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炎骏

(1.中共东莞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广东 东莞 523000;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5)

一、引言

政商关系是政企互动过程及结果的集中体现〔1〕，影响企业的政治合法性、稀缺资源可获取性、企业发展持续性〔2〕。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市场价格体系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民营企业成长被产权保护难和资源配置歧视所约束，以政治关联为典型的旧有政商关系发挥了非正式制度保护与政策性资源获取的特殊功能〔3〕，政治关联具有突破管制壁垒等经济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绩效〔4〕。

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以官员和企业家私人互惠为基础的政治关联等旧有政商关系被打破。同时，为避免追责，地方政府选择与企业“退避三舍”，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从“勾肩搭背”过渡到“背对背”，民营企业面临“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窘境〔5〕。为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与企业之间健康的政商关系亟待构建〔6〕，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廓清了长期以来处理政商关系存在的误区，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7〕。亲清政商关系以制度为根本、以法治为关键，能够为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发展营造优良环境，使民营企业可以专心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5〕。

虽然已有文献提出健康的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具有正面引导作用，但“有利于企业发展”等观点仍需经验数据的检验。基于此，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亲清政商关系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一方面，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为视角，对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释。已有文献从逻辑推演、案例分析等角度探讨了亲清政商关系具有促进企业成长等作用，但尚未从管理理论视角进行分析。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获取核心资源的作用，进而探讨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本文填补了亲清政商关系经济效应和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虽然亲清政商关系已经破题，但学术界的研究非常缺乏，本文从经济效应等方面对亲清政商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补充政商关系的研究。另外，学者们虽探讨了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但本研究明确表明，亲清政商关系可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亦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绩效

根据资源依赖观，作为开放的系统，任何企业都必须从外部环境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没有企业是完全自给的，企业绩效在于对知识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关系资源、信息资源等核心资源的获取〔8〕。政商关系是商品经济中的重要关系，塑造了产权制度和缔约制度，是决定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之一〔9〕。亲清政商关系是对政治关联等旧有政商关系格局的重塑，关键在于“亲”“清”两个字，是新时代下具有合法性的政商关系，将会影响企业核心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一是亲清政商关系将会提高企业对财务资源的获得性。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推动发展服务企业的第三方支持机构，金融中介较为发达，具有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失信惩戒体系、信用担保体系，市场能够给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管理辅导和信用担保等服务，这能够帮助企业减轻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提升竞争优势的财务资源。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官员高度廉洁、行政透明度较高，企业用于构建政治关联等寻租活动的投入较少，且不必承担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等份外的政府目标〔10〕，这能够降低企业的综合运营成本，从而增加企业可用于市场竞争的资源。

二是亲清政商关系将会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资源的获得性。在亲清政商关系下，各级政府积极建立公共科技设施、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协同创新中心等公共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所需的技术信息咨询、人才培训与中介服务，提升企业开展技术转移与转化工作的效率；政府会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出台公平高效的公共政策，有效补偿企业由于创新成果外部性导致的损失，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有序、对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11〕，这将激发企业在技术研发、专利申报、新产品开发、工艺流程改造等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增加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源。

三是亲清政商关系将会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要素的资源〔12〕。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致力于为民营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企业运营与市场开拓也更易取得政府支持，企业与政府建立起组织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能使企业累积更多的纵向社会资本；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府积极引导和促进企业履行诚信经营、产品质量、环保减排、公益慈善等社会责任，良好的市场发育状况则使媒体关注度较高，此种情形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得到社会公众、消费者、相关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响应，从而让企业构筑更多的横向社会资本。

四是亲清政商关系将会增加企业的信息资源。亲清政商关系具有传递合法性的声誉信号功能，给企业贴上政府认可的标签〔11〕，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增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资源支持。亲清政商关系的信号传递作用能够降低企业与商业银行、风险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建立更为巩固的伙伴关系，促进组织间交易〔11〕。在亲清政商关系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更顺畅〔11〕，企业可以更便捷地获取政府出台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重要信息，这将提高企业经营决策的预判能力，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以占据市场先机。在亲清政商关系下，企业通过与政府部门良好的沟通，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产业政策趋势，从而规避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4〕。

综上所述，亲清政商关系有利于提高企业对财务资源、创新资源、关系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核心资源的获取，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亲清政商关系能提升企业绩效。

(二)亲清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绩效的机制：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亲清政商关系影响企业核心资源的获取状况，这将对极度依赖核心资源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作用，而技术创新能够影响企业绩效，也就可能成为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绩效关系作用的中介机制。

第一，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其一，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的资源获得效应可以激励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在亲清政商关系下，企业能够更加及时而准确地获取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信息，促进企业更好地运用优惠政策与市场供求信息〔13〕，增强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亲清政商关系的声誉信号功能有利于减轻企业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得到天使投资与机构投资者的更大关注〔14〕，并带来更好的创新过程管理经验，使企业能够更易规避技术创新的风险，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概率。其二，企业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具备了合法性，将减少寻租费用支出，从而增加与寻租支出有替代效应的技术创新支出。民营企业在寻租活动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替代性的资源配置关系〔15〕。亲清政商关系可以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增加企业的寻租成本，降低企业进行寻租行为的动机，激励企业将资源用于技术创新活动〔11〕。

第二，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为企业带来了新产品或新工艺，从而使企业呈现差异化，有助于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带来超额收益〔16〕。专利数目、研发密度与企业成长机会、未来的股票报酬率显著正相关〔17〕。高端服务业中小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的创新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绩效〔18〕。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技术创新在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亲清政商关系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则可以提升企业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采自2012年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方式，按全国私营企业户数5.5‰比例抽样，共发放5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073份。在剔除包含明显异常或缺失的观测值后，最终进入分析的企业样本共有3870家。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企业绩效。考虑到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指标的可得性，借鉴运用该数据库研究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19〕，本研究以净利润与销售收入来度量企业绩效，取自然对数。

2.自变量

亲清政商关系。参照聂辉华等〔9〕、江炎骏和许德友〔20〕的做法，利用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问卷指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指标体系，以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衡量政商关系健康程度，健康指数细分为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将“亲近”“清白”两个方面的指标权重分别设为60%和40%：在“亲近”的方面，政商沟通、建言献策两项是关键所在，均设为25%的权重，支持地方发展权重设为10%；在“清白”的方面，由于廉洁自律测量存在误差和争议性较大，故设权重为10%，将遵纪守法权重设为30%(表1为本文设定的亲清政商关系指标体系)。

表1 亲清政商关系指数指标体系

3.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是技术创新。采取研发费用投入指标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取自然对数。

本文设定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第一是企业家层面，具体有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第二个企业层面，包括成立年限、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改制、重大决策权、民间借贷、信用环境、行业类型；第三是地区层面，主要是地区市场化水平(具体变量的测量和编码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测量与设计

(三)研究方法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来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参照温忠麟等〔21〕的做法，采取三步法来检验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第一步，将企业绩效对亲清政商关系进行回归,第二步，将技术创新对亲清政商关系进行回归,第三步，将企业绩效对技术创新和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进行回归。中介效应的判断标准如下：只要第一步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回归系数、第二步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回归系数、第三步技术创新回归系数中有一个不显著，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在以上三个系数均显著基础上，如果第三步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回归系数显著，则技术创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如果第三步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回归系数不显著，则技术创新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表 3 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与净利润显著正相关，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与销售收入也显著正相关，清白指数与净利润、销售收入相关性不显著。初步判断，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越高，则企业绩效越高。技术创新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清白指数均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与净利润、销售收入均显著正相关，初步判断，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表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二)回归分析

1.政商关系与企业绩效的检验

表4的模型(1)～模型(3)是以净利润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6)是以销售收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模型(1)显示，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能够显著提升净利润；模型(2)显示，亲近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亲近指数能够显著提升净利润；模型(3)显示，清白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清白指数能够显著提升净利润。模型(4)显示，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能够显著提升销售收入；模型(5)显示，亲近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亲近指数能够显著提升销售收入；模型(6)显示，清白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清白指数能够显著提升销售收入。

以上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这个结论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中都成立，假设1得到支持。

表4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2.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检验

表5的模型(1)～模型(3)以三步回归法检验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净利润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模型(4)～模型(6)检验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销售收入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全部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

表5 “健康指数—技术创新—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6的模型(1)～模型(3)检验技术创新在亲近指数与净利润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模型(4)～模型(6)检验技术创新在亲近指数与销售收入关系的中介作用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亲近指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

表6 “亲近指数—技术创新—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7的模型(1)～模型(3)检验技术创新在清白指数与净利润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模型(4)～模型(6)检验技术创新在清白指数与销售收入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表7说明，技术创新在清白指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

表5～表7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这个结论对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都成立，假设2得到支持。

3.稳健性检验

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进一步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模型估计；借鉴陈东，进一步采用净资产来度量企业绩效〔8〕。基于篇幅考虑，稳健性检验中，只显示自变量为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的回归结果。

表8显示了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4)结果表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模型(1)～模型(3)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净利润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模型(4)～模型(6)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销售收入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

表8 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及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GLS)

表9显示了净资产为企业绩效代理变量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3)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4)～模型(6)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还是广义最小二乘法，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均显著提升净资产，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净资产关系中均起到正向中介作用。

表9 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及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净资产)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在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假设1和假设2继续得到支持，实证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指标体系基础上，探讨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解析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政商关系越健康，企业绩效越高；技术创新在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正向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在以政商关系健康指数、亲近指数和清白指数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均成立，也获得了稳健性检验的支持。

(二)研究启示

一方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民营企业兼具合法性和盈利性的双重目标，构建有效平衡合法性和盈利性的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和法治尚不健全背景下，建立在官商私人互惠基础上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获得实际的产权保护和廉价的公共资源〔22〕。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败影响下，政治关联的非正式制度保护作用减弱而法律风险增加，构建一种合法且有利于成长的政商关系成为民营企业的诉求。本研究表明，作为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商关系，亲清政商关系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民营企业获得了合法性，也能够保障民营企业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亲清政商关系营造了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引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本研究表明，亲清政商关系提升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是技术创新，亲清政商关系促进了技术创新。与亲清政商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以政治关联为代表的旧有政商关系不利于技术创新〔22〕。可见，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帮助企业确立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将创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验管理实践，营造鼓励创新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