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平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这场疫情中，有一支队伍以低调而平和的姿态参与了战斗，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就是以国家中医医疗队为首的中医队伍。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的父亲崔月犁曾经领导过整支中医队伍。他主管中医工作9年，并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原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19年，为振兴中医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他在卫生部任职期间，筹建了两个重要的中医机构——国家中医管理局（后改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称中华中医药学会）。这两个机构的诞生，在管理上和学术上为中医开辟了自主发展的空间。

“文革”结束后，中医现状不容乐观

1978年，父亲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到部里不久，江一真部长问我父亲是不是对中医有兴趣，可不可以分管中医，这样我父亲就接手了中医管理工作。

父亲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调查全国的中医现状。现状不容乐观。在调查中，他发现中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下降。中医人数从1959年的36万多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被拆散，那里的老中医被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了老家。“文革”前，全国共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1978年只剩下171所。而现存的中医医院里，绝大部分是以西医为主，西医当家。他在视察时，甚至看到某中医院内竟然挂着西医科的牌子。由此，父亲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中医在“文革”中遭受了两方面的破坏：一是中医理论和实践被当作封建残余批判，二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中医正在被严重西化。社会上歧视中医由来已久，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中国还要不要保留中医？中医药学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是否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都是他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中医，当时业内人士有两种意见。一种代表中医界人士，认为中医被忽视、被西化是普遍现象，并尖锐地质问：“中医医院是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另一种意见代表卫生界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士，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传统中医等于倒退。

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父亲选择了继承和发展中医。他的决策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医在广大农村是老百姓喜爱并能承受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国的防病治病离不开中医;二是中医在世界传统医学中是理论体系最完整、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医学，是中国特有的医学资源。1979年，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学，我们已经没有了。传统医学是21世纪的医学，到了21世纪将被各国所承认、所重视。”这对父亲的触动很大。父亲说：“你们取消了汉医（传至日本的中医被称为‘汉医）。接受你们的教训，我们中国必须重视中医。我们要培养大批真正懂中医的人才。”父亲在国外考察时还了解到，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传统医学;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主要在农村;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医学有很多迷信和巫术“跳大神”的成分，并没有理论体系。只有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成了世界医学界独一无二的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工作一直由卫生部管理。1952年，卫生部医政司设立中医科作为全国中医行政管理机构，1953年中医科升格为中医处，1954年升格为中医司。无论怎样更名、升格，很长时间里中医处（司）只有8人，后来才陆续增加到15人。与卫生部500多人的编制相比，中医司的编制很少。而卫生部的医政司、妇幼司、防疫司、科教司等业务司局都是为西医服务的。从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不但中医药技术人员减少了1/3，而且中医司的工作方向也严重偏离中医，只为中西医结合服务，中医逐渐被中西医结合取代。1975年7月，卫生部成立了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取代了中医司。2006年，原国家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田景福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当时卫生部大院里十七八个司局，管中医的只有中医司一个司。显而易见，卫生部行政部门在对待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摆在了从属地位。

“衡阳会议”使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发生扭转

1978年9月，情况出现了转机。转机源于卫生部写给中央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9月7日，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24日，中共中央以批转卫生部报告的形式发布〔1978〕56号文件，要求有步骤地把中医这件大事办好，提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在此形势下，中医司于1978年10月被恢复。

1982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任命公布前，他在部里是分管医学高等教育和中医的副部长。4月底，他刚刚主持召开了中医现代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全国中医医院、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由于此会在湖南衡阳召开，人们习惯称它“衡阳會议”。“衡阳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为中医发展创造条件，对中医界影响巨大。国医大师、广州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邓铁涛曾说，“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指出中医的发展方向不是被西医改造，不能被中西医结合代替，而是要在中医医院与中医学院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会议指出，中医是卫生工作的短板，要从财政和政策上摆正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中医应该和西医一样得到重视。这次会议的提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中医置于西医方式管理的模式，提出了中医发展的关键是必须以完整继承、保留中医的医学体系为前提。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行政部门第一次对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的扭转。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参加卫生部党组会议，让他有机会在党组会议上反映中医的问题。当时吕炳奎向我父亲建议：“中医应当独立发展，必须要独立发展。中国人应当有这个气魄。”父亲对他的建议十分重视。“衡阳会议”后，父亲便开始探究如何才能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位置上。田景福回忆，在他担任中医司司长期间，我父亲曾多次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提出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是中医药能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培养一批党性强、热爱中医管理事业的干部，发挥组织保障作用;二是中医药队伍要自强不息，要练内功，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二者缺一不可。后来，父亲领导建立的两个机构——国家中医管理局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目的就是通过其凝聚全国中医力量，发现和培养中医人才，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中医自主发展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中医界的支持。从此，在国家层面建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被提上日程。

国家中医管理局的成立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在父亲领导下，卫生部中医司全体干部和全国中医界人士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件事。

“衡阳会议”召开后，父亲责成卫生部中医司为成立中医管理局准备相应的文件。邓铁涛回忆，崔部长当时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他和中医学会的常务理事研究了一个方案，先建立一个副部级的局，专门来管理中医事业。方案中说明了中医管理局只是机构的调整与合并，并不增加开支。这个想法提出后，正赶上国家机构缩编，因此被搁置了。

从国家中医管理局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84年3月，徐向前元帅到广州疗养，在那里突然高烧不退，西医会诊后也没能退烧。徐帅的夫人坚持要邓铁涛试试，这样把抗生素停了，用了邓铁涛的药，没用几服烧就退了。徐帅问邓有什么要求，邓说：希望您关心一下中医。邓铁涛托徐帅给中共中央带去一封信，信中谈到广东省的中医越来越少，再过10年就没中医了。经过徐帅转递，这封信很快被胡耀邦批示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无独有偶，由浙江名医何任发起，联合山东张灿玾、湖北李金庸等10名著名专家上书国务院，提出管理制度的缺陷制约了中医药发展的问题，恳切希望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

1985年，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问题，6次向国务院打报告反映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5次讨论中医问题。后来卫生部起草了更详细的文件，其中不仅提到建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问题，还提到国家对中医专项拨款的问题。文件于1986年1月3日被送到国务院。1月4日，国务院召开第94次常务会议。父亲带着主管中医的副部长胡熙明和中医司司长田景福一起去国务院汇报。父亲代表卫生部党组向国务院作了《关于卫生部建议国务院设立中医管理局的请示报告》的详细说明。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围绕中医的地位、科学研究、职称评定和中药材问题，提出了4点意见：1.要把中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中西医结合是正确的，但不能用西医改造中医。西医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不能把中医只当成西医的从属。2.对中医科研问题要重视。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加以总结、研究，不能简单地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3.对于中医的职称问题，要按中医的标准来评定，对一些老中医，评定应以实践为主。4.要认真搞好中药材的種植、收购和加工。

在这次会议上，父亲为中医争取到3项支持：1.设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统一管理中医事业和人才培养。2.国家每年拨给中医（包括中医教育）补助费1亿元，在1985年补助4300万元的基础上，所差5700万元，由财政部安排4000万元，国家计委安排1700万元。3.对加工、生产中药饮片实行免税政策。田景福回忆，取得国家对中医政策的支持来之不易，这个争来的功劳应该是崔月犁老部长的。没有这样一位党组书记，这些方案出卫生部的大门都困难。在当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父亲对各卫生厅（局）的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钱来发展传统医学，我不提多的要求，就两条：第一，必须每个县建立中医医院，如果是少数民族地区，应按他们的需要建立民族医院;第二，加强中医高等人才的教育，少数民族的藏医、蒙医、维医要建立医学院，傣医要建立卫生学校。先把传统医学的庙搭建起来，有了庙，请神就比较容易了。”至1995年，全国已经建成了2000多家县中医院，30所中医学院。

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规定“其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医事业和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继承发扬中医药学”。12月2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对外办公，国务院任命胡熙明为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管理局局长，田景福和诸国本任副局长。那天，父亲在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暨1986年度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他说：中医总局成立，标志着我们的中医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有计划地进行中医建设的阶段。过去中医没有单独的领导管理机构，也没有单独的经费，讲了不少空话。我们要少说空话多办事，就要在财务上落实，从机构上落实。如果不落实，就是空话。

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后，初步实现中医事业的自主管理。但此时中药部分仍归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这种管理体系违背了中医中药不分家的原则。1987年父亲离休。1988年5月3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中药的职能划归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管理局改名为中医药管理局，总算把中医事业独立的管理体制建成了。

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前世今生

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团体是一个中医组织，名字叫一体堂宅仁医会，成立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这个医会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中医学术组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医药学界在沿海地区组织了地方的中医学会，但多以引进西医、改良中国医学为目的。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多数学会未能延续下来。大量中医学术团体的出现是在1913年民国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的议案之后，中医界意识到再也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抗衡废止中医的势力。1913年至1947年，各地创办的中医学会、研究会和协会等学术团体多达240个。由于当时中医药行业多为个体分散经营，学术交流处于小范围的自我探索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北京中医学会于1950年5月宣告成立。1950年至1963年，广东、上海、天津、山西等地陆续成立了中医学会。但是，中医始终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学术团体。当时，中国医学界最有权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是1915年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而这个学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接收西医师为会员，不接受中医师。1956年卫生部对此提出批评：名曰中华医学会，实则为西医学会。在卫生部的干预下，当年有1000多名中医师被接收为会员。由于西医学和中医学学术理论和体系的差异，1965年曾酝酿成立全国性的中医学会，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个设想化为泡影。

再次提出成立全国性中医学会建议的人是我父亲。1978年3月，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6月，中国科协和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会议云集了中医界的领军人物。父亲认为这是提出成立全国性中医学术组织的最佳时机。他认为，中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内功，即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学术平台，中医仍然有可能局限于门派之见，不利于中医学术长远发展和中西医会通。而这次医药卫生科学大会，正是提出建立中医学术平台最好的时机。其间，他和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商议，决定发起成立中医药学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并向中国科协和卫生部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医学会的报告》。6月11日，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筹备工作进行了一年，用民主推荐和卫生部审核的方法推选了162名全国理事。

1979年5月18日，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在北京西苑饭店隆重开幕，来自全国的350名代表参加。会上，卫生部宣布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正式成立。父亲在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会长。他对学会寄予很大希望，要求中医学会做到：把学术交流当成紧迫任务，培养学术骨干队伍;贯彻中西医团结，开展学术争鸣;加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科普教育;尽快完善中医学会的组织建设。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陈慕华副总理的陪同下接见了会议代表。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医药学术团体，可从组织机构来讲，它又是最小的机构。学会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缺少办事人员和办公场所，只好挂靠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专职人员只有1人，名声大，机构小，连办公用的公章也没有。父亲并不介意在这个小机构任职，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参与为中医学术界提供更多的支持，把它办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学术平台。1982年5月，父亲批转了学会《关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直属卫生部领导的请示报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为直属卫生部的事业单位。1992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2001年改称中华中医药学会。目前，学会已经有学术、继续教育、国际交流、科技合作等业务部门负责中医学术交流，直接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

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强调保护中医固有特色

父亲在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理事会选举中连任了两届会长。其间，该学会不负众望，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400多次，陆续建立了肛肠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全国中医古文研究会、内科学会、中医儿科专业委员会、中医妇科专业委员会等。学会还创办了《中國针灸》《中华养生保健》等期刊。为了保持中医的百家争鸣，学会组织了全国5000余名专家参与撰稿，编写出版了代表中医各个流派的五部医话：《长江医话》《黄河医话》《北方医话》《南方医话》和《燕山医话》。父亲经常对学会的人说，没有中医学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医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各级学会，都要认真注意发现人才，培养尖子，要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除了凝聚中医队伍力量，父亲还特别注意争取其他领域科学家对中医学术界的支持。在第二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代表大会上，父亲请来了中国科学界领军人物钱学森。钱学森代表中国科协在大会上发表祝词。他特别提出：中医是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还有待进一步升华、提炼，变成现代的科学技术，或者把中医的经验提炼、升华来改造现代的科学技术，使得现代的科学技术更提高一步。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无论医学、生理学，还是物理、数学，都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父亲十分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说：“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术大厦的支柱和基石，搞好了，坚实了，中医学术就繁荣，就发展;中医研究要靠中医理论来指导，要结合临床，不断丰富这个理论体系，开展多学科研究。”他从来不从西方科学的视角评价中医。他认为用西方科学方法或西医理论解释和改造中医不是中医的发展方向。

1995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社会上存在着用西医或西方科学评价中医的短视和错误：“我们不能用中西医结合代替发展中医，这是个原则问题。1984年我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书记处提出中医不能丢，中西医结合要继续搞。中医是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瑰宝，它所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中国有一套独特的体系，它的整体观、辩证思想、天人合一等东西在西医里是没有的。虽然中医不像西医直观、量化，可以测定，但中医在临床的实践中是极富成效的。有些在西医看来没有办法的病，中医一看就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诊治方法也许在实验室做不出来，可在客观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检验。……对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检验、现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应有一种包容精神和虚心求解的态度。对中医这种有几千年历史实践的东西，我们更应努力挖掘发展。也只有在中医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西医才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在学术研究上，父亲特别强调保护中医固有的特色。他曾以中药汤药为例，指出中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中医的汤药治病本来是中医药固有的特色，有西医不可替代的独到之处。现有的科技水平和检验水平一时还难以解释其治病机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大的进展，但这不能说汤药治病不科学。对未知的东西认为不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有些中医药单位随便放弃使用汤药治病，这是不对的。

到1980年底，全国有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中医学会分会组织和办事机构。1997年，父亲担任会长已经19年了，中医界很多人想挽留他再任一届会长。由于国家对干部年龄的限定，他不能继续留任。在第三届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会上，他被聘为名誉会长。1998年1月8日，父亲重启“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的出版工作。这套丛书是把中医经典古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父亲主持会议，布置编译工作。这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14天后，他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学会在后几任会长的领导下，已经发展为中国医学界举足轻重的学术团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020年1月，国务院设立了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下设中医药专班，统筹推进中医药疫情防治的科研攻关工作和中长期中西医结合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建立。在振兴中医的路上，永远不乏有识之士。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提出中医独立发展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医管理机构和学术平台的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