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莉莉

2020年2月20日，第70届柏林电影节开幕式

戛纳、威尼斯和柏林三大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被业界称为“蓝白红”（威尼斯是蓝、柏林是白、戛纳是红）三部曲，而它们恰好都在欧洲。欧洲三大电影节都有强烈排他性，一部影片往往只能参加其中一个电影节;如果脚踩两只船，那两边都不会给你颁奖。

一些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新作，有时候率先在欧洲的电影节崭露头角，比如2020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的某影片，就成为现象级的话题。

根据filmfestivals.com网站的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活跃的电影节超过3000个。如同广交会，电影节是电影业内人士交流、展示和买卖电影作品的主要平台。参加者除了明星和导演，更有院线负责人、投资者和发行商等产业内的各个环节参与者。除了是交易平台外，电影节也会展示某个城市某个组织的一套价值观。《电影节：全球电影中的文化、人民和权力》认为，电影节较少展示商业大片，而是人们充分欣赏有文化价值作品的平台。除了电影作品，主办城市也是亮点。而主办“电影节”的始作俑者，是威尼斯。

法国戛纳的电影墙

2020年9月10日，第7 7 届威尼斯电影节，《R u n H i d eFight》首映礼

“威尼斯—柏林—戛纳三部曲”和奥斯卡，到底谁的含金量更高？

这是一个常年存在于各大平台论坛的经典问题。一个高赞回答是：拿柏林、戛纳、威尼斯和奥斯卡比？这就像拿贝利、马拉多纳、克鲁伊夫和C罗比，你说有得比吧，还真能比;你说没得比吧，还真是毫无比较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回60多年前，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欧洲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在那个年代审美和视觉风格的差异：

1959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是弗朗索瓦·特吕弗，他拍摄的个人首部长篇电影《四百击》，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爱看裸女照片、被老师指责抄袭、逃课、偷打字机的12岁男孩，情节舒缓，故事平滑。这么一部妥妥的文艺片，开启了新浪潮电影在法国的风行，也让特吕弗慢慢成为这股新浪潮中最活跃的那个“弄潮儿”;

戛纳是电影艺术的开路先锋，而威尼斯电影节则让影迷看到了更多电影人身上的人性光辉。

同样是1959年，奥斯卡金像奖把最佳导演奖颁给了“编剧之王”比利·怀尔德。他是凭借什么作品当选的呢？《热情如火》。它是一部玛丽莲·梦露、托尼·柯蒂斯和杰克·莱蒙领衔主演的爆笑喜剧片，除了让梦露开始了在好莱坞风情万种的表演，还见证了后两名影帝兼男主角，在两人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男扮女装的经典反串，是商业喜剧片之鼻祖。

如果说代表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水准的戛纳，在1959年用一部《四百击》，向全世界坦承了自己对文艺片和独立审美的独特品味，那么代表好莱坞电影最高水准的奥斯卡，则用《热情如火》向世界秀出了自己最厚实的那块肌肉：玩电影就轻松点，何必整那么多长镜头和意识流？！

商业、艺术和个人

读到此处，如果就妄下“欧洲电影节—文艺范儿，美国奥斯卡—商业范儿”的定论，或许过于武断了。

比如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柏林电影节，在欧洲电影节编年史上，其厚重感和权威度，在业界始终无法与均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只是以一座城市（威尼斯）或一个小镇来命名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相提并论。

但柏林刮起的电影风，也不能忽视。和戛纳电影节对艺术性和创作手法的探索相比，柏林电影节更偏重于在商业与艺术中寻求平衡。

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

举个例子吧，2006年，一部波黑、克罗地亚、德国、奥地利合制的剧情片《格巴维察》爆冷，夺得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熊奖。这部无明星、无流量却在业界和影评圈备受好评的冷门片，在把女性甘苦、战殇遗恨、削发明志、民谣吟咏进行了一番精妙的结合后，也成为影展界一个被贴上“柏林style”标签的观察样本：

一部把女性权利、和平主义、人道精神、反战思潮……纳入107分钟故事的剧情片，像极了柏林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每年举办的那个电影节。或许柏林在世界城市史上略显平庸，或许柏林影展在世界电影史里略不出彩，但柏林电影节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和德国制造一样兢兢业业，至少，它的下限絕对不低。“柏林电影节和奥斯卡不一样，不需要专门机构推荐，所以如果有作品和实力，应该很多导演都会报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说。

凭借《理智与情感》夺得1998年金熊奖的李安，曾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这样写道：“其实柏林影展是一个商业与艺术并重的影展，比较多元化，不像戛纳那么看重艺术性，至于威尼斯影展，它更强调个人化。”

如果用“寻求平衡”形容柏林电影节和它的作品，那么戛纳电影节无疑是“反向柏林”—这座法国黄金海岸附近的小镇，一直把“为电影的视觉和艺术探索更多可能性”作为己任。这也就难怪，特吕弗当年以一个半业余导演的身份横空出世后，会出人意料地在戛纳拿到最佳导演，一举奠定了自己“新浪潮之父”的业界地位。

《霸王别姬》《红高粱》剧照

《霸王别姬》《红高粱》剧照

不止特吕弗，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教父》）、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今村昌平（《楢山节考》）、史蒂文·索德伯格（《性、谎言和录像带》）、昆汀·塔伦蒂诺（《杀死比尔》）等，这些响彻世界影坛的名字，都曾凭借在戛纳电影节上的“封神授勋”，在商业和艺术两条轨道上一路驰骋。

中国影坛的代际变迁，肇始于中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奖作品的更新换代。

就像李安所说，戛纳是电影艺术的开路先锋，而威尼斯电影节则让影迷看到了更多电影人身上的人性光辉。

1970年，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把首届终生成就奖颁给了美国鬼才导演奥逊·威尔斯，表彰后者在电影技法和拍摄方面的探索，也向这位口无遮拦的性格导演致敬。此后，《公民凯恩》只是一个美国导演彻底掌控每一帧画面后的一部作品，而威尔斯则作为第一位被致敬的电影人，被镌刻在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终生成就奖名单之首。

欧洲电影节上的华语电影

在欧洲影坛，华语电影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也多得它们在三大电影节上的亮相。

1993年，《霸王别姬》拿下戛纳金棕榈奖，震惊世界影坛。据说当时盛传着一个说法：《霸王别姬》的男主角张国荣在竞逐戛纳最佳男演员奖时，仅以一票之差落选，原因竟是一位意大利评委在评选最佳女演员时投了张一票。

这个传言当然无据可考，但毫无疑问的是，华语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确实让欧洲三大电影节的组委会眼前为之一亮。

就在《霸王别姬》问鼎戛纳的一年后，葛优凭借在《活着》里的表演，成为第一位华人戛纳影帝。此后，张艺谋、王家卫、陈凯歌、王小帅等导演，都分别在戛纳的主单元和竞赛单元获得奖项。2004年，张曼玉凭借其在《清洁》中的表演，成为华人唯一的戛纳影后。

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影坛的代际变迁，肇始于中国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奖作品的更新换代。1988年，張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获第3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中国影片第一次获得世界A级电影节最高奖。当年“爆冷捧杯”的张艺谋，此后和陈凯歌等一起，通过在世界影坛尤其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上参展获奖，被外界标记成一个象征着历史思考、哲理思辨的群体—第五代导演。

第五代还没挺直腰杆，第六代其实就已横空出世了。2006年，曾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风光无限的张艺谋，拍了一部改编自曹禺话剧作品《雷雨》的电影，名字叫《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一年，汾阳小伙贾樟柯拍了一部反映被三峡工程影响的底层群体故事的电影，名字叫《三峡好人》。

贾樟柯当时说，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我想看看有谁还关心“好人”。最终，《三峡好人》票房30多万元，《黄金甲》票房接近3亿元。

但这丝毫不妨碍欧洲电影节对《三峡好人》的青睐。这部票房“少得可怜”的冷门文艺片，或者更通俗点说，这部把镜头对准重庆奉节普通人的纪实片，在当年勇夺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成就了当年影坛的一个奇观：一部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不叫座”的电影，在威尼斯收获了“最好的口碑”。

贾樟柯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绕不开的一个性格人物：自称只是个“县城混子”的他，多得威尼斯电影节，在海外尤其是欧洲大陆，收获了最忠实的拥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