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人。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共合作持反对和弃权意见的19名代表，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中共创建时期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二是中共创建时期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三是中共创建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代表。其反对和弃权观点不一。赞成的21名代表意见也不一致。无论是反对、弃权还是赞成，都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其中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三大与会代表的正反态度交锋，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走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革命问题和因革命问题而采取的革命行动。

[关键词]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态度;行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1-0077-11

[收稿日期]2020-11-10

[作者简介]伍小涛（1967—），男，湖南祁东人，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人。他们分别是：张太雷、李大钊、陈洪涛、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何孟雄、王用章、徐梅坤、谭平山、冯菊坡、刘尔嵩、于树德、杨章甫、罗绮园、谭植棠、陈天、王荷波、邓培、项英、阮啸仙、向警予、孙云鹏、金佛庄、陈潭秋、王振翼、张连光、朱少连、袁达时、高君宇、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国焘、刘仁静、王仲一、林育南、张德惠、王俊。大会对于陈独秀所作的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报告，持赞成票的有21人，持反对票的有16人，持弃权票的有3人。

而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在写给第三国际维经斯基（吴廷康）的信中说：“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大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以开会议决绝不赞成，在事实上已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P259这就导引出一系列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转变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哪些代表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哪些代表改变自己的立场？为什么？这一转变对中国革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态度与行为理论，从与会代表会中的发言及会前会后的行为来分析与会代表的态度及这一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从而对中共三大的功能和作用进行重构，进一步拓展中共三大研究的范围和力度。

一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原理，一个人的态度可以界定为个体对人或事物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性反应，它通常根植于个体的信念，表现于个体的感受或者行为倾向中。[2]P119无可否认，中共三大代表基本上信仰共产主义。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如何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其态度各异，从而影响了其在革命中的行为。

从共产国际参会人员斯内夫利特的会议纪录来看，赞成国共合作的人有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陈独秀、邓培6人，反对的有林育南、蔡和森、张国焘3人。[3]P52-56

据徐梅坤回忆，张太雷在会上发言很激烈，主张国共合作;向警予不赞同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观点，他们夫妻在会上会下吵得很厉害;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时，蔡和森、王振一没有举手;他自己对张国焘发言反对国共合作气得站起来拍桌子。[3]P127这样赞成国共合作的又有张太雷、向警予、徐梅坤3人，反对的加王振一1人。

据于树德回忆，叫他去参加三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老同盟会员，接触孙中山国民党方便一些，联系国共合作等具体问题，孙中山容易接受。[3]P121这就说明，于树德是赞成国共合作的。

据张国焘回忆，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成陈独秀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意见。这位陈为人，就是陈洪涛。三大后，他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为核心的国民党”做了一些发展国民党党员、筹建地方党部的实事。[4]这说明，陈洪涛作为三大的代表也是赞成国共合作的。

據相关资料载，恽代英也是支持国共合作的，但有所保留。他说：“中国今日除孙中山及民党中少数坚贞君子外，其余多系借名招摇，何曾真肯为民主主义作战？即如四川民党中且有派别，互相水火。所草省宪，全为御用性质，以视湘宪且有天渊之别。若此亦认为民主派，而加入之又不能设法改造，徒为彼等所笑而已。何益于主义之进行耶？”[5]P399

据陈乃宣研究，陈潭秋在三大会议上发言，积极支持同孙中山建立合作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发言中他用自己参加“二七”大罢工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教训，说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6]P26这样，陈潭秋也是赞成国共合作的。

又据刘威立研究，在会上与马林、陈独秀、瞿秋白等展开争论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他们在面对加入国民党的要求时也保留着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念，他们当时是用国民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加入国民党并非与资产阶级同流的想法来解决矛盾的，所以，他们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7]P141这样，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再加上刘仁静1人。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赞成国共合作的人有13人，即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陈独秀、邓培、张太雷、向警予、徐梅坤、于树德、陈洪涛、恽代英、陈潭秋。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有5人，即林育南、蔡和森、张国焘、王振一、刘仁静。这样，在21人赞成票中还有8人，在19人反对票和弃权票中还有14人不能明确认定。

据斯内夫利特会议笔记记载，广东支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3]P54这说明广东支部是主张国共合作的。当时属于广东支部的党员有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冯菊坡、杨章甫、罗绮园、梁复然、谭植棠等人。据广东党史记载，广东地区党组织推选三大的代表为：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冯菊坡，并派罗绮园担任大会记录。[8]P80而冯铁金研究，广东党组织参加三大会议的有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冯菊坡、杨章甫、梁复然5人。[9]而李蓉认为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刘尔嵩、罗琦园、杨章甫、谭植棠6人是出席三大的代表，梁复然是列席代表。[10]从这些不同的论述中，至少可以确定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冯菊坡4人是参加过中共三大的。而《梁复然的回忆》中，广东选出参加的三大代表除前4人外，還有杨章甫、谭植棠。至于梁复然他自己，他说参加了三大预备会议。至于是否参加正式会议，他没有说。[3]P106而杨章甫给梁复然的信中说：“广州同志非正式代表也有参加，我也在内。”[3]P105说明杨章甫也列席了三大。如果把作大会纪录的罗绮园算在内，广东代表参加三大会议的至少有6人，即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刘尔嵩、罗绮园、杨章甫。至于梁复然和谭植棠在更多的史料没有挖掘出来之前，取其中1人，即谭植棠。这样，广东参加或列席三大的成员达到了7人。

据专家研究，在三大会议上，以谭平山为首的中共三大广东区代表，积极拥护和支持大会的正确主张。[11]这说明广东的代表是赞成国共合作的。这与前面斯内夫利特笔记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在会上，阮啸仙确认与国民党建立合作是第一重要的，他说：“在国民党活动之下——国民革命当中，来训练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所形成不得不如此做的，也必要如此。”[12]P131因而，他赞同以“党合内作”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这更加证明了广东的党员代表对提案的赞成。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广东党组织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三大前就蓬勃开展起来。1922 年1月 15 日，国共两党党员及各界民众数千人参加了第二国际左派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会，国民党员谢英伯担任大会主席，中共广东支部负责人谭平山、谭植棠及林伯渠等在会上作演讲。5月在广州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国共两党党员也积极参加。广东党组织发动的罢工运动也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国民党政治上物质上切实的帮助。”[13]P5二是因为广东党组织一些主要人物，如谭平山、林伯渠等人与国民党有渊源关系。三是因为广东的国民党对共产党工人运动持宽容态度。孙中山曾表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14]P635

如果把广东参加三大的代表7人加上，这样三大会议上赞成国共合作的人数就达到了20人。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工人代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3]P61这样，同意陈独秀国共合作报告的21人呼之欲出，即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陈独秀、邓培、张太雷、向警予、徐梅坤、于树德、陈洪涛、恽代英、陈潭秋、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刘尔嵩、罗绮园、杨章甫、谭植棠、张连光。而剩余的14人，即罗章龙、刘天章、何孟雄、王用章、陈天、王荷波、项英、孙云鹏、金佛庄、朱少连、袁达时、高君宇、张德惠、王俊持反对意见或弃权。

斯内夫利特的会议笔记还记载了长辛店出席三大代表的发言：“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3]P54据专家考证，长辛店出席三大的代表是张德惠、王俊。[9]这2人正是剩余的14人中的两个。从发言的内容看，他们是反对国共合作的。正恰好论证了14人持反对意见或弃权的观点。斯内夫利特的会议笔记还记录北京的代表说：“在北方我们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3]P54言下之意，用不着与国民党合作，来发展我们的组织。这就说明，北京的代表除李大钊赞成国共合作外，其余的人是反对国共合作的。据专家考证，北京出席三大的代表是李大钊、罗章龙和何孟雄。[9]这就说明罗章龙和何孟雄对国共合作持不赞成态度。

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提纲中有一项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受到攻击，对这一项作出决议时，陈独秀的意见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有10票是湖南的。（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另外有6票是汉口的。”[3]P61马林认为反对陈独秀意见的主要是两湖代表。而在反对代表和弃权代表19人中，有8人是两湖代表或两湖人士，即：林育南、蔡和森、刘仁静、罗章龙、项英、朱少连、袁达时、陈天。而马林作为外国人，对中国语言的模糊性，因两湖反对人士之多，想当然把反对票全归结于两湖代表，不是没有原因的。

张国焘在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说：“代表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3]P92这恰好论证了前面北京和两湖代表反对国共合作的观点。因此，19位反对和弃权代表是林育南、蔡和森、张国焘、王振一、刘仁静、罗章龙、刘天章、何孟雄、王用章、陈天、王荷波、项英、孙云鹏、金佛庄、朱少连、袁达时、高君宇、张德惠和王俊是有一定根据的。

二

从反对和弃权陈独秀报告的19人来看，我们可以大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一是中共创建时期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主要有蔡和森、张国焘、刘仁静、刘天章和金佛庄;二是中共创建时期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主要有林育南、王振一、罗章龙、何孟雄、高君宇;三是中共创建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代表，主要有王用章、陈天、王荷波、项英、朱少连、袁达时、孙云鹏、张德惠和王俊。

首先，在第一个群体中，反对陈独秀国共合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国焘、蔡和森和刘仁静。张国焘反对的理由是：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并没有成熟，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参加国民运动不值得。而且我们有140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因此，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3]P56这是否意味着张国焘不主张国共合作？或者如马林所说，张国焘之所以在会上反对国共合作，是因为他知道了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意见有分歧？[3]P484

但从张国焘回忆来看，他是持有条件、有限度地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也就是说，他主张国共“联合”，而不是国共“混合”。他认为，如果实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并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与权势。从这一点来看，张国焘对国共合作并不是持完全的否定態度。

张国焘这一态度秉承了他一大时“左”的倾向。陈独秀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7]P72而这种所谓“左”的倾向，在他领导和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工人罢工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15]P561同时，张国焘在同国民党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国民党总是“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16]P196。张国焘这一看法，得到了一些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认同。从这一点来说，张国焘的观点不是没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而蔡和森反对的理由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二者要联合起来。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不是破坏国民运动，而是促进这个运动。[3]P54蔡的观点是否如一书指出：“他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还是一面旗帜，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利于我党广泛接近各阶层的群众，更好地组织工农进行革命斗争。”[17]P100我们不能以是否同意加入国民党作为衡量历史人物对与错的标准。从上面蔡的发言内容来看，与中共二大决议案：“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5]P65相洽，而且在西湖会议上，蔡和森已同意国共合作。这说明，蔡和森与张国焘一样，在国共合作中，是持有一定条件的，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地位。这与蔡和森一直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相一致的。蔡和森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由工人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工人阶级“是解救全中国人民之革命的真势力”，如果“工人阶级的势力不存在，幼弱的资产阶级及涣散无力的小资产阶级，只有日益葡伏于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而莫可如何”[18]P270。而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他留法期间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不无关系。[19]

刘仁静作为列席代表虽然在三大会上支持张、蔡的观点。但与张、蔡从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出发有所不同，他是从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出发。“他所以同意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认为这有助于共产党团结群众避免孤立，还有利于共产党争取国民党内有组织的工人，分化国民党。”[7]P131他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中共党内一部分人的看法。陈公博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民主派对于封建的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开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20]P83这就是说，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同。

其次，在第二个群体中，反对陈独秀国共合作的主要有林育南、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我们先看林育南的观点。他认为：“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能对他们的改组抱有希望。他们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和“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我们应该为我们党保存力量”等。[3]P53-54这一观点，与蔡和森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致的。不同之处是蔡和森是在旅法期间，“猛看猛译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服膺了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而林育南在工运实践中感觉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他先后领导、组织了汉阳钢铁厂罢工、英美香烟厂罢工、粤汉铁路第二次大罢工等多次工人罢工运动。在罢工过程中，他感知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他指出：工人阶级“他们年轻而少成见，很少个人的利害观念，最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获得阶级的觉悟。而且肯守纪律，服从命令，故他们是革命的最勇敢忠诚的战士”[21]P336。他们“居于最重要的经济的生产地位，而且是最受压迫，最有反抗力，所以他们是真正的革命的主力军，国民革命没有他们居于主要的地位，是决不能成功的”[21]P294。从这一点来讲，林育南反对陈独秀国共合作，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是有一定阶级基础的。

同样，高君宇不赞成陈独秀的国共合作意见，与他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地位是相洽的。高君宇由于“最早即在北方从事职工运动”[22]。因此，他深知：“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占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无论何时，无产阶级要独立的组织起来……不能因连锁而放松了他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斗争”[23]。虽然高君宇在三大的发言已不可考，但会上把高君宇和林育南、蔡和森等人当作张国焘“小组织”成员而落选中央委员会，已表明高君宇的意见与张国焘、林育南和蔡和森的意见是一致的。

罗章龙和何孟雄作为北方区委推选出来参加三大的代表，先后参加和领导过长辛店、陇海铁路、开滦煤矿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从《向导》介绍《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的内容来看，上述一系列罢工运动，一是反对本国资本家、二是反对外国资本家、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因此，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合作，对于这些从事工运的领袖来说，是想不通的，这也是阶级特性使然。

由于在共产党内有一大批人不主张国共合作，即使国共合作，也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因此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24]P493从这一点来讲，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等人的意见，对推动国共合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是没有贡献的。

最后，在第三个群体中，反对陈独秀意见的占大多数。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参加三大的工人代表本来就多。根据中共中央规定三大的条件：“第一条，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条是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条是工运负责人”[3]P129。参加三大的代表主要是产业工人。因此，参加三大的工人代表有：王用章、陈天、王荷波、项英、朱少连、袁达时、孙云鹏、张德惠、王俊、邓培、徐梅坤和张连光12人，占了总数的30%。二是工人代表的阶级特性决定。关于无产阶级特性，邓中夏曾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些，要坚决些。”[25]P42

作为从工人队伍中走出来的工人代表项英也这样认为：“压迫劳动阶级的是资产阶级，在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是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所受的痛苦，都是没有丝毫的差别，要求得劳动阶级的翻身，只有靠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同资产阶级斗争。”[26]P13基于这一看法，在三大上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取不合作态度，是自然而然的了。至于一书说：“党的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项英是拥护的。”[26]P13则是把会后拥护当作会中拥护，或者为尊者讳。传统党史中，一般把拥护国共合作看成是正面的，把反对国共合作看成是反面的。实际上，赞成或反对国共合作，都是一种正常的看法，谈不上正面与负面。其他的工人代表也基本上像项英一样。国共合作对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起初工人代表对国共合作不理解，经过马林在三大會议上反复进行说明，才接受这一要求。

总之，在反对和弃权陈独秀国共合作的报告中，其代表有的是从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出发，有的着眼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有的是想借国共合作壮大无产阶级力量，有的是因无产阶级特性使然。无论哪一种态度，其出发点都是推动共产党的发展。

三

从赞成陈独秀报告的21人看，我们同样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成上述三个群体，一是中共创建时期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向警予、于树德、恽代英、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和谭植棠;二是中共创建时期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主要有邓中夏、陈潭秋、陈洪涛、冯菊坡、刘尔嵩和杨章甫;三是中共创建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工人代表，主要有邓培、徐梅坤和张连光。

在这些群体中，服膺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和前面相比，尤其显得多。这说明，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上，有不同的分歧。这反映到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态度自然不同。

据斯内夫利特会议笔记记载，李大钊在三大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有三点内容，即：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革命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3]P129从这一些内容来看，李大钊赞成国共合作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就导引出一个问题：蔡和森、高君宇等人因坚持无产阶级领导，都反对国共合作。而李大钊为什么主张国共合作？

李大钊认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7]P51在这段话里，李大钊表达了两层意思，即：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工具，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打倒资产阶级，而是驱除不劳而获的官僚强盗;第二、社会主义革命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脱除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的力量进行国民革命不可，而要想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国民党是目前国内唯一“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是唯一“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的政党。[28]P461而且，从个人关系来讲，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观感不错。他说：“夫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29]P285基于上述理由，李大钊选择了与国民党合作。

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可以从大会上他回答蔡和森的观点看出，是基于下述理由：“1、关于反革命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一切情况都是确实的，但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的结论应该是，我们要为民族革命而工作。2、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正如蔡所说，是革命的。但是他却不想建一个能容纳广大农民……和实业家等人的政党。3、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7、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3]P55-56从这些理由来看，陈独秀的意见完全是共产国际意见的翻版：“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3]P27这就说明，陈独秀赞成国共合作，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得不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命令。从陈独秀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始，到西湖会议前，陈独秀一直强调：“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P237。他一直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为革命的主要动力。至于赞成国共合作，或在国共合作中，忽视无产阶级的作用，则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指示。从这一点来说，陈独秀在三大的发言，完全是共产国际影响的结果。

在三大会议上，瞿秋白也踊跃发言，积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1、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国民党从没有一个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2、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3、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3]P52-53从内容来看，瞿秋白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利用国共合作，推动无产阶级的壮大与革命的发展，这与李大钊的看法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李大钊从革命手段来对待国共合作的。而瞿秋白从宗法特征来看待国共两党的阶级基础。

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是宗法社会瓦解的结果。他说：“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不能充分发展，……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30]P111-115而资产阶级及代表政党——国民党同样也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他说：“中国现存的国民党，因其宗法社会的出身，旧历史的关系，军事崇拜的习惯;中国旧式下等阶级的会党遗传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现象。他当时亦的确只能如此，而且正惟因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历史使命——与他同时的其余一切维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会式的，而绝无革命性。只有国民党能秉此革命性而适应进化。可见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旧的只有国民党，新的尚未集中。所以只能并且十分应当适合现时社会的动象，就现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实际生活中所涌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分子于此党。”[30]P218

毛泽东在三大会议上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国民党是否就不能发展——这是个问题。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有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六、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七、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3]P53从这些观点来看，他同意加入国民党，但对国民党持消极的态度。相反，他对农民持乐观的态度：“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4]P273

至于第一群体的其他代表，其态度和观点基本上与陈、李相同。拿张太雷来说，他就认为：“（一）资产阶级是有妥协、卖国的可能;（二）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巴黎公社是特别的证明;（三）要有自信力，明白自己是有力量的，能够掌握政权的;（四）无产阶级是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最有力量的统治阶级。”[31]P96“我们加入国民党，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要给一些官僚政客腐败了、同化了。”[32]P46也就是说，张太雷、向警予、于树德、恽代英、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赞成国共合作，是在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前提上，与国民党“党内合作”。

在第二群体中，主要代表为邓中夏。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主要为：“一、如果我们不在北方发展国民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二、我们的重要问题是应否让国民党得到发展。三、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七、批评国民党轻视群众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党内有群众。八、没有人反对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但我们不是为国民党工作，以后我们应改变合作的政策。九、建议劳动组合书记部承担我们的工会工作。”[3]P53从这发言提纲来看，邓中夏对国民党是一种矛盾的心理，既肯定国民党积极的一面，又对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不是为国民党工作，而是为共产党的发展。因此，在国共合作上，尽管邓中夏赞成陈独秀的意见，但他的着力点还是在无产阶级的壮大上。他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25]P101-102

由于邓中夏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视角來看待国共合作，因此，对合作中忽视工人力量的行为进行了抨击。他说：“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挫折，便认为此路不通，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25]P44这又与邓中夏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在赞成国共合作上，从事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代表，是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来看待此事的。这与前面第二群体的反对者观点殊途同归。

第三群体赞成的工人代表人数少，只有邓培、徐梅坤和张连光三人。他们之所以赞成陈独秀的提案，一是因为马林的思想工作，二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

四

中共三大就国共合作各位代表尽管态度各异，但争辩双方都是认识上的问题，都没有上升到“路线斗争”。因此，有人指出：“‘三大就有关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33]无疑是中肯的。

蔡和森指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由于当时根本的意见不同，具体的方法亦不同。党内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派右倾，一派左倾。‘左的倾向也是很消极的，其缺点有三：（一）怕加入国民党而消灭自己的势力，因之不积极参加国民党;（二）想等孙中山左倾后再加入，而忘却支持和改造国民党的责任;（三）怕加入国民党后，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使之获得群众的拥护，而自己反而站到被动的地位上去了。有右倾情绪的人，只注意到国民党领袖中的个别人物的动摇，而忽视国民党内的革命群众，因而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放弃了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17]P100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固然，陈独秀在三大会上提出了共产党以个人加入国民党，会后也指出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革命。”[34]P561-564但并不意味着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相反，在中共四大上他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归结于陈独秀三大前后形成的“孟塞维克的路线”，则是把历史简单化了。当然，陈独秀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由于陈独秀肯定资产阶级的作用，才掀起了国共合作的高潮，才有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会出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陈独秀三大前后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另一方面，由于陈独秀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上一直摇摆不定。正如蔡和森所说：“他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隶属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内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只有‘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资产阶级的握得政权，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将来再来社会革命。所有这些就确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35]P1013-1014由于陈独秀三大起的形成的态度和理论基础，才有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1]P393

另外，陈独秀三大的态度也影响了中共的内部和他自己。邓中夏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倾向，指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13]P5。这不只是邓中夏一个人的看法，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瞿秋白说：“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在这‘民权革命之中取得领导权，这一革命的前途是什么，是否中国的民权革命将要造成欧美式的民权政治而告一段落，然后再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所谓两次革命的理论），当前这一革命的主要的社会内容是什么，革命斗争方式是如何的运用等等问题——都摆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面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客观上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答案。但是，主观的策略与总的战术路线，是模糊的笼统的，——因为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共产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没有明显的观察的。因此，对于上面所列几个主要问题，实际上都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36]P367-368在这里，瞿秋白实际也指出了中共三大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开始。

由于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人都认为陈独秀三大的态度是机会主义的态度，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权威逐渐消解。这样，1927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陈独秀“即不视事”。同时，在八七会议上，把革命的失败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人的人身攻击。”[37]P172从这一点来说，陈独秀中共三大的态度，影响巨大。

瞿秋白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其在三大会议上的态度，影响也绝不比陈独秀少。

首先，由于瞿秋白在三大已经意识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而这种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急切。他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30]P204在这里，瞿秋白已明确表示由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半无产阶级，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等到1927年八七会议掌握党的领导权后，这一思想上诉诸于行动，于是便有一系列的革命暴动。如他所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級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36]P1-3因此，瞿秋白三大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态度，对后来指导革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三大上由于瞿秋白是从宗法社会来看待国共合作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宗法社会一直是瞿秋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着力点。三大至1927年7月，由于瞿秋白没有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这一认知对革命影响不大。等到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这一认知直接导致了“左”倾盲动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他们的内部，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滞而留着许多半封建半宗法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幼稚而没有统一全国的政治、经济力量，所以各地都有无数豪绅资产阶级的派别，互相争夺恶斗，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内的各派以及新军阀中许多系统不过是全国范围内这种社会关系的表演）。但是，这种反动统治无论如何动摇变换，如果工农群众的组织不起来推翻他，他始终维持国内豪绅资产阶级及国际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工农的剥削。要根本达到中国工农解放的目的，必须彻底扑灭中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工农的猛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倒这种统治的唯一出发点。”[36]P120而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则是宗法社会，扑灭中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则是在农村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对小资产者也是这样，使他们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也就是说，烧掉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这一点来讲，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因此，三大中瞿秋白宗法思想对他后来的革命理论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三大上对农民的重视态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诞生。《决议》指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催（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及必要。”[15]P151也就是说，从三大起农民问题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愈来愈重视农民问题，直至后来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出现了农民运动的高潮。这是毛泽东对三大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三大提出农民问题重要性后，在以后的理论和实践中非常重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作用。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38]P37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39]P21。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和重视，才开创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这一点讲，三大中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至于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林育南和谭平山等代表三大的态度，对革命也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三大与会代表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三大与会代表的正反态度交锋，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走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革命问题和因革命问题而采取的革命行动。从这一点来讲，从社会心理的视角研究三大与会代表的态度及行为影响，意义重大而深远。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候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4]王连捷.中共三大后哈尔滨党组织活动考述[J].党的文献，2011（3）.

[5]时光，等.“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陈乃宣.陈潭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7]刘威立.刘仁静[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9]冯铁金.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是40名——兼论“三大”的開幕日期是1923年6月10日[J].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2009-12-31.

[10]李蓉.出席三大代表再考证[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9）.

[11]杨汉卿.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党的“三大”的历史性贡献[J].北京党史，2013（4）.

[12]阮啸仙文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3]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6]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共“三大”资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17]中共双峰县委员会.蔡和森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18]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9]伍小涛.略论中共四大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以中共四大代表成员构成视角分析[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3）.

[20]李珂.陈公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1]林育南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2]张思荣.高君宇与工人运动[J].晋阳学刊，1988（5）.

[23]思顺，君宇.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J].向导，1922-10-04.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25]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6]李良明.项英评传[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27]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人民出版社，2013.

[28]朱志敏.李大钊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9]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1]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2]阳翰笙.忆我的良师益友张太雷同志[A].回忆张太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3]黄振位.“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J].广东社会科学，2003（6）.

[34]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5]蔡和森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7]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8]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PC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Delegates Attitude and Behavior Regarding the KMT-CPC Cooperation

WU Xiao-tao

（Department of Teaching & Research on Sociology，Party School of the

Guizho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Guiyang，Guizhou 550028，China）

Abstract：

The CPC held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in Guangzhou from June 12 to 20，1923.Forty delegates attended the congress.Among them，19 delegates opposed or abstained from the KMT-CPC cooperation and the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The first one w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d been loyal to and propagate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CPC;the second w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ntellectuals who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and led the workers movement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CPC;and the third was the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in the workers movements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CPC.Their opposition or abstention were due to different reasons，and the 21 delegates in favor of the cooperation were also divided.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delegates were all based on their cognitions.Among them，the attitudes of Chen Duxiu，Qu Qiubai and Mao Zedong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of the delegates directly affected the proceeding of the KMT-CPC cooperation，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revolutionary problems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s taken because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blems.

Key word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KMT-CPC cooperation;attitude;behavior

（責任编辑：邱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