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东

提要：陕甘宁边区的巫神作为迷信的产物，长期在当地的乡村社会扮演着“医者”的角色，以巫术行医治病，骗取钱财，荼毒百姓，把持着乡村的医疗卫生话语权，成为了乡村社会中的“寄生虫”，也成为了中共强化基层社会控制的“绊脚石”。随着认识的深化和时局的变动，中共先是利用政治话语否定巫神这一职业存在的合法性，又通过给巫神贴上“二流子”的政治标签动员群众改造巫神，继而在卫生运动期间从社会舆论、医疗和强力三个方面对巫神展开围剿。在逐步改造巫神的过程中，中共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边区乡村的迷信风气，取缔了巫神职业，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一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逐步争取民心，强化了对边区乡村社会的控制。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地区，迷信思想长期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以致巫神横行无忌，骗人敛财之事，不知凡几。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后，为打造稳固的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一面积极抵抗日军侵略，一面在根据地致力于社会革新，巫神改造就是当时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巫神改造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着手：其一，从反迷信的角度进行研究(1)如张可荣：《科学与迷信的正面交锋──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迷信斗争》，《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3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