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玩偶之家》是挪威“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著名社会问题剧。剧中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娜拉，她的丈夫亲昵地称呼她“小鸽子”“小松鼠”，她温柔贤惠，精心操持着家庭，对婚姻有着美好的期望。文章主要以两性关系为主线，将娜拉同剧中男性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结合“女性主义”的理论，探究娜拉出走的主观原因及深远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娜拉；女性主义；平等自由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7-193-03

【本文著录格式】李志宇.探析《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同剧中男性的关系[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7）：193-195.

易卜生的主要成就在现实主义戏剧方面，作品《玩偶之家》被誉为其最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剧。作品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争议，因为文中直白地批评19世纪西方婚姻关系中女性在家庭中地位远低于男性的现实状况，剧本在娜拉的关门离去后戛然而止，给留白的形式给读者无限猜测。因而尽管易卜生自己否认，但作品《玩偶之家》常被称为首个女性主义主题的剧本。想要清晰地了解女性的社会地位，通过分析女性与男性的相处关系最为直观。

一、娜拉与剧中男性形象的关系

（一）娜拉与父亲

在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当中，他提到制度和性别的先后顺序，即先有制度后有性别，并指出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约束力和衍生力。如果给性别制定带有约束性的制度，两性则被清晰区别。也就是说，人自出生以来其实是无等级高低分类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区分了男性或女性，而是在成长过程，逐渐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男人或女人。以男性为例，除去不可控制的生理特征，个体是在出生受教育之后，才具有了男性应该具有的特征，而不是天生就是“男性”。比如女生应该操持家庭，温柔贤惠；而男生应该出现在战场，英勇无畏。这些都是具体社会性的性别制度，逐渐成为广为流传的评价标准。

依照巴特勒的观点，正常情况下，婴儿最早接触的男性应该是它的父亲，如果父亲不以“男性”或“女性”的标准去教育它，它就可能不被“性别化”。反之，如果以性别的标准去教育它，它就会不得已妥协和顺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个活泼可爱、天真烂漫、美丽动人的女子，剧中对于她的父亲形象并没有直接描写，也不清楚父亲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有没有用“性别化”的标准要求她，但在不得已走出家庭之时，她恍然明白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一只“玩偶洋娃娃”，未和海尔茂成婚之前，作为别人的女儿，都是父亲说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似乎没有自己做过任何选择。纵观19世纪的社会经济状况，娜拉的父亲应该为中产阶级，经济水平虽然不是骄奢淫逸，也称得上富裕。在原生态家庭中，父亲一直将其看作自己的“玩偶洋娃娃”，一方面细心疼爱，另一方面要求她百依百顺。因此娜拉自幼独立意识薄弱，总是任由别人来安排生活，这就是父亲带给娜拉的“女性”的家庭教育。

（二）娜拉與海尔茂

海尔茂是娜拉的丈夫，剧本的核心是娜拉同海尔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起伏跌宕的。娜拉美丽善良、会跳舞、会撒娇、贤惠体贴，相夫教子，是个理想的妻子人选。故事开始娜拉和丈夫海尔茂过着幸福的生活，娜拉操持家务仅仅有条，海尔茂挣钱养家，并亲昵地称呼娜拉“小鸟”“鸽子”“宝贝”“小松鼠”，他们的感情基础看起来无坚不摧。这个时候娜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得知海尔茂刚谋到银行经理一职，所以来找娜拉帮忙，希望可以谋得一份工作。于是海尔茂解雇了之前同自己关系不融洽的小职员柯洛克斯泰，准备让林丹太太接替他的职位，失去工作的柯洛克斯泰为了换回自己的工作，便将娜拉的借条作为威胁的筹码。

娜拉为什么会有借条？很久之前，海尔茂生病了，病得很重。医生说想要救他的性命，必须带他去南方治疗。在当时的社会，女性是不能向银行借钱的，所以没有人敢隐瞒丈夫去借钱。但是，海尔茂是个固执坚持原则的人，他认为借钱是耻辱和低级的行为，根本没办法说服他。为了救丈夫的性命，迫于形势，娜拉瞒着家人，模仿伪造了父亲的签名，私自向柯洛克斯泰借了钱。为了尽快还清债款，她偷偷做女红活儿、抄写工作。但是欠款还没来得及还清，柯洛克斯泰因为被解雇，便用借条威胁娜拉劝说海尔茂改变主意，娜拉没有如他所愿，他便把借条交给了海尔茂。为了丈夫的个人名誉和他们家庭的幸福，娜拉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承担所有后果，绝不连累丈夫。而知道娜拉救他真相的海尔茂却大发雷霆，他对娜拉不仅没有感激之情，反而觉得是妻子毁了他的名誉，他无情的斥责娜拉：

“我是你合法的丈夫，你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我的名誉。今天我好像从一场美梦中醒过来！这八年里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竟然是个伪君子，是一个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

知道真相的海尔茂认为自己的名誉是高于一切的，他将个人的声誉看得高于一切，所以绝不允许有人侵犯或者玷污，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他想到一旦真相大白，自己便会成为别人口中一个伪造名罪的女人的丈夫；不出几天，全市的人都会知道作为新经理的他，需要有一个会撒谎的妻子！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妻子独自承认错误，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逼迫妻子对顶替罪名；如果他承认错误，那么总经理的位置，现在所有的金钱和名誉都将失去。在他的价值观里，这些远远比夫妻的情分要重要，甚至他从来不觉得，也应该给予娜拉情感的关怀。

隐藏在娜拉心理的秘密突然公开，使得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时间陷入无法应对的窘境中，娜拉也曾想过如果借款的事情被丈夫知晓会怎样，她设想了好多个情景，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海尔茂如此陌生的指责。幸好他们的邻居林丹太太说服了柯洛克斯泰放弃法律追究，知道这一消息的海尔茂便出现态度的极大转变，称自己已经不计较她。灾祸是过去了，看起来只是虚惊一场，那么娜拉和海尔茂还能像往常一样的幸福生活吗？娜拉作为妻子，她原本对丈夫的爱是自信满满的，但是在困难面前让她真正认识到丈夫真实的想法，娜拉明白自己和丈夫是不平等的。面对丈夫，她就像一个没有地位的“失语者”，所谓“失语”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生理性或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语言功能障碍或丧失，而是指在重要事情方面丧失了表达和裁决的权力。因为她是个女人，是人家的妻子，她就成了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的兴趣爱好就是她的兴趣爱好，可是自己爱什么，想干什么，丈夫从来不会了解。娜拉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迷失，想要清楚的了解自己，必须冲出家庭的牢笼，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要逃离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婚姻家庭，放弃作为母亲的责任，先去学会做一个独立的人。于是剧情在砰的关门声中结束，娜拉走出家庭，摆脱丈夫的权力，去找寻自我的价值。

（三）娜拉与柯洛克斯泰

如果说父亲的管束，海尔茂的无情刺激了娜拉，那么柯洛克斯泰的威胁便是导致娜拉离开家庭束缚的直接导火线。他借款给娜拉救海尔茂的生命，又在自己面临失业的时候，因为抵不过海尔茂，所以借用借据的把柄来威胁娜拉。一个男人为了生存胁迫女人，希望这样可以换取自己的职位。柯洛克斯泰与娜拉既不存在亲属关系也不存在恋人关系，却直观地体现出男权主义在社会中的绝对优势。娜拉只是做了作为妻子最合情合法的事情，而柯洛克斯泰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威胁一个瘦弱的女子，娜拉不仅不能作出任何抵抗，也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挣扎。

通过将娜拉同剧中的三位男性的相处关系进行分析，娜拉对父亲百依百顺，成为什么样的人，嫁给谁都由父亲决定，我们看到父权对娜拉的压迫；娜拉同海尔茂是夫妻关系，依照当下的《婚姻法》他们应当是平等的，但是娜拉却只是丈夫的玩偶，为他唱歌为他跳舞为他操持家务，没有独立的人格，更像小宠物等待主人的经济施舍，当丈夫的名利受到影响的时候，丈夫依然决然的牺牲妻子，海尔茂以绝对的夫权压制着娜拉，而不是将她视为同甘共苦的妻子；娜拉与柯洛克斯泰之间，一个男子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威胁手无缚鸡之力的娜拉，娜拉几乎没有权力反抗，她只能听任命运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失业的柯洛克斯泰也以绝对的男权威胁着娜拉。因此，娜拉同剧中的男性关系是极不平等的，绝对的男权牢牢的压迫着娜拉。剧中的男性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直观的见到娜拉承受的重重压迫，在社会几乎没有立足的余地。

二、探究娜拉出走的主观原因

根据菲勒斯中心主义观点，“好女人”是言行举止符合社会主流的认可，也就是顺从男性的权威；“坏女人”则是叛逆、不顺从、独立勇敢，所以被男权世界所排斥。剧中的娜拉由一个家庭的顺从者成为婚姻的叛逆者，丈夫判若两人的态度让娜拉幡然悔悟，她选择毅然决然摔门而出。

对于娜拉为何出走，国内外学者从外部和内部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除了这些，娜拉自身的主观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按照马斯洛的五个需求理论阶段，将其又可分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其中生理、安全上和感情上的需要归为低级；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属于高级阶段；同时，个体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是不断累加的且没有穷尽。娜拉在同男性的相处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压迫阶段，直到“借据事件”完全将矛盾点激化，使得娜拉深刻意识到自己从未得到平等的待遇和应有的尊重，不论是低级物资需要还是高级精神需要都不能满足，这成了这娜拉离开家庭牢笼的直接原因。其二，娜拉自身优秀的人格潜质在逆境中被完全激发出来，她为了救丈夫的性命，打破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急中生智造假的签名，在借据被揭穿的时候做好了自己承担一切的准备，可以看出娜拉的敢作敢当；为了还高利贷借的钱，她省吃俭用，做女工活还钱，可以看出娜拉的勤奋；虽然每次问海尔茂拿钱都是谦卑的，但是她依然很满足，可以看出娜拉的积极乐观。而这些优秀的人格品质，在娜拉对海尔茂彻底失望的时候，成为娜拉不在忍气吞声的动力，扎实地推动她反抗。其三，宗教和法律对女性的自我责任和家庭责任的限制，让娜拉迷失了自我。她不明白妻子救自己的丈夫为什么法律要限制，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为家庭付出都是理所应当，摆脱家庭就是违背宗教的信仰。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自己正确，娜拉想要寻找答案，但是在家庭的牢笼中不会有答案，所以她要走出家庭，走进社会，这也是娜拉追求自由平等意识的觉醒。

三、“娜拉式出走”的社会意义

关于“娜拉出走后结果如何”，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研究和猜测，鲁迅先生也分析过，认为当时社会的统治者男性，所以女性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更无法追求经济独立，所以他认为娜拉走后不是回来就是灭亡。也有学者对娜拉出走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娜拉可以做女工活，然后得到个性的独立和自由。易卜生在作品中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遐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娜拉追求自我独立的意识开始苏醒，而不是被社会吞没。

娜拉出走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单一现象，中外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娜拉式”出走，在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视域，从传说故事中的“嫦娥奔月”到“兰芝出走”带有重情重德特征的女性形象，再至“五四”时期，以“子君出走”为典型的独立女性形象等。在西方文学史中对于“女性出走”的书写从古代时期就已经开始，从古希腊的美狄亚，《圣经》中的夏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到19世纪的简爱、安娜、娜拉等一系列女性，伍尔夫在作品《远航》中书写的女主人公的的心路成长历程，以及当代爱丽丝·门罗的《逃离》里面塑造了一系列“娜拉式出走”的人物形象。所以千千万万像娜拉一样受到压迫选择反抗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现象——“娜拉式出走”。

纵观19世纪欧洲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人们对婚姻的态度认为：进入婚姻是无比幸福的事情，而且也明确了前提，就是婚姻是要建立在尊崇夫权至上和家庭分工明确基础上的。娜拉出走，意味着同这样的价值观决裂。那么“娜拉式出走”的意义是什么？像娜拉一样的女性绝不会仅仅是为了冲破家庭的束缚就盲目出走，更不会是要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我的回归。回归社会，能够独立的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独立，不依附于任何人；回归家庭，和丈夫平等民主的经营幸福的生活；回归自我，能够寻找到个体的独立性，有理想抱负，而不是将别人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动力，从根源上打破男权统治的社会现状。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带着这个时代特殊烙印的重要事情，比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男女权力的抗衡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关于女性的话题，古今中外研究颇多，但仍然没有找到固定的答案，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所以，女性的回归一方面是实现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拥有精神上的满足，女性的精神满足很大一部分需要男性的尊重和爱护。女性的回归之路尚且没有到达终点，寻找自我并且有价值的生活，这需要两性之间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陈瘦竹.易卜生“玩偶之家”研究[M].新文艺出版社，1958.

[2]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法]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朱迪斯·巴特勒著，郭劼译.消解性别[M].上海：上海三江书店，2009.

[5]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M].上海三江书店，2009.

[7]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易卜生，王蓓译，玩偶之家[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9]曹宇.玩偶的扶择与救赎一玩偶之家娜拉人物形象新论[J].戏剧文学，2010（6）.

[10]龚新艳.《玩偶之家》人物对话的人际意义分析[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作者简介：李志宇（1992-），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