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湘阳，张诗汝，龚 箭*

(1.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2.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武汉 430079；3.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生态文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而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则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1].作为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国家公园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既是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重点探索路径[2].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规定可在自然保护地内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与生态旅游活动，其目的是推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旅游活动，维护国家公园资源的永续开发和利用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3].但是从国外旅游发展实践效果来看，因盲目扩充边界、搬迁驱逐以及社区旅游收入的严重漏损等[4-6]，直接导致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利益受到限制和剥削[7].在此过程中，居民常处于权力弱势、丧失话语权以及旅游获益边缘化[8].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的主人[9]，保障他们利益分享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是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的首要目的[3].长期处于旅游发展的弱势地位和由此产生的强烈心理不平衡感直接引发了公园与社区的冲突和居民自身不满情绪，严重影响了其对于旅游发展的态度，不利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0].

传统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常基于社会交换理论[11-12]，主要从旅游获益和成本感知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过于重视交换过程中利益得失对于感知和态度的解释作用[13]，忽略了居民内在的心理过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在群体心理和行为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为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并逐渐被引入国家公园研究领域[14].同时，鉴于相对剥夺理论纵向视角与社会交换理论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相对剥夺理论或可在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方面作为社会交换理论的补充性理论[15]，丰富基于表层构建要素(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学者Pappas也提出，社会交换理论与其他理论中的变量进行整合有助于提高居民旅游发展态度模型的预测力[16].

基于此，本文在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化相对剥夺理论在国家公园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三个典型社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混合研究的发展法探究相对剥夺感知与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和态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为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引导社区旅游发展、消除居民相对剥夺感提供政策建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

可持续旅游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旨在减少旅游业、游客、当地环境和目的地社区之间的复杂互动所造成的紧张和摩擦，从而寻求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均衡[17].以往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主要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个维度；而制度可持续性则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是旅游研究领域的新方向[18].1995年，联合国可持续旅游发展委员会将政策机构层面引入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中.2002年，Spangenberg[19]鉴于参与性决策过程在平衡其他维度中的作用，将制度维度与其他维度组合成可持续旅游感知四维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维度).2006年至2013年间，Cottrell等[20-22]陆续以荷兰、波兰和德国等国国家公园为案例地从居民视角测量可持续旅游感知指标的有效性，并实证研究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旅游满意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度和经济影响感知是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龚箭等[23]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情境将旅游支持度纳入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中，分析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旅游满意度与发展支持度间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经济影响感知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最为显著且旅游满意度正向影响发展支持度.同时白玲等[24]在北京市6个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也证明农户旅游满意度正向影响发展支持度.基于前人研究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经济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

H1b：经济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发展支持度

H2a：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

H2b：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发展支持度

H3a：环境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

H3b：环境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发展支持度

H4a：制度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

H4b：制度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居民发展支持度

H5：居民旅游满意度正向影响发展支持度

1.2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或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比较后而产生的不公平感[13].概念由Stouffer于1949年首次提出，他在研究美国士兵士气和晋升关系时发现士兵依据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其现实地位[25].Merton进一步指出相对剥夺感是对比某一参照群体而产生的不平衡心理[26].Davis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来源于参照群体对象的选择[27]，根据参照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纵向剥夺和横向剥夺两种类型，前者以过去经历相比较，后者则以其他群体或个人相比较.相对剥夺理论也广泛应用于国内社会学、心理学等[28-29]领域，研究已证明其在解释群体行为及心理动因方面存在优势：1) 关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主观条件[16]；2) 社会比较和公平视角的倡导.

在旅游发展的进程中，旅游地居民除了因外来旅游者大量到来产生客体相对主体的剥夺感[30-31]，还会因为群体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匀[32-35]、政策补偿机制受限[36]和自身及村落现状与旅游开发前存在落差[37]等产生主观上的剥夺感.同时相关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越强的旅游地社区，对旅游发展的负面态度越强[38]，越容易影响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10].而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往往是纵向和横向多种剥夺感交织并存[13]，不同居民对于相对剥夺的感知以及应对行为也会存在差异[39-40].有研究指出，在旅游发展成熟的目的地中，社区居民强烈的横向剥夺感是其抵制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而产生不规范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因[15].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a：横向剥夺感知负向影响居民旅游满意度

H6b：横向剥夺感知负向影响居民发展支持度

根据以上假设，提出本研究假设模型.

2 案例地、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概况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试点区)设立于2016年，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境内，距离省会武汉市475.2 km.在管理体制上，整合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和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相关职责，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空间范围上，试点区覆盖大九湖镇、下谷坪乡、木鱼镇、红坪镇、宋洛乡5个乡镇25个村行政管辖区域，面积1 170 km2，截止2017年社区居民8 492户21 072人.

图1 研究假设图Fig.1 Research hypothesis

基于依附理论的“核心—边缘”视角，研究选择试点区三个典型社区为调研地，分别为坪阡古镇(即上文大九湖镇，下称坪阡古镇)、木鱼镇和下谷坪乡(表1).坪阡古镇作为生态搬迁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社区居民被迫由试点区核心区域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外迁，原主要生计资本耕田等被剥夺，居民生计方式被迫完全转为旅游生计.同时由于旅游发展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旺季主要集中在暑假和“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年旅游收入与周边社区相比存在较大落差.而木鱼镇位于试点区缓冲区域，旅游区位上靠近试点区主入口，是当地最主要的客流集散地.木鱼镇居民以旅游兼业型生计方式为主，旺季从事农家乐、住宿等旅游活动，淡季选择农耕或者外出就业，属于试点区内旅游收益相对满意的社区.下谷坪乡则位于试点区交通通道上，距离核心景点较远，难以吸引稳定客源停留.社区居民也主要以农业、林业等传统生计为主，与其他社区相比旅游参与程度较低，属于典型的横向被剥夺社区.

表1 案例地社区基本特征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in cases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Davis等提出的混合研究发展法[41]，即：在时间序列上采集两轮研究数据，第一轮通过梳理文献和定性研究来构建研究框架，进而通过第二轮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来阐述研究结论.第一轮数据采集于2019年3月18日—23日开展，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试点区有关村镇干部、旅游经营业主以及部分未参与旅游发展的居民，其中坪阡古镇16人，木鱼镇15人，下谷坪乡15人，共计46位居民，访谈时间为30～50 min，主要代表观点见表2.通过对实地访谈内容进行梳理，发现试点区居民对于可持续旅游影响感知较为强烈，同时主要社区居民均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横向被剥夺感.

在质性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和案例地实际，设计试点区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调查问卷.其中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量表(Q1～Q16)以Cottrell等[20-22]研究结果为基础，设计增加横向剥夺感知的4个题项(Q17～Q20).旅游满意度的量表(Q21～Q23)参考Nunkoo[42]的研究成果，而发展支持度的量表(Q24～Q27)引自王纯阳[43]的成果.其中，横向剥夺为负面影响感知，故采取反向赋值法，即其值越大，说明横向剥夺感知越小.第二轮调查于8月17日—25日开展，在试点区3个典型社区发放调研问卷.基于家庭以随机的形式入户发放并现场回收，共发放问卷303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其中坪阡古镇90份，木鱼镇和下谷坪乡各91和107份)，有效率为95%.

3 研究结果

3.1 样本概况

居民调查基本信息显示(表3)：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受访者大多是中青年，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居住时间超过20年的居民占69.1%，显示大部分调查对象是原住民.职业构成中与旅游相关职业比例达32.6%，生计方式来源依赖旅游的居民达76.7%，旅游已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经济来源渠道.

表3 样本人口学特征描述统计表(N=288)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N=288)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问卷题项的总体Cronbach’sα值为0.903，问卷信度较高，KMO值为0.828，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选用主成分方法，旋转法采用最大方差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对除旅游满意度和发展支持度以外的感知题项进行因子分析(表4)，得到5个主成分，解释的总方差累积73.24%，满足社会科学提取因子要求.因子1～3和5依次对应于可持续旅游感知中的环境、制度、社会文化和经济4个维度，而因子4属于横向剥夺维度.说明相对剥夺理论横向视角对于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研究具有较强的补充性.

表4 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因子载荷矩阵Tab.4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ustainable tourism impacts

3.3 测量模型检验

3.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对模型中各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由表5可知，各维度的Cronbach’sα信度在0.814～0.939之间，远大于0.7.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在0.819～0.940之间，均大于0.7，反映出变量内部有较好的一致性.

表5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Tab.5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measurement model

续表5

效度检验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聚合效度通过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和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AVE)进行评价，要求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和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均大于0.5.从表5可知，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在0.654～0.961之间，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在0.532～0.798之间，均大于0.5，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而区分效度可通过比较平均提取方差的开根号值和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检验.从表6可知，各潜变量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区分效度得到满足.

表6 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Tab.6 Correlations among study constructs

3.3.2 拟合指数 在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之前，需要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测量模型部分拟合指标未达到理想状态，需要对模型做进一步的修正(χ2/df=2.939，GFI=0.845，CFI=0.903，IFI=0.903，PNFI=0.752).根据AMOS输出报表的修正指数发现，“环境影响感知”中Q8和Q10，“制度影响感知”中Q13和Q14等变量间的修正指数都较高，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提高模型的卡方统计量，同时增加显著性程度P值，因此，尝试增加上述变量之间的关联.同时，将修正指数过高的变量如Q7和Q12予以删除.修正后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为：卡方与自由度之比(χ2/df)为1.537，处于1～3的接受范围，GFI=0.933，NFI=0.934，CFI=0.97，RMSEA为0.043.修正后测量模型拟合指数均高于学者Hu等[41]推荐值，说明数据能够较好拟合模型.

3.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4.1 拟合指数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模型拟合度如下：χ2/df=1.574，GFI=0.904，RMSEA=0.045，NFI=0.918，TLI=0.963，CFI=0.968，IFI=0.968.拟合指数均达到学者Hu等[44]推荐值，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型.

表7 假设模型拟合指数Tab.7 Goodness-of-fit indices of hypothetical model

3.4.2 假设检验结果 结构方程假设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11个假设中共有4个假设得到验证，均在P=0.001置信水平上达到显著.其中，经济影响感知对于旅游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76，P<0.001)，横向剥夺感知对于旅游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β=0.483，P<0.001)，即：横向剥夺感知越小，旅游满意度越高，且横向剥夺感知对于旅游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环境影响感知对于发展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P<0.001)，但对于旅游满意度没有正向影响；旅游满意度对于发展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33，P<0.001).

表8 假设检验结果Tab.8 Results of hypothesis test

假设被拒绝的有7个，多与居民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影响感知有关.与国外发展成熟的国家公园不同，试点区尚处于体制转型期.虽内部社区旅游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总体处于发展阶段，居民横向剥夺和经济影响感知强烈而对于社会文化及环境等维度感知较弱.

1) 从假设检验结果来看，居民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影响感知对于旅游满意度无正向影响，假设H2a、H3a和H4a被拒绝.试点区作为第一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单位，典型社区中仅木鱼镇处于旅游发展成熟期，当地居民利益诉求上升至社会文化等层面.据M05190318，“小时候体育老师现在成了校长，每年暑期包车跑旅游，小孩教育保障不了，孩子大些上了初中，我们都是到十堰房县或者宜昌兴山去陪读”其余社区居民仍以关注经济利益和横向被剥夺感为主，如X05190320，“游客大多是过路，酒店住宿也被神旅集团等大企业垄断了，我们收入没啥子增长，游客都跑到木鱼和大九湖去了.”不同于Shen等[45]在中国乡村旅游成熟目的地的研究结论，制度影响感知并未成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重要预测维度.两地的旅游发展阶段不同以及试点区仍处于新旧政策交替阶段，居民对制度等因素感受有待深化.

2) 除环境影响感知外其余对居民发展支持度均无直接正向影响，仅H3b得到验证.样本人口特征发现近7成居民在试点区居住超过20年，原住民占社区居民的绝大多数.由于居民生计主要依赖试点区优良的生态环境，维系居民情感与环境自我联系的认同感逐渐形成，同时研究佐证环境认同越强，居民环境态度越积极[46].作为边缘型社区的下谷坪镇居民表达同样的意愿，如X08190321，“旅游发展之后对环境管控更加严格，街道变得很干净，不允许打猎，对动物也是一种很好保护”.

3) 假设H5b“横向剥夺感知对发展支持度有负向影响”未获得支持.试点区居民承认旅游发展产生了经济收益不均衡等不公平现象，但并未导致其产生抵制旅游发展的行为.如X03190320“我们对村里旅游发展是不满意的，和之前比收入当然还是增加了，但是你们看看旁边的坪阡古镇搞旅游，家家户户盖了新楼房!而我们基本挣不到什么钱，村里要加大旅游投入.”，这与传统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内在逻辑相悖[15].从相对剥夺理论横向视角发现，旅游影响感知和实际收益的差异使得试点区居民主观上产生不同程度的被剥夺或满意感，这是影响其旅游发展态度的社会心理动因.

3.5 旅游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运用Bootstrap方法使用Amos 22.0软件在95%置信区间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的具体步骤主要是遵循Shrout等[47]提出的程序进行.中介检验结果如果置信区间上下限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从表9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居民旅游满意度完全中介了经济影响感知和横向剥夺感知对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且后者间接效应量大于前者，从而H1和H5得到验证.

表9 中介效应检验Tab.9 Mediation effect test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以及相对剥夺理论文献，以相对剥夺理论横向视角作为理论补充视角，构建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假设模型，运用混合研究的发展法对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居民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由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丰富后的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假设模型的可靠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得到充分检验，能够较好适用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发展情境.从社会心理学相对剥夺理论视角来构建研究体系，更能透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性地位.

2)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影响感知和横向剥夺感知对旅游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横向剥夺感知影响作用更大，其余维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影响感知是居民旅游满意的重要驱动因素且相对剥夺理论能够丰富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理论，该结论与以往研究相一致[20-23].此外，环境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发展支持度，说明环境影响感知与认同是支持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与以往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23，46].居民旅游满意度正向影响发展支持度，从而说明旅游满意度是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重要的解释变量.

3)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与态度间的关系，本研究将旅游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实证研究发现，旅游满意度完全中介了经济影响感知和横向剥夺感知对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且后者间接效应量大于前者.居民旅游满意度是旅游发展实际结果和发展期望比较判定后的结果，旅游经济获利只有同时从纵向历史比较得到客观增长而且横向比较达到了心理公平(不产生被剥夺感)才会产生旅游满意度，进而形成旅游支持行为.

4.2 讨论

以上研究结论可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居民可持续旅游感知、旅游满意度、发展支持度的提升路径和国家公园体制政策的后续优化等提供实践参考.一方面，政府在国家公园建设的个体和社区层面，要重视居民综合利益诉求，竭力避免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边缘化倾向.除了关注旅游发展的扶贫功能，提升居民经济收入，还应关注社区内部和社区间旅游发展获益的分配公平，引导居民选择适当的社会比较对象，建立居民认同的公平差别阈，消除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对于居民来说经济收入的增加和横向剥夺感的消除并不能直接提高旅游支持度，而应使其旅游发展效益感知达到一定水平，进而产生满意感和支持度.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国家公园建设契机，统筹国家公园社区联动开发，重视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切实提高居民旅游满意度和支持水平.

整体来看，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仅引入横向剥夺感知作为单一维度运用于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相关结论是否适用于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的案例地尚有待考证.其次，本研究对于试点区具体社区居民如坪阡古镇生态移民的相对剥夺感并未涉及，后续可具体研究相对剥夺感及其维度，研究其对于旅游发展态度的解释力.同时，应认识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是动态变化过程，本文只是反映研究时间点，即国家公园体制试点3、4年这一节点的状态，有待更多纵向数据来探讨历时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