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西华 李权

[摘 要]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拿起了批判的武器，在反击杜林主义谬论的同时，由点及面，对《共产党宣言》中蘊含或使用的“国家的消亡”“武器”“价值”等重要概念、“两个必然”“自由人联合体”等经典论断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补充和进一步说明。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

[关键词]《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1-0047-07

[收稿日期]2020-10-02

[作者简介]潘西华（1977—），女，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李权（1979—），男，内蒙古兴安盟人，中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葛兰西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解析”（立项批准号：18BKS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混入无产阶级队伍，各种反映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要求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冒牌社会主义主张应运而生，其中尤以杜林主义最为典型。杜林以激进的言辞在社会上贩卖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质就是一个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以折中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目的是要用他的所谓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杜林主义的危害极大，一时间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外造成了一场严重的思想混乱。在组织方面，还形成了一个以杜林为中心的宗派小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人运动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有力驳斥和清算杜林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避免杜林错误观点影响德国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一场批判杜林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纯洁性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应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再三请求，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于1876年5月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并“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集中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批判杜林主义的同时，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一些重要概念、经典论断和基本原理进行了增补性阐述，捍卫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一、 梳理并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丰富的历史渊源与现实依据，是在直接批判地继承、吸收19世纪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上述三者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直接理论来源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作用及其性质作过简要的辩证分析。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批判成分，认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许多弊端，而且在批判现存社会全部基础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从而“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1]P63。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分析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所在，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十九世纪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还不够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受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1]P62。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些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想借助试验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却最终落到与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为伍。

杜林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视为“社会炼金术士”加以批判，他依据头脑中孕育的作为“最后真理”的理性，构造出了全新的标准体系。对此，恩格斯予以批判。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的历史部分，恩格斯不仅驳斥了杜林对三大空想主义者的诬蔑与攻击，而且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局限性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辩证分析。一方面，恩格斯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各自思想的历史贡献予以积极评价。肯定了圣西门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的天才的远大眼光，即认识到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试图用经济因素去解释社会现象的思想，强调“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2]P275;肯定了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借助辩证法把之前的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四个发展阶段，主张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其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从而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肯定了欧文认清由资本主义生产引发的社会种种对立和矛盾，继而依据法国唯物主义，系统地提出了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尝试建立人人平等的未来共产主义公社的重要意义。在肯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各自思想进步性的同时，恩格斯也归纳了他们思想的共同旨归，即“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2]P21。这一共同理想的归纳，不仅强调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解放全人类而进行未来社会主义制度构想的崇高性，也揭示了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局限性，为分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缘何注定失败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局限性及其成因予以深刻剖析。恩格斯认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2]P274由于1800年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还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不懂得无产阶级斗争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看不到隐藏在不发达经济关系中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所以解决方案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并且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改良的错误路径。恩格斯强调：“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2]P282概言之，当促进社会历史进步的生产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受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来实现伟大构想，这就注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新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空想的，并且设想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P274。

恩格斯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的详细梳理与辩证分析，有力地驳斥了杜林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歪曲与攻击，与此同时，也给予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客观的历史评价。既肯定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历史贡献，也批判了他们认识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将其空想性归咎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较《共产党宣言》仅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作用及其性质作的简短分析而言，解释性增补显著，也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指明了方向。

二、 明晰并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一些重要的理论性或政治策略性基本概念内涵的确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认知过程。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与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共产党宣言》中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内涵予以明确，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发展性。

例如，“国家的消亡”概念。国家作为政治权力和独特的统治方式，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的消亡”这一概念，只是在论述无产阶级通过斗争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时有所提及，即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一切阶级都将被根本消除，公共权力也就失去政治性质。这就意味着，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只有在阶级社会才能长期存在，随着阶级的消亡，未来将出现无国家的共同体。

在《反杜林论》中，“国家的消亡”这一概念得以明确提出与补充。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催生社会变革力量时，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2]P297此处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描述了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一方面，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阶级斗争统治的工具，会伴随国家统治对象的消亡而消失，即“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2]P297。伴随阶级、阶级对立与斗争的消失，国家就会成为社会的多余成分，会自行走向消亡。这一表述继承了《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思想。

另一方面，作为整个社会代表的国家，会伴随着国家统治功用的消除而彻底消亡。恩格斯指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P297伴随着社会身份的转换及社会统治功用的消除，国家将会自行消亡。

由此可见，作为人类历史现象，国家不是永恒存在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促进国家消亡的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例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且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差别等），国家将会自行走向消亡，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操控。

再如，对于“武器”的明确阐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曾提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P37。结合上下文可知，这里的武器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没有对这一“武器”作更多的阐释与说明。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生产力主要标志的“机器”为例，对生产工具如何演变为最强有力的武器的过程加以详细阐述。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工业资本家在竞争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对手工劳动者的排挤，大批雇佣劳动者被抛入产业的后备军队伍。为了避免在工作中被淘汰，这支后备军开足马力工作，结果又导致了更多后备军失业。“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2]P290-291“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2]P291

借助对“机器的改进引发人的劳动过剩”的过程回顾，恩格斯生动地描述了并揭示了作为生产力提高标志的机器是如何在运用过程中进一步加重了广大工人和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奴役的程度，进而逐步沦为资产阶级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武器”概念。

此外，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全面准确地界定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价值、价格等基本概念范畴，不仅批判了杜林将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的谬论，而且科学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有效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此同时，恩格斯还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界定了“阶级”这一概念，并且對阶级的产生、划分标准以及阶级的消灭过程作了详细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讲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P31的经典论断，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三、 补充并详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与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在文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洞见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纲领，其中不乏世人所熟知的一些经典论断和基本理论，例如：对“两个必然”“自由人联合体”的经典论断以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初步概括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再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断和基本理论，而且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其具体内容加以补充和深入阐发。

（一）对“两个必然”科学论断的增补性阐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及其各自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后，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即“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43。并且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教育因素的赋予，加速了“两个必然”的历史进程。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借助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表现的“两个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的分析，再次重申了“两个必然”的经典论断。

一方面，恩格斯借助对现代大工业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的分析，阐述了“两个必然”的不可抗拒性。恩格斯表示：“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的阶级，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2]P164-165恩格斯借助这一形象的比喻，生动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社會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强调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恩格斯借助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存在的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对立”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2]P165并且“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2]P29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彻底解决，生产力高度发达所要求的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消除阶级差别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揭示“两个必然”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同时，恩格斯也注意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在《反杜林论》中他明确提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2]P298简言之，只有具备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两个必然”才能真正实现。在此，恩格斯重申了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强调了“两个必然”实现过程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二）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补充说明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在未来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之后，将会产生的一个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来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53。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借助对生产劳动的分析，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组织状况及其具体实现途径进行了补充说明。恩格斯表示，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2]P310-311。在谈及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实现途径时，恩格斯强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具体分工，才能促使每个人的个性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恩格斯设想：“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2]P310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非常强调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2]P310。借助恩格斯上述有关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描述，《共产党宣言》中提及的自由人联合体不再是幻想或是人们虔诚的愿望，而更具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三）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基本原理的深入阐发

《共产党宣言》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不仅揭示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例如：“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P51;也指出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例如“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P52。这些表述虽然简短，但却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借助对杜林“暴力论”的批判，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与阐发。

首先，借助对杜林力证的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的相关谬论的批判，阐明了经济对于政治的基础性地位。在杜林观念中，“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2]P165据此，杜林强调：“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2]P165对此，恩格斯持批判态度。借助对杜林为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编造的鲁滨逊和星期五例子的剖析，揭露了杜林颠倒经济与政治暴力的关系的实质。恩格斯强调：“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2]P167恩格斯随后还对杜林“基于暴力的所有制”进行了批判，从而揭示出私有财产、雇佣劳动的产生不能用暴力来说明的事实。

其次，借助对暴力性质及工具的分析，恩格斯阐明了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关系，揭示了政治暴力本身“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的本质。在恩格斯看来，暴力绝非单纯的意志行为，而是需要具备各种现实前提，特别是一些较为完善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必然又是由生产制造出来。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2]P173-174由此可知，经济的条件和资源为暴力的实现与保持配备必要的暴力工具。在任何时间地点，暴力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都是由它们来决定的，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最后，恩格斯借助对暴力作用的辩证分析，明确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所起的决定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暴力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而且表现在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力最初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并且这种政治权力随着阶级社会和私有生产者的出现而不断得到加强，进而反过来会作用于经济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2]P190

总之，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借助对暴力的性质、暴力工具的产生以及暴力的历史作用的解构，详细解析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仅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也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四、构建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共产党宣言》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却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正如列宁所强调的：“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3]P5《共产党宣言》以其不容置疑的真理与科学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理论根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在《反杜林论》中，《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真理与方法得以继承。恩格斯分别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入手，全面反驳了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构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及彼此联系。

在哲学方面，恩格斯从哲学基本问题入手，主要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辩证法规律以及辩证的认识过程等方面批判了杜林的错误观点，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详细梳理了辩证法的来龙去脉，而且对唯物辩证法的对象、特性、功能系统及其自身基本规律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是从自然界自身发掘了辩证法及其规律。以此为前提，《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运用于对自然、人类思维及社会领域重大问题的考察，丰富和拓展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等思想。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全面概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理论。恩格斯首先借助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全面而准确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即“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2]P153。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宣言》中曾经使用的价值、价格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内涵，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于生产、分配、交换的关系与过程;借助批判杜林对剩余价值的曲解，对《共产党宣言》中谈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剩余价值学说等作了补充说明。

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恩格斯借助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历程的考察，对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揭示了杜林“社会主义”的实质。总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共产党宣言》曾涉及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功过予以了辩证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化了《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认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学说等。

虽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目的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是由于作为批判对象的杜林的“体系”已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就迫使恩格斯在用自己的见解去全面反驳杜林观点的过程中，会无意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多的领域。”[2]P11由此，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完整的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批判的着力点，科学共产主义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思想的核心与旨归。自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得以构建和完善。对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作的重要贡献，列宁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4]P94，“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5]P310。

《反杜林论》作为恩格斯批判杜林并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著作，不仅完成了批判杜林及其思想体系的任务，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且从明晰基本概念内涵入手，对《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经典论断、基本原理予以再现、补充和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时代性，也为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ngels Supplement to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Anti-Duhring

PAN Xi-hua1 LI Quan2

（1.Academy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2.Department of Party and Mass Work，China Nuclear Property Service Co.，Ltd.，Beijing 100123，China）

Abstract：In Anti-Duhring，Engels picked up the weapon of criticism to fight back the fallacy of Duhringism and meanwhile made supplement to and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mplied or used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such as “the demise of the state”，“weapon” and “value”，the classic judgments such as “two inevitabilities” and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lik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By doing so，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Marxism wa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elaborated for the first time，and Marxism was thus further enriched and developed.Not only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the trueness of Marxism were defended，but also the openness of Marxism marching forward with the times was well demonstrated.

Key words：Anti-Duhring;The Communist Manifesto;Marx;Engels

（責任编辑：钟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