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珺 赵志强

蜻蜓眼玻璃珠，顾名思义，是指在玻璃基体上嵌入一种或多种不同于基体颜色的玻璃料，从而在玻璃珠表面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效果的图案（一般为圆圈纹样），宛如蜻蜓的“复眼”。国外称之为“复合眼珠”（Compound eye Bead），国内有学者将其命名为“镶嵌玻璃珠”。

蜻蜓眼装饰纹样的诞生有何渊源？这里要说一类物件—护身符，作为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观念或信仰，人们相信佩戴护身符可以帮助自己辟邪、挡险，以保障自身安全或增强信念（人缘、财运等）。在中国，护身符的范畴很广，最传统的莫过于寺庙或吉祥物店请的符咒或挂饰，像平安符、生肖符和各类开光的挂饰等。需要指出的是，护身符这种“好东西”并非中国专利，遥远的西亚、地中海等地区的先民也有同样的想法，此类以眼睛为主题的纹饰可能与“邪恶之眼”（evil eye）的观念或意识有关，人们认为存在一种所谓的具有魔法或巫术的“邪恶之眼”，它的目光注视会对人、牲畜乃至无生命的物体造成伤害，如人的疾病、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动物的死亡亦或各类工具的损坏等。为了减小或避免这种伤害，人们需要佩戴适当的护身符或辟邪物，蜻蜓眼玻璃珠应时而生，成为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类护身符。它以模仿人的眼睛来分散、抵挡和对抗“邪恶之眼”的凝视，从而保护人、牲畜和物品免受其害。因此，也有学者称其为“恶眼之珠”（Evil eye Bead）。今天北非、西亚和欧洲一些地区，仍保留着佩戴蜻蜓眼玻璃珠的风俗习惯。

寻踪

目前世界范围内出土的时代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可追溯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6—前13世纪），最初主要当坠饰使用，珠饰顶端有小孔，可供穿系，其后逐渐演变为在珠饰中间穿孔的串饰。蜻蜓眼玻璃珠出现后很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流行，并随着人群之间的交流不断向外扩散。在中国，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新疆地区出土了最早一批的蜻蜓眼玻璃珠，包括轮台群巴克墓地（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拜城克孜尔吐尔墓地（春秋早期）、且末扎滚鲁克墓地（春秋早期）。中原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属于最早一批的也有几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春秋末期）、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地（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等。到战国中期至两汉时期，蜻蜓眼玻璃珠十分流行，考古学家在大部分省区都发现有此时的蜻蜓眼玻璃珠，并且在装饰技法、造型艺术等方面均有改变。东汉以后的蜻蜓眼玻璃珠则只有零星出土。

蜻蜓眼玻璃珠的形状多不规整，常见椭球形，基体颜色多样，但以绿色、蓝色和橘黄色为主，图案主题为各式圆纹（制造眼的效果），“眼”大多是蓝白相间叠压组成，中心点多用蓝色。由于手工制作的随意性，导致蜻蜓眼玻璃珠造型“变化多端”，以下简要介绍几类：

其一，点状眼珠和嵌环眼珠，这两类珠子的制作方法较为简单。点状眼珠是将不同于基体颜色的玻璃料滴嵌入基体，修整过程中根据需要使“眼”齐平或凸出。嵌环眼珠将不同于基体颜色的玻璃料制成细条，嵌入基体，与基体部分共同组成“眼”的图案。

其二，层叠式眼珠，即取不同颜色的玻璃料滴在基体上，由下至上用量逐渐减小，堆叠成别致的同心圆（也可预制好“眼”再镶嵌到玻璃珠基体上），在制作过程中可使用工具进行适当修补调整。此类“眼”的层数不一，少则两三层，多则八九层。

其三，组合型眼珠，作为统称，主要指在玻璃珠基体上采用了多种“眼”的装饰技法，制作工艺稍显复杂。如玻璃珠基体表面并存数个大圆圈，大圆圈内以圆心为轴环绕若干小圆圈，被称为“七星纹”，也有学者定名为“套圈眼珠”。另外还有“眼”凸出于基体、似角锥状的玻璃珠。

嬗变

蜻蜓眼玻璃珠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以后，因时地与文化的殊异，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蜕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铅钡玻璃的应用。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随着国产铅钡玻璃的诞生，产生了一系列有特色的玻璃制品，其中就包括国产蜻蜓眼玻璃珠。我们对若干湖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均为铅钡玻璃，可以理解为古代玻璃工匠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制。

其次，造型艺术的突破。发掘出土的早期大部分蜻蜓眼玻璃珠在款型上都可窥见与西方眼珠的紧密联系；在工匠掌握玻璃制造技术后，蜻蜓眼玻璃珠的纹饰就大异其趣，极富变化，表现出强烈的本土化特征。如湖南湘乡出土的战国时期层叠式蜻蜓眼玻璃珠，工匠们“傲娇”地弃最初的“同心圆纹”眼珠不用，将它加工成“偏心圆”，酷似正在斜视的眼珠，显得生动有趣。再如湖南沅水下游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蜻蜓眼玻璃珠，除了按部就班使用同心圆纹装饰，竟还颇具匠心地制出枣核形的“眼眶”，相当细致、形象。还有一类只见于中国的蜻蜓眼玻璃珠，即在玻璃珠基体上用圆点布置出菱形、方形等网纹，以此将眼饰间隔成若干小单元，使图案组合更具观赏性。益阳楚墓出土的腰鼓形蜻蜓眼玻璃珠将眼珠分为三层，上下层各有四中四小相间排列，中层的四个大眼居于深蓝色小点连成的方形中，珠的两端各饰蓝色小点一圈，布局规律，整体对称，此时“眼”的主体地位弱化，似有意为之。

最后，功能内涵的变异。蜻蜓眼玻璃珠最初只是西方流行较为广泛的一种护身符。而在中国，早期主要作为珍奇之物，用于彰显拥有者尊贵的身份，如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分别出土173件和24件蜻蜓眼玻璃珠，其数量远超同期其他墓葬出土，显得弥足珍贵。战国中晚期以后，本土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数量大幅增加，在普通平民墓中也能发现，不再归于某一阶层独有。蜻蜓眼国产化之余，还作装饰点缀之用，在许多器物身上能看到它的“附庸”，譬如铜带钩、铜镜、铜牌饰等，“前世”的护身符功能已抛诸脑后，渐成历史。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这些小而绚烂的蜻蜓眼玻璃珠，可勾勒出一幅不同文明碰撞与交融的画卷。跋山蹚水的“蜻蜓眼玻璃珠”，初来乍到，即在古代工匠热情的模仿、创造之下，迅速与本土文化融合，烟消了已有的意构，取而代之的是另类新奇之物。或许血脈纯正的蜻蜓眼玻璃珠看到遥远的国度衍生出如此外观、功用不一的“子产品”，也会十分惊叹！

（作者周珺为长沙市博物馆文博馆员；赵志强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