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涛

看呐，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塑造意识形态的伟大事业中……

一

1938年的初冬，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钟灵爬上梯子，在延安的城墙上书写抗日标语。有人在下面指点评说：“字好，内容好！”钟灵年方十七，美术字写得好看。在别人的夸赞声中，他写得更加来劲，手也不觉得冷了。

红色延安处于敌人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各种物资匮乏，连写标语的油墨也十分短缺。钟灵领着两个战士，先用石灰粉在墙上打上白底，再从大灶的锅底上刮下油烟，调上驴皮胶熬一熬，代替黑颜色。他哼着歌曲，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城墙上写了十几条标语，每个字一米见方，老远就能看见。写到“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这条标语时，钟灵觉得“工人”这两个字笔画太少，与标语中那些笔画很多的字放在一起，搭配起来显得不大匀称，他就想来点儿花样，转念之间，他把“工”写成“”，把“人”写成了“ ”。

毛泽东主席打延河边走过，远远地看到城墙上的标语，他右手在左手心中写着比画着，浅浅地笑了。他是领袖又是书法家……

天空响起云雀的歌声。

二

钟灵的标语写好没有几天，一个中等身材、方方的面孔、深深眼窝的青年从那几条标语下走过。这位青年是作曲家冼星海，自上海来到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延安到处是宣传抗战的标语，是革命的歌声，是亲切的同志的称呼，是自由民主的空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的冼星海，遇见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兴奋起来、燃烧起来，进入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阶段。

1939年2月18日，除夕夜。在延河边上的一个窑洞里，词作家光未然朗诵了400多行的《黄河》歌词。冼星海听完，霍地站起来，一把把歌词抓在手中：“这个东西由我来谱，我有把握把它谱好。”光未然知道冼星海谱曲时有吃水果糖的习惯，可是满延安没有一个卖水果糖的，光未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买白砂糖的，一元一斤，买了二斤给冼星海。《黄河》歌词为天才的飞腾提供了有力的跳板。冼星海一边拿着自动铅笔写谱，一边抓把砂糖吃，转瞬间，糖水化为美妙的乐句。没有钢琴，作曲家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哼唱，眼睛熬红了，头发散乱了，嗓子沙哑了。在第五天晚上，他放下手中的铅笔。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呱呱诞生。延安的天空响起云雀的歌声。

美术系的钟灵说：“唐朝的王勃是饮墨而写诗，马克思是一边划火柴一边写《资本论》，冼星海是一手吃白糖一手写了《黄河大合唱》。”

音乐系的王莘说：“冼星海老师拥有一支神笔，这支神笔就是他手中的那支自动铅笔。”

“鲁艺”被称为“世界上最困苦的艺术学院”。没有大提琴、小提琴和竖琴，更没有钢琴。演奏《黄河大合唱》的乐器不够，鲁艺音乐系的师生自己动手做。洋油桶蒙上晒干的羊肚皮，插上一根一米多长的木头作琴杆，又从饲养员那里讨来马尾毛做弓毛，做成了延安历史上第一把大低音胡。茶缸里装上沙粒做成沙锤，把钢勺子放在水缸里搅动出水声波浪声……这些“土乐器”为《黄河大合唱》的伴奏作出了历史贡献。

《黄河大合唱》首演成功，引起轰动。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黄河大合唱》今晚演得相当成功。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最惊人的是，毛泽东欢迎从榆林路过延安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邓宝珊的晚会，五百多人参加演出。鲁艺音乐系的人手不够，其他系乃至女子大学等单位的同志也参加演出。冼星海要同学们把能用的乐器全都用上。当幕布一拉开，《黄河大合唱》那雄壮嘹亮、气势磅礴的歌声和锣鼓齐鸣，把邓宝珊将军吓了一跳，他霍地站了起来，泪流满面……

王莘担任《黄河大合唱》中《河边对口曲》王老七的领唱。他对冼星海说：“《黄河大合唱》表现了中华民族阅尽苦难、排山倒海的力量。”

冼星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可惜缺一架钢琴伴奏。”

钟灵在一边听见了，没大没小地说：“老师，我给你画一架钢琴吧。”

冼星海自言自语道：“我要把《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1939年底，王莘要毕业了，冼星海拿出一支铅笔。这令王莘眼睛一亮。延安是买不到自动铅笔的，连普通的铅笔都没有，鲁艺的师生“享受”特殊待遇，两三个月才发一支铅笔。冼星海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要毕业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用这支笔写下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接过老师的铅笔，王莘的心中就萌发一个梦想，写出一个美的内容与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好作品。可是，他几乎把老师给他的铅笔捏出了水，也没有写出一个满意的作品来，他觉得太对不起老师了。

三

1941年的春天，延水春风杨柳，鲁迅艺术学院响起月光流水的声音。“月光”是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月光曲》，“流水”是《黄河大合唱》的“流水”。这是延安的土地上第一次生长出来钢琴的声音。

钢琴来自重庆。一位爱国人士赠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周恩来知道延安鲁艺缺少钢琴，就费尽周折，翻山越岭把这架钢琴送到了延安。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唯此一架钢琴。

这架古老的德国钢琴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的宝贝，在教学、演出和創作中发挥了无可代替的作用。鲁艺有资格使用这架钢琴的只有三个人：音乐系老师的寄明、音乐系助教瞿维和周楠。延安的音乐会上从此有了钢琴演奏，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等人的作品在山沟沟里回响。演奏《黄河大合唱》时，寄明担任钢琴伴奏。冼星海已经去苏联了，没有听到钢琴伴奏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凤凰涅槃》（郭沫若诗、吕骥曲）大合唱时，钢琴伴奏的是瞿维。瞿维还是歌剧《白毛女》的音乐主创者之一。寄明因为演奏这架钢琴，获得“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的赞誉，她后来的代表作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音乐系的同学都想上琴练习，领导怕大家“乱弹琴”把这个“宝贝疙瘩”弄坏了，平时锁在教堂门口左侧的一间屋子中，大家只能望“锁”而兴叹。每当琴声响起的时候，鲁艺的许多师生都停下步子，或者悄悄站在窗外倾听。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有抬钢琴的份儿，别说弹了，连摸一下的份儿也没有。”

“抬钢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鲁艺的师生往往要到十几里外去演出，没有车辆，音乐系的马可、安波等同志组成了义务搬运队，负责搬运钢琴。于是延安的小路上常常可以看见一群艺术家小心翼翼地抬着钢琴，挥汗如雨地赶路，路边花草摇曳……

美术系的“小广播”说，弹钢琴的那两位好上了。说的是寄明和瞿维谈上了恋爱。有的说，这两人同年生，有共同的专业，倒也般配。天空响起云雀的歌声。1942年初的一个周末，寄明和瞿维俩人买了两斤红枣在窑洞里请客，宣布俩人结为革命伴侣。钟灵小几岁，给两位新人开玩笑说：“你们俩得给媒人磕个头嘛！”瞿维扶扶眼镜严肃地说：“我们没有媒人。”寄明也扶着眼镜认真地说：“我们是自由恋爱。”“敢说没有媒人？钢琴不答应！”一个窑洞都是笑声，连大红枣儿的脸都笑得更红了。对呀，钢琴是他俩的“红娘”啊。

四

云雀的歌声中断了，云雀的翅膀流血了。侵略者的飞机在延安的上空丢下一串又一串炸弹。延安老城被摧毁，到处是断墙残壁。钟灵书写的标语也随着轰然倒塌的城墙荡然无存。延河两岸散落着炮弹的弹片，还有城墙的砖石。河水激湍奔流。时光流逝中，钟灵把他写标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有一个人一直记得老城墙上的那条标语。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礼堂做《反对党八股》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 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战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没几天，毛泽东的这段话传到了钟灵的耳朵里。宛如干雷贯耳，钟灵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他忽然记起来——那条标语是自己写的。

黄昏，苍穹下的云霞变得瑰异。钟灵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发呆，内心纠结，更多的是委屈。毕竟他书写那条标语时，只是想来点儿花样，把美术字写得好看一些，一点也没有“发誓不要老百姓看”的意思。

颤抖的星被云遮住，月光样的河水变得迷离。下雪了，雪地上流下一串凌乱的脚印。

“哈，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瞿维给钟灵开玩笑说。寄明一看钟灵满脸忧郁，眉头圪揪着，连忙给瞿维使眼色。

《反对党八股》是整风必读文件，每个参加整风的人都不止一遍地学习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钟灵有些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生怕别人知道这个标语是他写的，害怕知情的同志揭出这个老底。如果有人追问他那样写的动机何在，实在不容易解释清楚，毕竟他才21岁。钟灵很快就释然了——“整风”的目的和主攻方向，岂在于“工”字拐两弯、“人”字加三撇？它不过是毛泽东就事说理、顺手拈来的一个例子，用来说明文艺和宣传工作，必须让群众看懂并且乐于接受，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整风运动时而春风细雨，时而惊涛骇浪，没有一个人过问他写标语的事情。

云雀歌声婉转，那是旋律，是音韵，是天籁，是生命的浪花。钟灵这个“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安然前行。

五

落日照着崎岖的山坡，山川之间传来大风的吼叫，像紧急的军号。

1947年3月，胡宗南20多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给大家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延安军民撤退的时候，进行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把自己的玩具都埋了起来。由于携带钢琴不方便行军打仗，鲁艺音乐系的同志只好把心爱的钢琴连同一些唱片、书谱等藏在深山沟中的一孔窑洞里，窑洞封了洞口，洞口种上山丹丹、移来马兰草，还栽了一棵柳树做标志。柳树刚刚栽好，一只背黄腹白的云雀落在上面。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地接近胜利！”鲁艺人唱着《黄河大合唱》，慷慨悲歌上战场，去迎接最后的胜利。

王莘从鲁艺毕业后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领着群众剧社，为解放军演出，为老百姓演出。寄明和瞿维随着鲁艺的大队人马来到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钟灵做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秘书，转战陕北。

鲁艺人相遇的时候，会说起延安的鲁艺，说起去苏联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作曲的冼星海老师，说起那架珍贵的钢琴。有人说，毛主席在1949年3月写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用“弹钢琴”比喻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没准就是看到寄明和瞿维弹钢琴时，引起来的联想呢。这个说法尽管没有得到证实，鲁艺的同志宁愿相信这是真的。鲁艺人期望，有一天能够再见到那架曾为《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伴奏的钢琴，曾经给革命者带来优美旋律的钢琴——它还是寄明和瞿维的“红娘”呢。

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从9月份开始，对天安门廣场进行整理。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艺术家钟灵，负责天安门“门面”的设计。

天安门城楼粉刷一新，一派红彤彤的天地。钟灵把毛泽东画像悬挂在城楼的正中央，两边是宋体美术字巨幅标语——“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都是他设计和书写的。一切就绪，华章即将展开。钟灵站在金水桥上，眯缝着眼，品读毛泽东画像两侧对称的标语，瞧着两条标语中各有一个“人”字，就想起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的批评他的话。他自言自语地说：主席，这次我写的“人”可没那三撇。他说着，对着毛泽东画像笑了起来。

从鲁艺走出来的王莘参加了开国大典。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他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王莘想起他14岁在上海打工时曾经挨过日本人的两个耳光：一天，他给日本人送沙发，因为敲不开日本人的门，就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还紧紧抓住沙发扶手，怕被人抢走了。日本人午休起来，一看王莘坐在沙发上，顿时大怒：“你这个小瘪三，大大的坏！竟然坐在我的沙发上，你吃豹子胆啦！”王莘连忙解释说裤子是干净的，昨天刚洗过。日本人的巴掌已经抡了过来。王莘的脸上留下两处红红的巴掌印。日本人说：“这是顶顶高级的西班牙格兰帝沙发，像你这样的穷瘪三，永远也不配坐！给你巴掌，就是让你记牢。”这是1934年。王莘牢记家仇国恨，1938年投奔延安。

在开国大典上，他捏一捏口袋里的笔。这些年转战南北，丢失许多珍贵的东西，却一直保存着这支笔。这是冼星海老师送给他的铅笔。冼星海抗战胜利不久在苏联去世，他如果活着，一定会为新中国写出更加动人的篇章。老师送给他的这支铅笔，他平时舍不得用，却一刻也不离身地携带着，期望这支写过《黄河大合唱》的笔给自己带来灵感，期望灵感袭来时用这支笔写下美丽的篇章。开国大典令王莘格外激动，一个艺术作品的雏形在他的内心蠕动，但是那个催生新生命诞生的“灵感”并没有立刻降临。灵感，需要历史的机缘，文化的积淀。

七

1950年9月15日，国庆一周年前夕，到北京出差的王莘特意来到天安门广场。这天，阳光明媚，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工人们有的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大红灯笼，有的在擦拭毛泽东画像两边的标语，一群少年儿童敲着鼓，吹着号，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进行国庆游行的彩排。一年前开国大典万众欢腾的情景又浮现在王莘眼前，他不禁咏诵起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在回天津的列车上，灵感袭来，王莘拿出铅笔——冼星海老师送给他的铅笔，歌词和旋律从铅笔尖上流淌出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不久，这首热情豪放、气势雄伟的《歌唱祖国》流行全中国，成为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有人甚至称之为“第二国歌”。

1951年10月29日，毛泽东见到王莘，别人介绍说：“这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毛泽东说：“这首歌好。”他拿出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郑重地签上名字，赠送给王莘，表达了对一位写出人民心声的音乐人的致敬。

八

新中国成立后，钟灵担任中南海俱乐部主任。

1951年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指着钟灵对毛泽东说：“主席，你还记得他吗？”

毛泽东端详着钟灵：“面熟呀。”

钟灵赶紧说：“我和主席在延安枣园下过围棋。”

汪东兴说：“他是钟灵，他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他写的，天安门城楼两边的标语也是他写的。”

毛泽东说：“写得好啊。”

钟灵最不希望汪东兴说的话还是被汪东兴说出来了：“对了，您批评延安城墙上的那个‘工字拐两弯、‘人字加三撇的标语，就是钟灵写的。”

毛泽东哈哈笑起来，他看着钟灵问：“是吗？你现在还那样写吗？”

钟灵回答说：“主席批评以后，再没有那样写过。”他解释说：“那种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了，其他好些写隶书的同志也不那么写了。”

毛泽东再次哈哈大笑起来：“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还应该怎么写，狂草、篆书不是更难认吗？书法作为艺术，还是要尊重传统的。我当初批评你，不是说你写了错别字，而是觉得你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是在向大众作宣传，不该用这种大众难懂的字体写。你有机会见到书法界的朋友们，替我解释一下，隶书也好，篆书也好，该怎么写还要怎么写，不必受我那篇文章的影響。”

一时间，春风浩荡。钟灵内心深处飘了好几年的阴影被吹拂一空。他如坐清风霁月，云雀的歌声在心头回响。

九

时光如水一样哗哗流过，历史走进1980年代的一个春天。

天安门广场上，蓝天白云，风展红旗如画。五星红旗下，一队少年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阳光灿烂。王莘、钟灵与寄明、瞿维夫妇在天安门广场不期而遇，每个人都两鬓染霜。往事如枯萎的花朵，在追忆中，复归成带着露珠的花苞。

王莘向钟灵竖起大拇指：“哈，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这国徽、这天安门上的标语，好呀！”

钟灵说：“我喜欢唱《歌唱祖国》。”

王莘拍拍口袋里的自动铅笔说：“《歌唱祖国》是用星海老师的笔写的，或者说是星海老师在天之灵帮助我写的。”

寄明和瞿维说：“《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揳进历史，越过空间，跨过时代……我们经常弹奏啊。”

王莘、钟灵知道，鲁艺的钢琴是寄明和瞿维的“红娘”，就问：“藏在窑洞里的那架钢琴找到了吗？”

“至今尚未发现。”瞿维叹息道。

“十分怀念它。”寄明说，“如果有一天找到了，那就太好了。”

“我们期盼发现它的消息……”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