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手机上收到最多的信息就是拜年的。信息拜年，微信拜年，祝福的话都可以群发了。速度和效率都有了，但热闹的浓度和情感的温度却淡了许多。

于是就有人在朋友圈里感叹：年味淡了。

今年春节孩子们不回庐江。但两个人的年也是年，过年的东西还是要置办一些的。除夕那天上午，先贴春联，后贴窗花。春聯和窗花都是银行发的，有工商银行的，也是建行和农行的，印的都差不多的漂亮。贴上后，屋里马上就有了一份喜庆与红火。

贴完春联和窗花，我和妻子到岳父家过年。今年春节与往年不同，一是武汉封城，二是县城禁放。经历过二○○三年的非典，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和后怕。小城禁放是第二年了，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吃完饭简单收拾后，我和妻子便往回走。路上鲜有行人，路灯将俩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同妻子说，禁放好是好，但少了一份热闹。于是两个人便一道忆起往年那些爆竹声声、烟雾弥漫的除夕。

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时隔半个世纪，印象最深的却是吃。有时候那些舌尖上的记忆就是一种终生记忆。

现在想想，小时候对过年的期盼，其实是一种对食物的期盼。

最早吃的是腊八粥。我小时候的腊八粥同冰心先生小时候的腊八粥是没法比的。据《腊八粥》一文记叙，她老先生童年吃的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我们小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钱虽然很紧，但更多时候是有钱也买不来东西。我母亲熬的腊八粥里有糯米、花生、豆子，也有几个大枣。只不过有时是红枣，有时是黑枣、蜜枣，但红糖是一定会有的。

吃过腊八粥，年就开始了。各家各户先是蒸糯米粑粑，后要炸糯米圆子。糯米粑粑就是年糕，在我老家大家都把年糕叫成“粑粑”。江浙一带人把这种粑粑叫成“年糕”，有“年年高”的寓意，并发明了煮、炒、炸等食用方法。但在我的老家，人们吃粑粑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下”。在米面里下两个粑粑，在粥锅里下两个粑粑。吃不完的粑粑要放进缸里用水养起来，隔两天要换一次水。这样，缸里的粑粑能吃一个春天。在我小时候，春天并不总是像看上去那么美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那些春暖花开的背后，都藏着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那年头粮食紧张，粑粑是糯米做的，顶饿。所以，粑粑成了备受人们青睐的食物。

贾平凹说，胃是有记忆的。腊月二十七，一些性急的人家就开始炸糯米圆子了。我家年年都是腊月二十八才炸。母亲先要煮一大锅糯米饭，然后将糯米饭盛到面盆里，再添加一些生姜末儿、葱花、盐等作料，将糯米饭做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圆子，在面粉上滚上一滚，便放进油锅里炸。每年这时候，家家户户的厨房都飘着浮炸圆子的香味，这香味让年的氛围更加浓厚了。

刚出锅的圆子最好吃，又脆又酥又香。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大锅里的糯米锅巴，许是糯米黏性大的缘故，结的锅巴也特别厚实，放在油锅里一炸，别提多香了。成年后，特别是近些年，小米锅巴是我到火锅店必点的菜。但现在的锅巴怎么也吃不出过去的味道了。

炸过圆子就要写春联了。

写春联是父亲的事。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他的字是私塾时打的底子，初学颜真卿，后来习魏碑。许是年轻时军旅生活的影响，父亲一生都是宁折不弯的，连他笔下的字也端庄方硬，是一种有棱角、有性格的表达。

那几年，每年春节都是在乡下过。比起县城，乡下的日子要宁静一些。一到年前，乡亲们都要夹着红纸请父亲写春联。记得父亲写得最多的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感谢共产党”这类有时代特征的春联。有时，也会应乡亲之托，写一些像“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样源自毛主席诗词的春联。

正月初一，好多人家都贴了父亲写的春联，也有的人家将上下联贴反了。父亲告诉我，对联是有上下联的，这不仅可以从意义上区别，还可以从平仄上区分，一般情况是上联最后一个字必须是仄声，下联最后一个字必须是平声。父亲还说在他小时候，城里人家的春联是很讲究的。每年除夕，有个叫王大韶的秀才会骑马从岗上顶跑到西门湾。一趟跑下来，所有人家大门上贴的春联都记在心中了。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春联都是自己创作的，自家人写不了的，也要请一个有才的人来写。

那年头，不准祭祖。父亲在除夕的下午总喜欢到村外走一走。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带上我。长大后我才知道，村外不远处，有一个叫金家瓦屋的小庄子。村口的岗地上，睡着他的父母——我的祖父、祖母。

忙了一腊月，就为三天年。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那时乡间有两种吃食，至今想起来还满口留香。

一是爆米花。腊月一到，就有一些爆米花的走乡串户来到村子里。他们的挑子一头是火炉，另一头是一个像大炮一样的爆米花机。那年头糖果少，爆米花是难得的零食。过年前后，爆米花的生意也特别红火。各家的主妇们这时也用葫芦瓢端着一点儿玉米来爆。爆米花一次要五分钱，还可以加一分钱的糖精，这样爆出来的米花就又香又甜。

爆米花的周围站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听最后“砰”的那声巨响，那响声要比爆竹响很多。我们当年很好奇为何在那声巨响后一粒玉米会突然长大好几倍。我们还喜欢闻那些从长麻袋的尾部冒出来的白烟，那烟里有粮食熟透后的香味。童年记忆中，那香味是弥漫在乡村上空的最体贴的味道，也是最朴实的喜悦。

有时候这声音听得多了，会有短时的失聪。小伙伴们对面说话都需要大声，过好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那时候，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尼克松到中国见到爆米花很惊奇，问周总理这是什么新式武器，能让粮食一下子增大这么多。周总理告诉他是中国发明的爆米花机。

坊间的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是不高的。但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说着这个笑话，那种香在嘴里、甜在心头的滋味还是很值得回味的。

还有一种就是米糖。米糖又叫炒米糖，很多人家都会做。炒米是自家炒的，糖稀也是自家用山芋熬的。这种米糖特别的香甜，有自家的味道。

也有一些讲究的人家，会请那些做糖的手艺人来家里做。手艺人做的同自家做的区别之一就是刀工。专业人士做出来的糖看上去就很方整;其次是品种多，加花生就是花生糖，加芝麻的就是芝麻糖。不像自家做的炒米糖，品种比较单一。

我一直喜欢这种童年的味道。

参加工作后的那些年，过年吃的糖大多是从商店买的。但我还是很怀念童年乡村的炒米糖。一位同事知道我好这一口，每年春节回家，都要给我带一些炒米糖。这糖是他母亲亲手做的，里面有母爱的甜味。好几年，我年年春节都能吃到这种手工做的炒米糖，直到同事的母亲去世。

同事说，家里再也没有人会做了。

我只能买商店里的那种米糖，这种米糖又叫姜汁糖。这种糖没有什么嚼劲儿，也没有家里炒米那种特别的香味，算是聊胜于无吧。

再后来，体检查出了高血脂和高血糖，就同所有的糖都拜拜了。现在，报刊和网络上常常有人将糖说得一无是处，说吃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坏习惯。我对这类文章是不以为然的，因为童年的经验告诉我，吃糖能给人一种安逸感和幸福感，这种感觉就叫甜蜜。

一切准备就绪后，接下来就是吃年夜饭了。年夜饭又叫团圆饭，“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由此可见人们对这顿饭的重视。年夜饭也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在那饥饿的年代里，吃，是节日里最有欢乐气氛的活动。民以食为天，现在的人很难体味出这句话里面的辛酸况味。但吃团圆饭也有好多的讲究，譬如鱼是不能动筷子的，还有不能用汤泡饭。前者是因为“鱼”与“余”同音，取“年年有余”之寓意;后者是因为三十晚上用汤泡饭，未来的一年出门就会下雨。不管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我的父母都一直这么坚持着。

家住庐江，吃饭淘汤。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但年夜饭时我努力克制着，好在桌上的菜比平日丰盛得多。

那年头，没有电视，也没有春晚。但岁还是要守的。守岁是大人们的事，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呼朋引伴地在村子里乱跑。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地上那些没有燃尽的炮仗。那时的爆竹质量普遍不行，一整挂中总会掉下一些零星炮仗，甚至有的炸到一半就熄火了。这就给了我们机会，一趟走下来，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散炮仗。于是大家聚在一起，一颗一颗地放，一粒一粒地听响。口装里的炮仗不多时，我们会拉长每一粒响声的间距。口袋里的炮仗都放完了，天也差不多快亮了。

开门炮都轰不醒的美梦，总要被母亲的手推醒。醒来后，就是大年初一了。因为有新衣新鞋在床边，哪怕还是睡眼蒙眬，但一看到新衣服，精神还是一下子抖擞起来。

于是，起床穿衣。新衣服穿在身上，有种新棉布特有的体贴和温暖。这时候，会感觉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着新奇和兴奋。

拜年是大年初一的主要任务。在我老家，拜年不仅是一种仪式，还是乡亲们联络情感的一条重要渠道。平时，邻里之间难免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小纠纷，遇上一些脾气大的还会骂街，甚至拳脚都用上了。但乡里乡亲没有隔年仇。正月初一这天，大家互相拜年，拱拱手或握握手，道声“新年好”！至此，相逢一笑泯恩仇，心中的芥蒂也就没了。

初一拜年是不出远门的，只在村子里相互走动。初二开始，就可以给远一些的亲戚拜年了。我家的亲戚不多，一个堂姐嫁得不远。我喜欢到姐姐家去，临行前，妈妈总是告诉我，见到长辈要有礼貌。有时还特别叮嘱我，到亲戚家吃饭一定要注意，桌子上的有些菜是不能动筷子的。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在我老家，过年时桌子上的鸡、鱼、肉这三道菜是不能动的。大部分人家要把这三碗菜留到正月十五以后，正月里家里来了客人端上桌子的都有这三碗菜。很多时候，这些菜是看的，不是吃的。

正月里最盼望的是家里来客人，特别是一些远道来的客人。这些人来了，一般都不会空着手。有一年，家里来了一个亲戚，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大麻饼。这种大麻饼供销社里有卖的，一毛四分钱一个，贵得让我们望饼兴叹。

我和妹妹一人一个大麻饼，这让我们兴奋得有点儿发晕。我们决定先吃一个试试，于是一人一半慢慢地享受起来。大麻饼里有冰糖，那种嚼在嘴里嘎嘣脆的味觉，是一种甜到心里的美好感觉。

前年的某一天，同几位作家朋友去古镇三河。在一家食品店见到了一种像小面盆那么大的大麻饼，十分诱人。我买了一个，让店家用刀切开，朋友们一人一块儿，大家都说味道不错。于是，我又想起童年的那些美食。我现在还认为，大麻饼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十一岁那年，我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和妹妹，转学到县城的城关小学。

那时候学校下午只有一两节课，放学早。一般这时候父亲都在上班，我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宿舍里，只好沿着县城的马路一路朝前走。那时，我对县城的路还不熟，怕走错了路，不敢转弯儿，只能一路向前，因为我知道，父亲的厂就在身后，只要回头，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我开始知道孤单的滋味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有一天放学回来，父亲指着桌上的一叠大表纸对我说：“每天两张，写完才准出去玩儿。”

父亲让我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并告诫我，在大表纸上练字，因为纸糙，字会写得有劲。

大表紙又叫草纸，是用稻草秸秆为原料制成的纸。这种纸真的很粗糙，特别滞笔。在大表纸上练字，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涩重的手感和岁月粗硬的质地。

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好多年后，读作家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牢，这句话是：“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金志伟：在《人民日报》《儿童文学》《阳光》《清明》《安徽文学》《青春》《星星诗刊》《朔方》《广州文艺》《青岛文学》《中国教师报》《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