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留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 200241）

随着批判性思维成为国际教育的新口号，“论证”（arguments）的地位被反复强调。关于论证的重要性，我们最早可以在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中看到。他让后来的人们意识到：哲学以及从哲学分离出去的各门科学，都需要通过论证来追求真理。在当今社会，学校教育以及整个知识界大都会把论证能力作为学术训练的根本，论证的识别、建构与驳斥乃大中学生学术阅读与写作训练的重头戏，甚至关乎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一个体能否参与公共说理。然而，杜威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家，我们在他著作中听得最响亮的是“探究”（inquiry）一词（而非“论证”）。自由探究的能力，是他教育哲学的第一关键词，也被认为是新时代教育理念的精髓之一。于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疑问是：论证与探究，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呢？初看上去，二者似乎应有某种内在关联。因为，科学家大都讲求严密论证，同时他们可谓自由探究的典范。不过，“严密论证”与“自由探究”到底有何不同又如何牵连？二者在我们当代教育理念中的定位或权衡，并非所有人都能立即看出或讲得清楚。恰恰相反，从历史上看，对于“论证”或“充分证据”的一味强调，可能会诱使人否弃“探究”。

罗素对于杜威“逻辑”的批评，在当年曾标志着分析哲学阵营与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冲突，在今天则集中体现了学术界对于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教育的一种分歧，即，教人论证，还是教人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