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凌宇 李智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扬州史可法墓祠旁，有一座方亭，匾额上题“史公铁炮”四字，亭内陈列一门铁炮，炮身长180厘米，口径10.3厘米，口圆，项阔，身粗，上镌铭文。这门铁炮为何陈列在史可法墓祠旁？它要为我们讲述什么样的“史公故事”呢？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明崇祯朝（1628—1644）进士，官至南明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南明隆武元年（1645）四月，清军不断南下，史可法自请出镇淮扬，开府扬州。清军入海州，破宿迁，很快兵临扬州城下，总兵官李栖凤、监军道高歧凤纷纷投降，史可法以万余之众，对抗十万清军，誓与城池共存亡。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史可法，劝他投降，史可法复信严词拒绝，说：“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他将招降信撕碎扔进护城河中，率领军民浴血奋战，命文武分陴拒守，自守最险要的西门，知大势已去，史可法写五封遗书表明殉国决心。四月二十五日，清军以红夷大炮攻破西门，史可法被俘，他高呼道：“我史督师也！”不屈而死，追随他的数十名文武官员亦先后不屈就义。其嗣子、副将史德威遍寻其遗骸不得，奉遗命葬其衣冠于扬州梅花岭下。南明朝廷谥史可法为“忠靖”，后来乾隆帝对史可法也非常敬佩，追谥“忠正”，并在墓旁建祠，但是在乾隆年间（1736—1795），史可法墓祠旁还没有这门铁炮。

铁炮的发现与考证

清同治二年（1863），安徽按察使吴坤修治军芜湖，在疏通河道时发现一门铁炮。同年，吴坤修修建鸠江书院，便将该铁炮置于书院门外。江苏按察史勒方锜到芜湖公干，见此铁炮立于鸠江书院门外，且炮身有铭文，“其文曰崇祯甲申年二月立，又曰南京兵部正堂史，又曰嘉协右营弟五号，又曰监督：博士陈于阶、参将江城”。勒方锜对铁炮的来源款识、斤重尺寸进行了详细考证，确认铁炮“为公（史可法）遗物”。铁炮铸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身长五尺，首围二尺，尾围三尺，重一千四百余斤，由史可法担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监造，在钦天监博士陈于阶、参将江城督造下完成。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铁炮被太平军从维扬或金陵携走至芜湖，不慎落入水中沉入河底，直至同治二年疏通河道时才被发现。

炮在宋代就开始出现，元代出现铜炮，明洪武十年（1377）出现铁炮。铁矿比铜矿的储量大，开采容易，铁炮的造价比铜炮低廉，“弗郎机炮用铜计费十余金，用铁少亦五六金” ，所以在明代铁炮得到推广。这门史公铁炮属于什么类型的铁炮呢？根据铸造年代、尺寸和铁炮图推測，应为红夷大炮。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弗郎机炮大量仿制，使用了子铳，可轮流装发，造型上巨腹长颈，但并没有实现技术上的突破，火药量小，口径小，炮身与炮口比例不合理，射程较近，杀伤破坏里程有限。徐光启等人奉命仿制红夷大炮，对倍径技术有了一定认识，突破了以往仿造弗郎机炮的局限，懂得了火炮口径、炮身、长度、弹丸重量以及炮筒厚度之间的联系。“明朝的红夷大炮按照使用途径分为站铳、攻铳、守铳。守铳一般安防在城墙上，轰击接近城墙的敌人，口径为3—5寸，倍径为17—18倍，因安防在城墙上轰击攻城步兵，所以铳身较短。”史公铁炮尺寸与之相符，应该属于红夷大炮中的守铳。

史可法的督造

崇祯年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断进犯，北边清朝统治者也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北都即将沦陷，崇祯帝心急如焚，准备整饬军务，将南都作为重点以备后患。然而“南都武备久弛”，崇祯帝任命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整顿戎务。

史可法临危受命，将制造火器作为整顿武备的重要举措。他认为南方应加强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并加以习练，“南兵之所长者，火器耳。是必造之甚佳，储之甚多，习之甚精，而后试之有效，非漫然尝试者也”。

史可法先是物色人才，举荐上海县儒士、火器制造专家陈于阶。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史可法写了《为特举逸才，以资练备疏》，讲到：“南部各营火器，不但不多，并亦不能造，不能习，而总由于知之者无其人。臣于善造善放者，多方物色，而得一人焉，即上海县儒士陈于阶也。……目下造器、造药、练守、练站，断非于阶不能。请乞敕下该部将于阶量授南钦天监博士职衔，教练诸营火器。”崇祯帝认可史可法的建议，启用了曾经师从徐光启学习西洋器数之学、并精通铳器火药制造演练之法的陈于阶，效用于南京兵部衙门。陈于阶不辱使命，陆续监督制造了一批新式军用火器，这件史公铁炮炮身铭文中就有“南京兵部正堂史，嘉协右营弟五号，监督：博士陈于阶”的记载，这说明这件铁炮正是史可法启用的陈于阶所督造。

第二，史可法提出，决胜炮、三眼枪这类适用于近战的火器在实战中非常好用，建议加强这类器物的操练。他向崇祯帝谏言：“如谓内库神器不习不可，岂皇上近发之决胜炮、三眼枪，独非内库之神器乎？臣议：改练近发之器，以求实用。”这件史公铁炮属于红夷大炮中的守铳，守铳一般安放在城墙上，轰击接近城墙的敌人，正是史可法推崇的近战火器之一。

第三，史可法改革火器训练规则，将火器的演练常规化、实战化。明代，火器的军事训练较为程式化，士兵平时见不到火器，手中也拿不到火器，只在操练日的时候，将火器从兵器库里请出来，送到营房，简单操练后，当天再送回去。搬运火器的时间都要花费半日，训练效率极低。这导致士兵不熟悉火器的使用性能，摸不清火器的脾气，火器变成了装点门面的的器物，真正到了战场上，士兵只能手忙脚乱，慌作一团，不能发挥火器的最大威力。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史可法奏行“更新治兵八事”中提到：“旧例神机兵营，习于内库神器。每赏操日，用数百人于内库抬出，到营便即送回，一往一返，已半日矣。且各神器皆铜铸，仅可壮观。”针对这一僵化的训练规则，史可法要求使用火器的士兵常态化训练，多接触火器，多使用火器演习，“臣在南都造过红夷、灭贼等大炮，及鸟铳、三眼枪、腰刀等件不下数千，皆以发之各营，见在操练”。可见，这件史公铁炮铸造成功后，也成为当时士兵操练时常使用的火器之一。

史可法的强军之策都是切实可行的，但是他的一腔热血和雄心壮志遇到的首要问题却是军饷，火器制造和军事训练都要建立在军饷充足的基础上，他认为应该将筹治兵饷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作为第一要务。为此他积极推举治兵治饷人才，他在《论人才疏》中曾言：“除却筹兵筹饷，别无议论；除却治兵治饷，别无人才。”但是在天下大乱、饥荒不断、腐败透顶的明朝末年，军饷怎么能够按时足额发放呢？到了南明政权时期，皇帝更加荒淫昏聩，马士英等奸党弄权，不以抗清为事，史屡疏：“请饷为进取资，士英靳不发。” 陈于阶曾在《火攻急着，以资战守，以操万全疏》中曰：“史可法先委督造鸟铳，继委管铸大炮；除前完工外，近苦钱粮材料，百不应手，竟属无米之炊。”足见当时军资匮乏至极，已难撑战事，可怜史公忧国治军苦心有几人共鸣，境况如此竟是万般无奈。“呜呼！有明之季权奸肆，孤阳不敌群阴势。蔽云日月且无光，火器精坚复何恃。”

铁炮回到史公身旁

铁炮凝聚了史可法的心血，百余年后复出于世，同样可以勃发出忠义之气，正所谓“铮铮忠正人中杰，百炼锤成器之铁，岁月不磨真本色，犹是忠真一片心”。勒方锜仰慕史可法为人，且念及乾隆帝惓惓于史公之遗迹，遂建议将铁炮移至扬州史公祠内。他认为扬州是南北往来之地，将这尊灌注史公精神的铁炮放置扬州，定可令“士大夫过而拜公祠宇者，读其遗书，观其遗炮，忠义之气可以勃然而生矣”。

同治五年（1866），史可法七世裔孙史兆霖将铁炮从芜湖顺江运回扬州。据《史兆霖题记》中记载，船行至长江黄天荡时，突然狂风大作，江上其他船只都被掀翻，只有此船安然无恙，只因炮身倍重，使载炮舟得以镇压，寓意着史公的护佑。铁炮平安归扬后，特于史公墓祠侧建亭以为尊藏。史兆霖请甘泉散馆编修顾奎模（摹）炮成图，并将图和勒方锜之记装池成轴，为后裔景仰，以垂永久。同治九年（1870），江苏巡抚丁日昌在拜谒史公时见到铁炮和图、记，想到自己正在为制造军械枪炮，抵御外国侵略而苦心操劳，有感于此，当即书题“史忠正公遗炮图”以为寄。如今，此字与《顾奎摹炮图》、《史兆霖題记》、勒方锜《史忠正公遗炮记》以及李文森、杨宜治、沈秉成等清代文人志士对遗炮图所题歌诗赞记，共同组成横长905厘米、纵长41厘米的《史忠正公遗炮图》纸质长卷，收藏于史可法纪念馆。由于这件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现被认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铁炮失而复铸

据《江苏文化的劫难》中记载：“1937年 12月14日，扬州沦陷，日军在扬州城区掠夺了史公祠的铁炮。”或者是担心铁炮会唤起扬州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亦或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物的贪婪而萌发了抢夺之心，日本侵略者将此象征着忠义爱国的千斤铁炮掠夺，从而不知所终。1962年，郭沫若来到扬州，得知史公铁炮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扼腕叹息，写下：“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梅花岭下遗香在，铁熕何时反故邦？”的诗句，期盼能够寻找到史公铁炮的下落，但是直至今日，铁炮仍然下落不明。

2017年，史可法纪念馆对馆内陈展进行提升改造时，根据《史忠正公遗炮图》对铁炮进行了重铸，陈列于史可法墓祠旁边，还原了史兆霖当年建亭陈放的景象，供后人追思纪念。

“公去社已屋，我来梅正花。”梅花岭上，恍听江淮战鼓响，西城门上，百世犹闻杀敌声。铁炮虽已不在，然铁炮之魂却与史公精神、史公事迹一起，永远铭刻在扬州人心中，从此成为扬州城精神的不朽象征。

（作者姜凌宇为扬州史可法纪念馆文博馆员；李智为扬州市文史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