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镕恺

【摘  要】论文采用2003-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提升路径之一，且专业化集聚是起主要作用的集聚形式;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强度极为近似，两种集聚方式均可有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中、西部地区则与全国表现一致，专业化集聚是起主要作用的集聚形式。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7，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panel mode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improv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specialization agglomeration is the main form of agglomeration that plays a major role; the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ve very similar effect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two agglomeration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hil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specialization is the main form of agglomeration that plays a major role.

【關键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域差异

【Keywords】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F205;F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21）04-0100-03

1 引言

十四五规划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其中，绿色发展是既是坚持贯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又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我国仍存在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效率低等现象，在这样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逐步退化的情况下，绿色发展不再仅仅依赖于政府政策以及相关环境补偿措施，更应落脚于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稳步发展是我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2 文献综述

中国“黑色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具备高污染、高能耗、不可持续等特点，近些年来被广泛诟病。响应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亟需寻求经济增长新动能以促进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内生化的行业特点，使其近些年来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当前，我国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相对丰富，主要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算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其他经济因素的作用影响。未江涛（2016）[1]基于三种指标对天津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行测算分析。梁珍等（2018）[2]则通过多种生产服务业集聚指数，对兰州市的集聚情况进行测度分析。刘明等（2018）[3]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测度分析，并进一步研究集聚现象对技术创新效率所存在门槛效应情况。高洋等（2018）[4]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显著。曾艺等（2019）[5]测算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并得出经济绿色发展受生产性服务业正向作用的结论。许宁等（2019）[6]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状况，发现了该影响在行业和城市规模方面均存在异质性。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以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通过面板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并通过分析东、中、西部地区间差异进一步探究两者间的影响状况。

3 研究设计与数据选取

3.1 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面板模型进一步探究中国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期;SA为专业化集聚;DA为多样化集聚;X为控制变量，分别包括H人力资本、FIN金融规模、OPEN开放程度、EDL经济发展水平、RDI研发强度;εit为随机误差项。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本文参考韩峰（2018）[7]的方法①，选取对应产业以表征生产性服务业。由于港澳台及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故舍去。

3.2.1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采用ML指数法进行测度，其中投入指标选取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选取各省份年末就业人数，产出指标选取实际GDP进行测算。由于ML指数测算结果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邻两年间的相对增长率，这样的数值缺乏描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变动的趋势性，本文通过相应公式计算获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增长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即将基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为1，采用公式：

GTFP累积增长值t=GTFP累积增长值t-1×GTFP相对增长值

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增长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指标。

3.2.2 核心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SA）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DA）。本文采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单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程度，具体如下：

SAi=Maxj（Sij/Sj）

②金融发展水平（FIN）。技术创新依赖于人才流动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等，而人才流动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又与金融发展水平密不可分。本文采用非国有部分贷款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公式如下：

③经济发展水平（EDL）。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吸引孕育承载新兴产业、新技术的发展，也更容易集聚相应的专业人才。本文采用我国各省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即用各省份实际GDP除以相应年份的年末就业人数。

④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贸易投资行为存在明显知识溢出效应，对国内产业发展具备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如下公式：

4 结果分析

本文选择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并基于地区差异性的特点，通过对样本总量的调整，依次对全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首先，从Hausman检验的结果来看，以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国全国层面的研究模型。从表1中（1）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确实有利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专业化集聚系数大于多样化集聚系数，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呈现产业规模小、产业链短且产业结构相对初级的特点，很难去支撑多样化集聚刺激绿色经济发展。因而专业化集聚成为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力量。控制变量中，金融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内金融发展对国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金融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市场产业生长环境的优化。市场环境的改善以及市场门槛的降低使绿色优良的新兴产业和崭新技术涌入市场，在优化地区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作用于传统“黑色经济”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内人力资本的累积和知识资本存量的提升使产业生产趋向于对信息、技术应用的需求，使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过程得到升级优化，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完善地区基础设施，财政支持能得到良好保障，从而使绿色技术、企业有迅速扎根、发展的地域环境，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支撑。研发强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效的地区创新研发体系使研发投入提升，促进了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优化，淘汰了地区原本低效率、高污染的生产技术和产业。

其次，从Hausman检验结果来看，同样应当选取固定效应模型（FE）为分地区层面的研究模型。从表1中（2）（3）（4）模型可以发现，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区域差异性并未影响对绿色全要素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在系数大小方面区域间的差异化有所凸显，东部地区两种集聚的系数大小近似，中、西部地区则出现专业化集聚系数占主导地位的现象，这表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有所滞后，产业多以产业链条短、关联效应差、结构初级为特点，使当前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只能选择以专业化集聚为主要路径，东部地区则相对中、西部存在经济领先优势，而经济优势使东部地区存在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的人才储备以及复杂化的产业生产过程，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需求规模增加，使其多样化集聚得以满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要求。对于控制变量来说，多数区域层面控制变量与全国层面控制变量变动方向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少数控制变量，区域间系数差距较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且在三区域中系数最大，这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積累了大量人力资本和知识储备，同时，基础建设完善性和产业成熟度远超中、西部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最高。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且在三区域中系数最大，表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效地吸引优质绿色企业入驻中原，使地区内绿色发展情况得到有效改善。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3-2017年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视角以区域化差异视角，分析了集聚现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以及区域差异特点。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提升路径之一，同时，专业化集聚是起主要作用的集聚形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强度极为接近，两种集聚方式均可有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中、西部地区则与全国表现一致，故专业化集聚是起主要作用的集聚形式。基于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一，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园区的形成建设为着力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土地优惠等渠道扶持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人才补贴、技术入股、股票期权激励等方式吸引创新型人才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聚集，并基于人才优势推进技术进步和溢出，进而对邻近地区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应立足地区性产业的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引导开展产业多样化集聚。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多样化集聚通过上下游具有投入产出关联的企业间的技术联系和协同发展，促进资源的集约利用。政府命令、控制型等外生环境规制政策往往会导致企业的外迁，从而降低集聚的创新效应，环境规制不但要考虑到对污染的约束还要有利于集聚的形成。因此，加强内生型环境规制来推动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

第三，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平台建设。除了生产系统、网络、设施设备等硬件外，还要加强云计算、大数据、诚信与标准化等内容的建设，以软实力提升兼备硬件保障，使资源在平台流通共享，进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提升技术水平。

【注释】

①本文选取的生产服务业代表主要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参考文献】

【1】未江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与集聚态势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6（13）：129-132.

【2】梁珍，王录仓，史凯文.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5）：660-664.

【3】刘明，李佩燊，许宁.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嗎？——基于不同的集聚视角[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12）：1717-1725+1737.

【4】高洋，宋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33（4）：75-84.

【5】曾艺，韩峰，刘俊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了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5）：83-100.

【6】许宁，施本植，邓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基于行业、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3）：309-317+334.

【7】韩峰，秦杰，龚世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了吗？——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5（4）：8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