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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变迁与古玉的人性价值回归

2021-06-02曹敏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年7期
关键词:玉器人性

曹敏

摘 要:通过探寻自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古玉的发展脉络,揭示社会文化变迁对古玉产生的内在影响,从而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古玉,理解古人。

关键词:玉器;发现与利用;赋予神性;人性;佩饰

玉器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自蒙昧初开至文明昌盛,它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脚步,其历时之长、对中华文明影响之深都是其他器物无可比拟的。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古玉的身份和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因社会发展程度、人们意识水平的不同,古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阶段,在大自然的风雨中,在社会生活的血火中,人们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社会意识不断变化,玉器也走过了一个与此相应的变迁历程。

本文就是通过探寻自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期古玉的发展脉络,揭示社会文化变迁对古玉产生的内在影响,从而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古玉、理解古人。

1 蒙昧初开—玉的发现

玉器的发现与利用是人类审美意识发展的产物。在从猿到人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身及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石器的制作使人类逐渐培养了对质地、光泽、颜色的敏感,因为石器制作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对材料的选择。在以后悠远的岁月中,原始人一步步地增强对石料质地、光泽、颜色等的辨别能力,并从中萌生了原始美感,实现了审美意识的激活。许家窑人使用的石器中,即有各种颜色的玛瑙、水晶、燧石和蛋白石等,半坡人则已用蛇纹石制作耳坠。此外,在长期的石器制作过程中,原始人还培养了对器物形体的感受力和把握能力,运用打磨、钻孔等技术加工石器。

石器质料选择、加工工艺的进步过程,也是人类自身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进步过程中,人类渐渐将自然放到了被观照的地位,而将自身放到了观照的地位,并在不断的选择、鉴别中,慢慢认识了玉这种奇特的石头。

玉,石之美者;玉器,器之精华。玉的质地细密坚致,呈色有乳白、淡绿、墨绿、牙黄等各色,经过抛光后可呈现温润的光泽,大者可以为刀、为铲,小者可以为坠、为环,玉这一奇妙的石头一经发现,人们便深深地喜爱上了它。在认识玉的初期,人们对它的喜爱还主要是因其自然美,是出于比较单纯的爱美之心的一种喜爱,并没有其他的附会。从考古发现资料上来看,我国最早的玉器出现于约8000年前:内蒙古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碧玉类的小型玉凿工具及玉环、玉玦装饰品等;淮河下游江苏淮安市宋集乡青莲岗文化遗址出土有玉斧、玉刀、玉铲等小型工具及玉环、玉坠和玉镯等装饰品;长江下游地区仅见装饰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有玉璜、玉坠、玉珠和玉管等佩饰。可见,这一时期的玉器主要是工具和装饰品,它同石斧、蚌饰一样是为人服务的工具、美化人的饰物,并没有复杂的内涵。因此,玉并不是天生地带有神秘色彩,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奉若神明,从实用走向神坛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美轮美奂的玉石与若迷若幻的宗教相遇,才碰撞出了玉的神性。

2 迷幻色彩—玉的神性

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艰难地开拓着、前进着,人类文化也从原初的草莽中萌发着、茁生着。原始人对自然界有了朦胧的感知,但又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他们认为冥冥中存在的神灵主宰着大自然的一切,也主宰着人类的命运,由此产生了变幻万千的想象。原始人扑朔迷离的幻觉与对大自然真切炽热的情感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浑朴朦胧又绚烂幻漫的文化。原始人对超自然力量产生崇拜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人类认为万物有灵,泛神论思想流行,是自然崇拜阶段;之后人类幻想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可以代替他们去征服自然,便幻想出某种具有神性的动物,这种神异的动物被看作氏族的标志和保护神,从而产生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是更高的发展阶段,是人类对自身祖先灵魂的崇拜。这其中不仅有对生命的解释,还设定了宇宙的控制力量,从而使日常生活周围的一切进入一种被理解、可解读的状态,原始人焦虑不安、烦躁困惑的心灵不仅得到了认知上的满足,而且获得了情绪上的净化。

在崇拜的虔诚上,古人有一种强烈的行动性,对大自然的膜拜、解读往往体现为以巫术和神灵崇拜为内容的礼仪。在这种日益繁缛的礼仪活动中,原始人需要一种媒介表达虔诚、感念神灵,于是在不断的选择中,他们确定了以玉作为供奉神灵的祭器。玉的确是大自然神奇的造化:它质地坚硬,其硬度要超过一般的石头数倍,可谓至刚;其纹理细腻,滑滋润泽,可谓至柔,具有刚柔相济的高贵品質。再加上数量稀少、加工困难,更显得弥足珍贵。于是原始先人胸中的浩荡之思终于找到了寄托,玉从此便走上神坛,并被赋予了深重的内涵。这一时期的玉文化尤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为典型代表。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省西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5500~5000年,这里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有“C”形玉龙、兽形玦、玉箍形器、玉龟、玉鸟、玉鱼等动物形玉及环、璧、珠、佩、箍形器等装饰用玉。这些玉器大部分是岫岩玉质,呈淡绿色、黄绿色、深绿色及白色,半透明或不透明,一般通体抛光,圆润光滑,多光素无纹,碾磨精湛。其造型注重神似,动物形象活灵活现,极具古朴、遒劲的神韵。

红山文化玉器大部分是作为佩饰使用的,但这种佩饰有着一层更重要的作用—护身。而玉龙、玉箍形器等已大大超出原始美感和由此而产生的装饰意味,走上了与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相结合的道路。红山文化女神庙和女神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有神的观念,为了感知神时时刻刻与自己在一起,他们将晶莹的玉石当作神的替代者,当作神的化身、图腾的载体。著名的玉猪龙,猪首、蛇身、马鬃,是人类想象的产物,诸多动物的特征结合在一起,是神的象征,表示人们希望诸多力量凝聚在一起,以逞神威的愿望。玉龟是长寿、坚韧、力大无穷的象征,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玉枭粗壮有力,“C”形龙昂扬遒劲,奇特的二联璧、三联璧、诡秘的勾云形玉佩等展现出一个奇特的世界,都有一股神异的力量,传递出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而良渚文化玉器则更加彻底鲜明地表现着玉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良渚文化遗址分布于长江下游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距今5000~4000年。其中最大、最集中的地区是浙江反山、瑶山墓地,有近5000件玉器出土。良渚玉器形体变化自如,纹样表现手法有了较强的艺术性,运用了多种琢制技术,构思奇巧,技艺娴熟。大体分为:礼仪用玉、佩饰、装饰品和用具四大类,以礼仪用玉最多,代表性器物有琮、璧、冠状饰等。其主导纹饰是超现实的兽面纹,羽冠、人面、兽目、巨口,是一个集飞禽、走兽能力于一身的神化了的祖先形象,是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合一,是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融合的产物。表明良渚人已找到了自己的祖先—人类,確立了祖先的观念。那些在坚硬的玉石上雕琢出的繁复而生动的形象,代表着一颗颗虔诚的心灵。良渚文化时期,巫术流行且日趋具体化,人们为了借超自然的力量实现某种愿望,借巫术沟通神灵、感动自然。琮、璧、冠状饰等巫术活动用具被认为具有魔法,是巫师借以沟通神灵、驱邪祈福的媒介,玉也因此有了神性的光环。

3 崇神尚力—人性复萌

殷商时代,崇尚神力,气氛更加浓厚,但这时已从蒙昧时期的多神崇拜升华为唯一的主神崇拜,不仅形成了明确的上天观念,而且出现了氏族先王观念,使神灵崇拜具有了鲜明的人格特征。同时由于这时已建立起奴隶主统治,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贵族、平民、奴隶的等级差别,身为贵族的统治者开始懂得维护自己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权利,认识到除了征战以外,还要靠万能的神灵束缚所有人的心,神的崇拜中加入了对人的慑服,神的威力在膜拜中被抽象和升华了。统治者逐渐将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等级制度的统治法规,步入理性化的阶段。隆重的礼仪、神秘的气氛、严格的制度使玉成为地位的象征,玉在神秘的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层世俗的威仪。

红山、良渚文化玉器是诸神的象征,或是事神工具,它们都有一个目的—因对自然力量崇拜而存在,而商代玉器已没有这种专一性。商代玉器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出土的755件玉器,可分为礼器、仪杖、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端庄典雅、雍容华贵,人物、动物也刻画得惟妙惟肖,还出现了俏色玉。

商代玉器中对神的那份虔诚已由物化转变为精神的力量,这种精神是一种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慑服心灵的力量,这些力量体现在玉器上就是那些怪异形象所具有的神秘、恐怖和威严之态,以及那些弧线画出的亦真亦幻的感觉,它们是贵族阶级的统治欲和优越感的表现,那些面面俱到为人而不是为神制作的各种佩饰和用具无不强烈地昭示着“某些人”自身的存在感和重要性,玉器在装饰人生活的同时也从各个角度暗示着人的存在,表现着人的精神,那是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透着高贵之气的精神,商代玉器也因此而显露出鲜明的理性和人格魅力。

4 礼乐之风—以玉喻人

周代,礼乐之风盛行,神的力量开始淡化,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玉更多地成为礼仪的规范,提倡君子之德,开始以玉喻人,玉开始走下神坛。

周代对商代的宗教进行了改造,面对商代虽然竭尽全力祭天敬神而仍被上天无情抛弃的事实,周人明智地感悟到“受禄于天”的前提条件是“宜民宜人”,摆脱了商代那种靠神权来治理国家的观念,在价值取向上开始由神向人倾斜,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上升,周人的天神变成了有理性、有判断力的神明,人的因素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人对天地鬼神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周人把天神抬到了更高的位置,世间万物,包括君臣百姓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其监临之下,对天地鬼神的祭祀也恭敬有加,并且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用玉制度,如《周礼》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记载,但已淡化神灵观念的周人对神灵的真正态度大有形式主义的味道,那些繁缛的规定更多是政治上的用心,祭祀鬼神也更多成了加强政治凝聚力的一个手段,人们对祭祀宗庙、尊祖敬宗,是为“尽其道端其义教生也”。与宗法顺教观念的教化相适应,周代“制礼用乐”实行礼乐之制,这是一种剥蚀掉巫神色彩而更富于人格“文质彬彬”的文化形象。周文化呈现出与商代的神秘、狂热、恐怖不同的色彩,风雅、中和、规矩,有“郁郁乎文哉”的品格。而玉的典雅、雍容温和之质恰恰非常适合周人的口味。

玉不但是重要的礼器,而且又被赋予了新的高尚、典雅、完美的品格,对玉的偏爱使人们有意在玉身上寻找当时所推崇的种种美德,美玉与人的精神气质产生共鸣,“君子比德于玉”,玉成为有德有仪、温柔敦厚、怀仁存义、谦恭有道的君子的代称,成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性的复归。

5 礼崩乐坏—人性复归

春秋战国,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固有的礼法被打破,神的地位彻底衰落,人性彰显,人类对自然丰富而清醒的认识取代了对自然的恐怖感。对上帝、先祖神的尊崇淡薄了,对人自身的关心与同情增加了,人们的审美视角从对神怪异物的兴趣转向了生活本身和人自身,并摆脱神灵重压产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意趣。

这是一个新旧激荡、理性张扬、富于个性的时代,玉器摆脱了以往的桎梏,礼器处于削弱的态势,即使有(如玉璧)也缺少了以往的庄严肃穆。佩饰用玉蓬勃发展,佩玉之风蔚然兴起,各种各样的玉饰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是装点人、美化人。不再是贵玉以敬神,而是贵玉以敬人,玉与人性联系起来。玉器呈现出与以往的古朴、端庄、凝重不同的气息,礼器的意味被冲淡,姿态各异、风格闲逸,趋向于艺术化。

作为装饰品的玉是对最初用玉装饰的一个高层复归。最初原始人在朦胧的原始美感下发现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审美意识,而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审美意识已大大发展,表现出对美独到的理解和成熟的审美眼光。

此后,经秦汉到明清,玉器一直是一种重要的工艺品,为人所用,美化人、美化人的生活、美化人生。

参考文献

[1]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2]刘斌.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3]金鹏.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4]杨伯达.中国史前玉器史[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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