓名超争取到返城指标,而且很快办完手续,让邓名超从乡村彻底消失了。父亲认为这下万事大吉,才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母亲。我想父亲的内心一定是有着某种得意的,谁能想到这么高难度的事情会被他做成呢。没料想母亲听后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满脸担忧的样子让父亲也意识到了什么。父亲看了一眼炕上的我们,压低声音说,你担心啥呢,康拉财都赌咒发誓了,说他们一家人本本分分,难道他真的不要脸啦?

这次,让父亲不幸说中,康拉财的脸也没法要,他闺女康娜娜突然失踪了。康家的亲戚朋友分头去找,元旦跟前了,连康娜娜的影子都没找到,反而听到一些传言,说什么康娜娜去城里找邓名超了,有人在集市上看到他们亲亲热热地搂抱在一起……

从山里下来不久的碎舅,像被山里的重霜打蔫了一般,很少去上工,也不来我们家,整天提不起精神。

一天深夜,康拉财扛着一尿素袋红薯,揣着一条烟、一瓶酒,敲开大舅家的门,对一脸懵懂的大舅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放下东西,便转身钻进漆黑的夜里。

康拉财算是退回了碎舅的见面礼。烟酒好说,还没享用,至于那头野猪,早进了康家乃至他家亲戚朋友的肚子,变成粪便,没法还了。怎么办呢?康拉财没法搞到一头野猪,只能硬着头皮,扛一袋红薯顶替。

康拉财太缺德了,野猪他是没本事搞到,可退回个肋条肉也说得过去呀。当然买肋条肉也需要一定本事。再不济,退回一尿素袋麦子或者玉米,也比红薯强啊,红薯才值几个钱?舅妈弄清情况后,踢着那袋红薯,越踢越气,把大舅骂得狗血喷头:“一头百十斤的野猪,换回一袋红薯,你是猪脑子呀!”

大舅在舅妈的骂声中,抽了半夜的旱烟,把嗓子抽哑了,第二天一大早来我家说这事时,我们还赖在热炕上没起来,竟然没听出是大舅来了。母亲听着大舅的话就来气,给我们的饭也不做了,解下围裙,跟着去了大舅家。

后来,我们听说,大舅来我家的这个时段,碎舅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扛起那袋红薯,去知青点当着众知青的面,把红薯送给了瑛子。自始至终,碎舅没说一句话。瑛子听说了碎舅的事,也不好問,只是看着碎舅把红薯放下,然后转身离去的背影,瑛子的心一上一下跳动得很厉害,她为碎舅急促离开的身影心酸,心里一片茫然。这是后来红娟告诉我们的,她说瑛子亲口这么说的。

本来,母亲去大舅家看那袋红薯,是准备向康拉财兴师问罪的。康拉财家不要脸在先,还让我们家成了别人的笑柄,现在又把碎舅厚重的见面礼给轻飘飘地退回来,这也太瞧不起人了,简直就是把我们家的脸面掼到地上踩踏呢。母亲被气愤催促着,她想把那袋红薯砸到康拉财的脸上,让他的脸面无处可藏。碎舅的举动让母亲的气无处可撒,他无缘无故地将红薯送给了知青,还是个女的。处理了康拉财背来的那袋红薯,等于认了退回的礼物。认都认了,母亲怎么去拷问康拉财,怎么指着他鼻子撒泼?

听大舅妈说了红薯的去向,母亲的火气更大,只是风向突然变了,她只能让这把火去烧碎舅。母亲冲进碎舅的屋子。碎舅的屋子除了炕没其他物件,炕角叠放着几件旧衣物。碎舅在炕上躺着,或许是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把头蒙在被子里装听不见。母亲这次没操心碎舅“吃了没”,一把掀开被子,质问碎舅:“你为啥把那袋红薯送人?”

碎舅侧着身子,脸朝着墙,背过手拉扯过被子重新把自己蒙上,第一次给母亲犯犟了:“你管不着!”

母亲回头看了看跟进来的大舅、舅妈,又把被子掀开:“我就是要管!谁不知道我驮过去的是一头野猪,为这见面礼,瘸了一条腿。这下倒好,他康拉财退回来一袋红薯,他不要脸,我、大哥、大嫂还要脸呢,我得原样给他康拉财退回去。他康拉财做了不要脸的事,倒让我来受人白眼,让人嘲笑?凭啥?”

“够了!”碎舅呼地坐起,难得地发起了脾气,“送回去就更没有脸了。要不要脸还不都是自找的。”随即把自己又摔倒在炕,扯过被子,蒙住了头。

“你、你,是怪我、怪你姐夫多事——”母亲哭起来,“我们还不是为你好,哪样不是考虑你,你当你姐夫有多大本事,他怎么低声下气求人的,康拉财那鬼心眼,将来他会有报应的……”

“我不怪你们,是我自己的事。你们就别管我了。”碎舅蒙着头说,母亲的哭声像把锉刀,锉没了他心里刚刚冒出来的刺。他把红薯送人的勇气成为他刚强与坚硬的唯一屏障,屏障之内,所有的狂风暴雨都会悄然消退。而现在,他又仅仅只剩下盖在身上的这一床被子,能拒绝被子之外的所有声息,他觉得这才是安全的。

大舅悄悄地退了出去,终止哭泣的母亲只能无奈地与大舅妈面面相觑,她的怒火落在碎舅熄灭的灰烬里业已悄然熄灭,她不知该怎么应付碎舅的这种反应,反而伤心起碎舅的伤心和无措。

大舅妈似有不甘,嘟囔着:“就是不退给康拉财,也不能白送人呀,还是个知青。”

舅妈的意思,是便宜都叫知青占了,还不知个好歹。母亲白了大舅妈一眼,没再说话,默默地擦了把再度涌出来的泪水。

这次对碎舅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拒绝吃饭、喝水,也不去上工,把自个儿关在屋里,谁叫他都不理,红娟也一样。本来,红娟也生碎舅的气呢,她也爱吃红薯,上次去山里吃红薯,碎舅明明看到她也是喜欢的,为啥把整袋红薯都给了瑛子,也不知道给她留点。红娟本来想跟碎舅赌气,不跟碎舅说话的,可碎舅一连几天不吃不喝,红娟害怕,放下自己的小心思,一遍又一遍去叫碎舅。碎舅躺在炕上,好像长在炕上一般,对红娟的喊叫无动于衷。大舅不管,大舅妈更是懒得插手,还嫌红娟多事。红娟没办法,跑到我家来叫我母亲去劝。母亲气还未消,扔下一句“饿死了消停”,只顾忙自己手头的活,红娟只好含泪走了。

红娟一走,母亲反而失神了,不知道该干吗。她的心里自然还是惦记碎舅的,她想不出别的办法,竟然跑到知青点找瑛子。母亲磕磕巴巴把想法说出来,瑛子不知所措,又不好说推辞的话,试探着说,我还是把那袋红薯还回去吧?

红薯这会儿是敏感词,碎舅当着众知青的面送给她红薯,大家后来都知道这袋红薯的来头,知青点里传得风言风语,瑛子一个红薯都不敢吃,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母亲看了看靠在墙根的那袋红薯,勉强笑了一下:“红薯是我兄弟专程送给你的,再还回去,那是打他的另半边脸,要我兄弟的命哩。瑛子姑娘,跟红薯没关系。我没别的意思,你与我侄女走得近,我兄弟特别看重你,只要说起你,我兄弟的话就多了,眼睛也亮了,我就想请你去试试。我们去都没用,或者你去了,他不好意思再赖着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兄弟可吃不消,要是你帮忙能劝下我兄弟,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母亲当然是没辙了才会请瑛子劝碎舅的。至于下意识里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母亲其实也不知道,当务之急,是让碎舅从炕上起来。瑛子没负我母亲之托,诚惶诚恐地去了碎舅那里。瑛子跟碎舅到底聊了些啥,没人知道,却起到了效果,碎舅不但从炕上爬起来吃喝,还正常上工挣工分了。甚至从那以后,碎舅不允许自己伤心,起码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伤心的样子,也不允许自己产生难受的念头。他要自己看起来很精神,一点都不像被打垮过。

这是瑛子的功劳。母亲记着自己说过的话,她可不愿意像康拉财那样失信于人。找准时机,母亲趁父亲心情好时,说了当时趁着那劲儿给瑛子允诺过的事。父亲毫不犹豫地泼了凉水:“门儿都没有!你以为返城指标掌握在我手里,想给谁就给谁?再说,你凭啥应答人家?你就一个农民,公社干部的家属。”母亲急了,跳起来冲着父亲吼道:“我家属怎么了,农民怎么了?你偷偷给人办事,拆了我兄弟的台,我就不能指望你帮一下真正帮过我兄弟的人?”

父亲气结,话怎么能这样说,他把事办成了笑话,难道不也是为了帮碎舅?母亲的不讲理却让父亲无力反驳。父亲并不是不愿帮这个忙,知青返城越来越敏感,尤其是女知青,比男知青更难。不过,父亲还是没有完全驳了母亲的面子,过了一段时日,他瞅准调整教师的机会,将瑛子安排进大队小学,当了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脱离了风吹日晒的田间地头。

父亲真正享受到权力的成果,是第二年的秋季,瑛子自愿嫁给了碎舅。瑛子给红娟说过,她是心甘情愿嫁给碎舅的。红娟不信,瑛子是知青,怎么可能甘愿嫁给碎舅这个农民!瑛子微笑着说,你叔的見面礼我都收了,还能有假。

作者简介

温亚军,男,1967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岐山县, 1984年底入伍至今,曾在新疆服役16年。现供职北京某部队出版社。著有长篇小说《西风烈》《她们》等七部,出版小说集《硬雪》《驮水的日子》等二十多部。作品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首届柳青文学奖,以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多国文字。

责任编辑 王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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