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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的军事情报工作

2021-06-06江和平

党史博览 2021年4期
关键词:军事情报志愿军情报

江和平

长征时期,毛泽东称军事情报工作是红军“走夜路的灯笼”。从土地革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人民军队军事情报工作建立了完善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因抗美援朝是首次出国与“联合国军”作战,在军事实力、语言交流、兵要地理、气候环境、后勤保障、友军配合、隐蔽战线等诸多方面与国内作战不同,志愿军的情报工作更为不易。

我的父亲江涛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情报处处长。志愿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因父亲英年早逝,我带着这个问题多次请教过父亲的几位老战友:原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张中如,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处长沈少星,原总参情报部赴朝调研组情报参谋朱永琪、王钟华等前辈。

我整理了父親在志司工作时留下的近5万字的工作笔记,阅读了父亲战友撰写的相关史料后,对志愿军的军事情报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些史料均为抗美援朝的亲历者撰写:柴成文著的《柴成文文集》,崔醒农著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侦察兵》,陈皓著的《峥嵘岁月纪事》,朱永琪著的《在朝鲜战场的战火中锤炼》,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志》等。

组织领导

彭德怀司令员非常重视部队的侦察与情报工作。为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志司的驻地一直随着部队向前推进。彭德怀要求随时能用有线电话“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达命令”。他不仅要求侦察部门和侦察分队做到情报及时、准确,还要求“前线的军长能在一个夜间来向我汇报情况后,还能返回到前线的位置上”。

志司参谋长解方主抓志愿军的情报工作。他在志愿军组建的一个月内,就熟悉了所属部队全体人员的编制和装备状况,掌握了有关朝鲜战场的态势等大量重要情报。在历次战役中,他对敌军的战略、战术,行进的路线、速度,各路的兵力、装备,沿途的地形、地貌,指挥官的姓名、特点等,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1950年10月25日,志司在朝鲜大榆洞组建的同时,二处(情报侦察处)正式成立。该处负责人先后为崔醒农、李士奇、江涛。情报处的全体干部坚守工作岗位,将来自各方的军事情报综合汇总、相互印证、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标绘图表,及时上报志司首长,通知作战处、各兵团等有关部门,并且适当告知朝鲜人民军,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志愿军出征之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开始部署军事情报工作,在整个抗美援朝时期同样高度重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根据中央指示,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情报干部先行赴朝开展情报工作。周恩来指示,“我的意见还是以使馆的名义去好”,并审定了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拟发表的外交公文。10日,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刚、刘向文抵达平壤。8月12日,我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到任,领导使馆一班人忠实地完成了联络任务。毛泽东批阅了柴成文带回北京的《朝鲜战场当前的敌友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汇报纲要,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依据。

9月,中共中央为出兵朝鲜做前期准备工作,决定从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选调5名军事情报干部,仍以武官的名义先行入朝做战场准备。特派武官组组长张明远,副组长崔醒农,组员汤景仲、何凌登、黄东保。该组入朝后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去元山,西路去汉城,调查敌军番号、兵力、部署、装备、作战特点以及朝鲜境内的地貌、道路、粮草等军事情报。

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军长吴瑞林在沈阳接到命令后,连夜返回前沿进行通盘筹划。为掌握第一手情报,他带领作战处长侯显堂、侦察科长孙照普化装成朝鲜人,进入平壤以北勘察道路、地形,了解民情,研究部队通过桥梁、铁路的方法。他认为:朝鲜山高河多,利于我军扬长避短巧占地形,对付美军的飞机、坦克。19日,吴瑞林率领第42军第一批部队顺利入朝参战。

11月,军委总情报部从二处(部队侦察处)和四处(情报研究整理处)抽调9名情报干部,组成首支情报工作调研组秘密赴朝。二处副处长江涛任组长,组员有刘雨风、朱化、朱永琪、王钟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调研组入朝后一分为二:江涛率朱永琪、赵锐到达志司,下到侦察部队做调研,参加了第二次至第四次战役;其他人赴碧潼志愿军战俘营,审问“联合国军”俘虏。

部队侦察

通过部队侦察获取情报是人民军队的老传统,志愿军部队各军有侦察科,师、团、营有侦察分队,连队有侦察员。

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落后于敌,朝鲜战场天寒地冻、山高路险,与朝鲜百姓语言不通,都使志愿军部队的侦察极为艰难。各部队为侦察分队配备了较好的武器装备和通信器材。侦察人员选拔严格,既需机智灵活又要勇敢顽强。侦察官兵的数量随着志愿军入朝的数量不断增加,由初期的0.6万多人陆续增至最高达3万之众。

侦察分队有的穿着朝鲜百姓、朝鲜人民军或敌军服装作掩护,有的长时间潜伏在丛林、草地、乱石堆等处观察,有的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潜入敌后与敌斗智斗勇。他们灵活机动地截击敌零散人员或车辆,捕捉了数百名美军和李伪军,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118师侦察分队查明敌军一个营和炮兵中队驶向楚山的情报。118师在两水洞地区设伏,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将敌人予以全歼,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个歼灭战。

1951年2月11日,第四次战役之横城反击战打响。志愿军各军侦察分队除查明敌之番号、兵力、武器外,以各军的作战任务不同而侦察目标各异:参加横城战斗的侦察分队还查明敌防御工事等情报,负责阻击敌援军的侦察分队还查明敌每日进展等情报,从而保障了围歼横城2万余名敌军和打援战斗的顺利进行。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68军203师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领12名侦察员组成小分队,化装成美军顾问和李伪军小队,奇袭敌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傍晚,他们爬上悬崖峭壁,穿过灌木丛林,越过敌铁丝网,蹚过敌地雷区,抓俘虏获取口令,仅用十几分钟就端掉了“白虎团”团部,缴获李承晚亲授的“虎头旗”,为抗美援朝最后一战的胜利再立奇功。

观察体系

志愿军入朝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进行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以阵地战为主,开展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最后发动了三次夏季反击战役。阵地作战时,志愿军组织正面防御的各一线部队建立的全方位观察所与观察体系,便是一种简易可靠的侦察手段。

志愿军各军、师在阵地的制高点正面建立若干个观察所,昼夜不停地观察敌之一举一动。观察所通常配备有高倍望远镜、炮队镜、有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话机,地势高便于白天直接观察前沿阵地上的敌人,夜间从汽车灯光判断敌人交通运输。观察所有的构筑永久性工事,有的利用坑道口,还需注意抵抗敌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观察所的建制为侦察班或侦察排,全天候轮换值班,两人一岗,一人观察,一人记录并通报,不仅向上级纵向汇报情况,还与兄弟部队横向交换情报。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各部队在五圣山的正面、侧面、背面都建立了多方位的观察所,联通了全线观察网,对及时发现、相互交换敌方动态发挥了极大作用。

全面侦听

用于侦听的器材相对简单,应用方便,对搜集情报却十分有效。志愿军从国内调配来英文翻译和朝鲜族学生,分到部队负责报话机、无线电话、敌军电台以及国际广播电台的全天候侦听。

报话机作为无线电通信工具的优势是可直接通话,并可在行进中进行联络。志愿军使用的报话机大多为解放战争时期缴获国民党军的美制报话机,少数为我国仿造的。

“联合国军”各部队装备报话机的情况十分普遍,通话时大多使用作战密语。志愿军根据敌军报话台的频率、呼号、口音、代号及其破绽,掌握了部分敌方密语,有效地分析敌方军事计划与实施行动。战斗紧急情况发生时,敌方前线各国部队间来不及使用暗语即直接喊话,空军飞行员驾驶飞机时也普遍使用明语通话,这些都有利于志愿军的侦听。

翻译人员和情报人员24小时轮班侦听,情况紧急时一组监听、一组翻译、一组传送,流水作业。例如:上甘岭作战期间,志愿军第15军报话侦听收到有价值的情报就有270份。又如:志愿军侦听到美军次日将派大批飞机轰炸鸭绿江水丰发电站的情报,上报后使我方有一天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减少了损失。

战争时期,军事新闻在一定时间内具有保密性,但通常在既成事实后机密性降低,各方为扩大影响、鼓舞士气可能通过广播予以宣传。板门店谈判开始后,各国记者纷纷前来探听消息、评论报道、公开广播、抢占头条。例如:美军第3师从元山登陆并占领附近地区时,便作为抢先的新闻加以宣传报道,志愿军及时收听到这个消息,查明了敌人的重要行动。

审问俘虏

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主要由志愿军负责管理,李伪军战俘主要由朝鲜人民军管理。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联合国军”战俘约有2万名。他们通常在前线先由志愿军作战部队进行初审,其中大部分在前线便被陆续释放,被送到后方战俘营关押的仅5000余人。解放军总参情报部、联络部和调查部派来的干部和翻译负责审问俘虏。志愿军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帮助他们认清国际形势并通过审问俘虏获取军事情报。

在志愿军宽俘政策的感化下,战俘们大都能如实提供所知信息,志愿军由此获得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美军战俘中职位最高的美24师师长迪安少将,提供了美24师和西点军校等的情况。一名黑人美俘飞行员交代:“苏军制造的米格-15战机载量轻,升高快。我驾驶美军F-86战机追歼你们米格-15时,把机头拉起开火,命中率极高。”审俘干部将此情报通知志愿军空军部队,飞行员迅速作出战术调整,当米格-15被追时改为向两侧升高,损失大幅度降低。

搜集文件

志司情报处要求各部队在打扫战场时,在敌军溃散的公路沿线,注重搜集敌军文件,特别是情报价值高的文件,如密码本、地图、作战部署、交通信息等。机密性较高的文件要派侦察员专门送回,其他的文件可花钱雇人背回来,或者挖坑掩埋,待以后再去取。

搜集香港的报刊为志愿军从宏观上掌握远东战争的情况,了解世界形势变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收复香港,但中共中央决定留下这个弹丸之地,目的之一是因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香港不可替代地成为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唯一窗口。香港每天来自全球的报刊数以百计,迅速、简洁地传递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中央军委情报部在广州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各国特别是美英等国报刊的搜集、转运、分析工作,从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破获敌特

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侦察力量最强的情报机构,朝鲜战争期间从未停止对志愿军的情报搜集与破坏行动。其用飞机夜投、海运登陆等方式,派遣了大批特务潜伏我方区域,少则3~5人的小组,多则近百人的特务队。破获、抓捕、审问敌特,也是志愿军情报部门和侦察分队的任务之一。

1953年初,美军拟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志愿军的任务之一是反登陆备战。美军在谷山的大角山地区一次就空投特务96人,大部分被志愿军抓获。少数漏网敌特观察到志愿军在东、西海岸严阵以待的情况,使美军对大规模登陆计划犹豫不决,向志愿军发动了“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在被志愿军打败后彻底放棄了登陆计划,重新回到中断了半年的谈判中。

情报英烈

准确的情报使志愿军在战场上如虎添翼。担负情报侦察任务的志愿军指战员赤胆忠心,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和情报人才,也有不少人因此光荣负伤或不幸牺牲。

1951年2月12日,志愿军第42军侦察科科长孙德普率侦察队、电台和中央军委情报部调研组的朱永琪、赵锐一行,利用夜幕进驻桂亭里。天刚亮,他们就遭遇敌人猛烈攻击,电台被毁,房屋倒塌。孙德普立即烧掉密码本,组织大家突围。在这次战斗中,孙德普等3人牺牲,朱永琪等6人负伤。朱永琪是新入伍的情报参谋,早在出发前就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他对情报部调研组的江涛说:“我若牺牲了,不希望家里人知道,使老人家伤心。只请将我那本战场日记交给江处长吧!”朱永琪负伤后,江涛护送他到医院治疗。

由于后勤保障困难,志愿军侦察员们更是饥一顿饱一顿,营养不良,导致夜盲症,严重影响了夜间行动。他们就自力更生,挖野菜、熬松叶汤、煮田鼠肉进行自救。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侦察员在高山深谷执行侦察任务,有的在战斗中伤亡,有的跌入雪谷,有的冻僵于冰天雪地中,谱写了一曲曲催人泪下的壮歌。

在朝鲜战场上,因执行情报侦察任务牺牲的志愿军指战员数以千计,其中包括第39军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志司二处参谋刘家成、第42军侦察科科长孙德普、第20军侦察科副科长肖雁、第27军侦察科副科长王希功、第27军80师侦察科科长刁仁忠和副科长于斌、第46军133师侦察科科长牛景瑞等。他们和千千万万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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