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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构建

2021-06-08刘建璋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存历史唯物主义

刘建璋

摘要: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的危机。以何种视角和维度去剖析生态危机的深层本质,历史唯物主义为生态伦理学找到了理性视角和科学路径。伴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上升至道德问题,阶段性生态问题已然转变为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逐利本性、异化人格和打破生态边界的揭露,重新审视人类生存危机与资本逻辑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不可逃脱的因果关系,重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的内在根源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明资本逻辑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逐利本性的根本动力,导致人的自觉主体性的决裂即异化,并指向打破生态自然极限的外在边界,以历史唯物主义树立起人类可持续生存理念,才能最终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危机;生存;资本

工业文明产生以来,生态危机逐渐显现且呈现出不同内涵的时代特点与现实要求,这就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如何才能将生存危机的根源剥离出来,如何理解生态伦理学中的主要矛盾——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需要解释的核心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维度,也为其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现实可能。

一、人类生态危机的历史性嬗变

人类已经在这个世界存续了几百万年的时间,然而直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生态环境才逐渐恶化并导致人类生存意义上的危机,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生态伦理学是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和发展规律的反思和探求。然而,时至今日,过去的生态伦理学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跳脱出既有的生态伦理框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和现实考验,主要包含: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至道德问题以及历史地看待生态伦理问题探求解决路径。

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回应艾利生动摇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原理时指出:“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1]41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类就处于将自己和自然相分离的漫漫征途,越是先进文明就越是远离原始自然对人类的局限和影响。然而,日益突出的人口过剩或者是劳动力过剩问题日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摆脱的魔咒,只要人口与资本相关联,人口似乎始终以超出自然或者社会承载限度的方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灾难性危机。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人类以自然世界难以承受的发展速度疯狂地对所有能够触及到的生态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纵观人类历史中的古老文明,土地的日益集中、战争的交往方式、粗陋的生产方式都致使“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1]206。人类潜意识里自始至终都认为自然生态应该为“我”所用,人类应该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和主宰,所有的存在者都应该为“我”的需要服务,人类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不幸的是,生态危机的到来却威胁到了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和继续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学认为,我们应该从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人类不是宇宙时空的主宰和中心,更没有权利去肆意主宰其他先天存在者的命运。人类应该明确自己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义务,认识到自己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上帝。这就推及这样一个问题,人在整个自然世界中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既要在与其他存在物比较中凸显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独特地位,又要转向摆脱一直试图控制和利用其他存在物的不道德的自我认知,这就促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彼此较量和相互权衡的现实选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以血淋淋的方式告诉我们,非人类中心主义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抉择。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至道德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是人类社会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人类一直以来都在思考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却忽视了人类与生态自然之间更为基本和必要的关系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再被理解为依存关系而是利益关系问题,自然生态的存在价值被异化为资本生长和扩张的来源,这就致使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一再掩饰自己作为服务资本剥削的现实工具以及服务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的手段,却无法遮蔽自身丑陋的现实。“重商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某种纯朴的天主教的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1]22人类从产生文明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道德所要研究的范畴,而只是经济发展问题。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掌握的强大科技能力对自然进行了残暴的践踏和掠夺,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丝毫愧疚和恻隐之心。其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伦理道德范圍内的问题,伦理道德具有人类社会特有性,人类内部才应该有伦理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且理应成为伦理道德思考和探究的问题。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问题,并将其放置在人类生存方式的价值维度进行分析:“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2]103自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人类对自然的冷漠无情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缺失的可悲之处。资产阶级一味忽略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展现出其自私自利的冷漠态度,当蒲鲁东作为马尔萨斯主义者再次宣扬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类的需要时,资产阶级关注人作为自然的人与自然作为人的自然的这一本质命题出现了脱离伦理道德的危险征兆,这就决定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伦理维度作为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只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才能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伦理道德范围内的思考和路径。

阶段性生态问题转变为人类历史性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的根源在于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人类开始反思整个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如何在自然中自处的关键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地沉迷于人类对于自然的掠夺和破坏,那么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反扑必然会以种种危机的形式显现出来。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998人类文明的演化历程也是人类对于自然索取的进程,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整个人类改造世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历史维度当中去把握和理解,就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去理解和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伦理的辩证关系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加以说明和阐述,才能抓住当前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与生态伦理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危机实质。一方面,历史地看待生態危机。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家阶级纯粹为直接的利润而进行生产和交换,根本不考虑生产活动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破坏”[2]9。生态危机的产生不是一天形成的,只有回溯到生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生态危机的产生阶段,辅之以时间向度的拆解和分析,才能够加以理解和透视。资产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之下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既在生态危机的形成中扮演最终的闭环角色,也在生态危机的解决中培植了行动力量——无产阶级,只有诉诸于真正的科学生态观和人与自然命运的紧密关联,才能把握资本逻辑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实质和破解方法。另一方面,历史地看待生态伦理问题。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历史过程,究竟什么才是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加以分析。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都逐渐成为了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大势,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一旦产生,便会成为威胁全人类的灾难和考验。因此,生态伦理学理应将所有国家、民族、地区乃至全人类都纳入自己研究的对象,以全人类的视角去思考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的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生态伦理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二、生存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

随着生态危机的步步逼近和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严峻,人们开始反思人类生存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无内在的关联,因此有必要对人类生存危机加以社会形态方面的原因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认为,资本对人和自然的过分掠夺、资产阶级贪婪无度的欲望和资本逻辑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本对人和自然的过分掠夺。众所周知,资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经济利益和谋取利润,资本的本质呈现就必然出现极尽所能地挖掘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以及无产阶级本身所不断创造的社会再生产的剩余价值,以此维持自身扩张和发展的逐利目的。一方面,资本对自然生态的无止境的掠夺势必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并且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资本通过工人的劳动转化为对于生态资源的改造和加工,生态资源是资本剥削的先天条件。生态资源既包括自然物质资源,也包括生存其中的自然人。由于资本对自然生态资源掠夺欲望的永不满足,致使生态自然中的各种有限存在者永远无法满足资本需求的无底洞。无论是自然物质资源,还是从事生产劳动的自然个体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这里的自然个体主要是指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资本背后的逐利本性和发展逻辑会激发其无限制地掠夺自然物质资源和压榨剥削无产阶级个体。另一方面,资本还会导致人口相对过剩。所谓人口相对过剩,并不是指人口事实超出了自然生态的承受限度,而是资本促使人口永远处于过剩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只有相对过剩的人口,才会致使资产阶级销售的商品始终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由此将商品顺利转化成价值本身就相对容易得多。不可否认的是,这势必导致生产所需开采的自然原料资源超过生态环境承受的极限,人类自然发展的生命体量表面上永远要比实际上多得多,自然资源和人类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全人类遭遇生存危机成为必然。反观资本,却会发现资本主导了市场经济的所有供需环节和生产消费,并实现了资本对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掌控和掠夺,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全部占有。

资产阶级贪婪无度的欲望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曾对邓宁格的名言加以注释,并对资产阶级无止境的获取利益欲望有过极为精彩的描述:“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4]资产阶级的逐利欲望与其能够获取的利润成正比,利益越大,欲望越高,索取资源也就越加肆无忌惮。只要有利益,资产阶级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一方面,资产阶级对利益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利益达到一定程度,资产阶级的欲望可以吞噬一切,包括他自己。“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5]资产阶级的无限欲望是导致人类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要想解决人类当前所处的困境,第一要务应该是改变产生资产阶级无限欲望的基础——资本逻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无限欲望的背后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表现。“他们意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断增殖。”[1]17通过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资产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索求无度导致对于生态自然的无限贪婪。要想消除资产阶级无限的逐利本性,首要措施就是消灭资本逻辑产生作用的条件和基础,即消灭掉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与其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环境遭遇到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当前所处的生存危机。

人类生存危机与资本逻辑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不可逃脱的因果关系。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深刻指出:“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2]798人类生存危机的持续加深正是资本逻辑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作祟”。人类生存危机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已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危机的产生与资本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生存危机与资本逻辑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进行理清和分析。一方面,资本逻辑背后的资本生产关系在其本质属性中就有牺牲一切也要获取利益和利润的先天指向。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以最小的资本投入获得最大程度的收益,以便维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优势,由此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必须在整个世界获取最丰富也最廉价的原料和资源,所以自然生态被破坏和掠夺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循资本逻辑的发展道路必将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計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6]157然而,这种“保证”却是以生态资源的破坏为前提条件的,生态资源的破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持运作和发展最无足轻重的因素,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根本不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生态的破坏致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环境迅速恶化的原因所在,也是致使整个资产阶级进行物质生产的原料和资源进一步紧张的根源。这样的内在需要和阶级本性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不停地扩大获取资源和原料的范围与提高利用资源和原料的效率。资源与原料越紧张和稀缺,就越易被开采和掠夺,而过度开采和掠夺资源就会导致原料越紧张和稀缺,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类生存危机的恶性循环。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初是1979年由美国学者本·阿格尔提出的,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该流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

资本逻辑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逐利本性的根本动力。“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7]资本逻辑潜在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属性,在其与生态自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资本逻辑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内蕴负面的作用和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逐利本性的基本逻辑和根本动力,正是对资本无限追求获得利润的欲望促使资本逻辑成功占据所有资产阶级的行为动机,也致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追求利益而变得贪求无度和不择手段。一方面,资本逻辑是一种必然导致追逐自身利益而不顾及生态环境和生存境遇的价值取向。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重新演化为市民社会完美反映的寄生毒瘤之外,资本重新通过种种手段与专制统治一样,取消人民一切的自由权利,“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8]。这里所展现出来的资本逻辑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为了获取利益而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一旦资本逻辑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依据,整个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是以利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和行为得失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逐利本性找到了合理化的慰藉方式。资本逻辑所追求的一切价值目标和行为结果都只会将参与者异化成自认为合理的自欺欺人者。一旦被资本逻辑贯穿于自己的思维意识和实践倾向中,异化终将会成为一般和普遍。异化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社会和无产阶级生存的危机制造者,最终站到所有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的对立面。马克思对此猛烈抨击:“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这句论断深刻指出了两个要点:一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危机的本质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丧失,当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丧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就越多,而且会反过来外化为压迫自身的物质力量。二是工人的生产劳动并不能带来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生活来源和人口再生产足够的家庭条件,这都致使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来自于对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不合理分配以及资产阶级过度的逐利本性。然而,资产阶级通过对于工资和劳动价值的表面等价,实质上是对资本剥削逻辑的掩饰,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真正根源,这是对资本不道德性的慰藉,也是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更是试图将自然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掠夺合理化的必要手段。

资本逻辑终会导致人的自觉主体性的决裂即异化。资本逻辑促使人的自身主体性发生决裂,其所指向的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相左,因此必然导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们产生自我价值和外在需要的碰撞和冲突,由此也就可以简单明了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人的内在结构。一方面,资本逻辑会促使资产阶级发生脱离人性的纯粹经济人取向和功利性指引。一旦资本逻辑成立,资产阶级必然会扭转其价值认同的一般模式,转向只为获取利益的纯粹逐利者,通过获取利益进行自我价值认定。自我价值的衡量标准确实最终只会导致人的自觉主体性的消亡,沦落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环节中的孤立一环,无法成为完整具备人格属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会随着资本逻辑的成立发生分离,致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们产生自我定位和评价的矛盾和冲突,并使主体性转向客观利益的主导对象,造成自身主体性的决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异化。异化对于人的自我完善和主观能动具有灾难性的干预和影响,只有完全促使人不成为人,异化才得以可能。异化是资本逻辑的过程显现和结果生成。如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说的那样:“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51资本通过对工人所创造价值的剥削,相对于工人自身而言,致使工人的劳动异化为控制自身的外化力量,这种力量既能够促使资本无限循环和持续扩张,也致使工人在再生产的周期中持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确立导致生产行为需要无限度的生产原料和无节制的消费市场,这些因素都是对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巨大挑战和极限施压,生态环境成为资本主义实现自我价值的牺牲对象和必要代价。

进一步分析,资本逻辑只会将人类指向打破生態自然极限的外在边界。资本之所以是造成自然生态破坏和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会最终将人类带向超过和打破自然生态承受能力和极限边界的生态灾难。一方面,自然资源的极端有限性终会有边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相对不高、人口相对较少、人们对自然环境资源的需求相对较低,因此自然资源还能够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人口极速增加,人们对自然环境资源的需求也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因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就显露出来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逐渐触及甚至远超自然资源的自动更新和承受能力的底线,因此人类面临生存危机就不足为奇了。例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举出的实例:“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炼铁矿石总是用木炭,而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1]98另一方面,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突破生态自然的客观承受极限为终极意义。资本的作用对象是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与自然资源具有同等价值和意义,自然资源的生成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然而资本逻辑的运行和发展必然要求资产阶级一再突破自然生态的承受极限,指向无限掠夺和剥削压榨的追逐利润的价值追求和意义实现,完成资本交给他们的终极任务,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打破自然生态平衡和底线的罪魁祸首。“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家只顾眼下利益,不顾人类生存和发展可能遇到的威胁,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界索取,无视自然的承受能力,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9]

四、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可持续生存理念

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理念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正是人类的生存境遇的不断转变和变化使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理念依然处于不断深化和拓展之中。基于人类有关可持续生存的理念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拓宽,人类正走在逐渐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漫漫征途上。

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人类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呈现出跨越式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呈几何倍数增长。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飞速发展。以前存在的能源问题随着蒸汽机、电力等的发明或发现得到了解决,人类逐渐进入了开拓自然和掠夺资源的“疯狂时代”,而资本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资本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并不能说资本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一定会带来消极后果,而是说科学技术最初的发展是因为资本逻辑背后推动的结果。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追逐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10],这种所谓的新的文明社会是在破坏人类平等共享生态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和建构的。因此,虽然科学技术与资本相互成全并彼此促进,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全人类所做出的贡献之一,然而这并不能抹掉资本对当代生态环境所造成破坏和对全人类带来生存危机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和恢复能力伴随着人类改造和开发能力的提升却每况愈下。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生态天然具备自我更新和自然恢复的能力,然而在人类肆意破坏和无序开采后,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却不复从前,大量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生物种群的灭绝都在宣示着当前生态自然系统的脆弱与无助。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也为人类生存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资产阶级在加速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资产阶级即便已经造成了极其可怕的生态灾难,仍然不自觉且不停歇地继续进行持续性破坏和污染,致使自然生态灾难危机蔓延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正处于“自掘坟墓”的愚昧无知时期,尤其是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致使人类开采和攫取自然资源的欲望和行为越来越超出自然生态能够承受的临界点。由于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都将导致蝴蝶效应般的跨国家或跨地区影响。此外,世界不是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世界,人类也不是生存于世的唯一存在,整个世界是建立在多种存在物存在的基础之上而存在的,只有将世界建立在世界历史的维度上,世界才是真正客观的真实世界。另一方面,人类的存在不是世界存在的前提,而仅仅是世界意识自身存在的前提。“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6]28人类在发展自身的权利上,不能够僭越自身所处世界赋予其所能够享有的权利范围,这是一个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大众共识,然而资产阶级不自知,资本更加无所畏惧。“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1]如果仍然不加以关注和改变,那么人类将会面临自身都无法承受的生态灾难,面对无法想象的生存危机,世界也必将因为人类自身的贪婪无度给予人类无法想象的报复和回击。

可持续生存必将成为人类生存的必然选择,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提供了路径和可能,必须科学而系统地把握人和自然、环境和发展的关系[12]。生存从来都不是一段时间或者某一个阶段的事情,只要人类存在,人类就会自在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本身,而且如何可持续地生存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质疑的命题,而是人类生存历史的必然,也是人类生存理念的背后逻辑。因此,坚持人类可持续的理念就成为了生态伦理学的思考命题。将生态伦理学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当前人类不可持续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和科学方法。一方面,人类生存的境遇仍然在逐渐恶化。当前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依然在持续恶化中,无论是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还是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抑或是物种灭绝、生态链中断、生态灾难等问题,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而逐渐恶化。人类仍然在加速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快地步入或者正在准备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工厂和企业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开始运营,污染的大气、水源和各种废料都被排放到之前没有被污染的区域,这导致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存境遇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到来而开始恶化。不仅如此,所有这些污染和破坏还会危及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加速了生物物种的濒危和灭绝,使生态系统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面临如此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危机,可持续生存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实现自身存在的唯一选择。如同恩格斯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的开篇中所提到的:“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13]只有把生态灾难的来临与加重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和活动历程的历史维度之中,重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生态危机的决定作用和背后根源,才能真正掌握人类生存危机和自然生态资源破坏的实质。只有诉诸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为人类可持续生存提供空间维度的视角和时间向度的可能。

总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深刻揭露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审视高度,重新看待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生态伦理学的当代性内涵注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视角,以期为人类可持续生存指明发展道路和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澄清和实践方法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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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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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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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丰安.70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流变及发展进路[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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