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记忆是一种关于过去的集体回忆和情感体验，不仅生产过去，还组织着社会的当下和未来，是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行动意志的积极力量。社会记忆通过形式、内容和意义的再生产，为思想教育活动开辟新的路径，提供资源补给，推动重大疫情下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实现必要的社会动员。一是大众媒介图式的生动刻写促进思想教育工作方式创新，二是社会“象征意义体系”的激活丰富了思想教育工作内容，三是当下社会记忆的产生与再生产助推思想教育工作思维转变，促进理性思维、主体思维和精准思维的发展。个体记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入社会记忆，促进思想教育工作人文关怀与获得感的提升。

关键词：社会记忆再生产;思想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2.01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2-0092-05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传染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存在，几乎构成了人类生活的“背景杂音”[1]，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的开篇即指出这一现象。2019年12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面对重大疫情，人们更需要知识和回忆，关于过去的瘟疫和应对苦难的记忆勾连起类似的心理体验，并将经验性的知识与当下对接，以便找到可能的应对方案，获得克服时艰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那么这种再生产以何种方式呈现？关于过去的社会记忆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积极力量，以有效应对当下的困难？又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当下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以实现快速的社会动员？文章围绕上述现实性问题，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视角出发，对重大疫情应对中思想教育工作的途径、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发展进行全面考察。

一、关于记忆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论述

记忆是人的生理与心理机能，是关于过去的知识与情感的集合体。与生物心理学家首先将记忆作为人的一种生理活动现象不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者多将记忆看作一种社会性的产物。他们认为，记忆不仅是人与过去的时空对话，还生发着与当下和未来的连接，这种不断进行着的对话和互动，使人的活动呈现出独特的情感轨迹和心灵轨迹，积淀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

就记忆的层次而言，可分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国家记忆等。个体记忆是个人对自身经历的过去的回忆和情感，具有直接性和身体性;集体记忆则表现为一个集团、组织等的共同回忆，若上升到全社会共同体的经历则构成社会记忆，二者有时并无明显的分野，甚至被用来描述同一现象;国家记忆则代表民族国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所怀念和寄托的情感对象。除个体记忆外，它们不是严格区分并存在明确界限的，而是存在多种形式的互构、互动与整合形态。作为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强化和巩固社会认同为主要职责的思想教育活动，其内容也多与国家记忆相联，社会记忆是其重要的資源补给站，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因而也被称为“社会水泥”[2]。

保罗·康纳顿最早提出“社会记忆”的概念，认为“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3]。他认同并发展了莫里斯·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认为“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4]。而这种建构是社会性的，即并非“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5]。因此，社会记忆在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的传承与延续显得尤为重要，即需要持续地与当下发生连接，不断产生和再生产出相应的积极力量。这种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按其结构来讲，体现为社会记忆形式的再生产、内容的再生产和意义的再生产三个层面[6]，即记忆承载装置的变化，记忆信息的重组与整合，记忆事项精神意涵的延续与传承。通过上述三重结构性的变化和再生产，社会记忆不断为思想教育活动提供资源补给。

二、大众媒介图式的生动刻写促进思想教育工作方式创新

记忆的形式或图式是了解过去活动的最为直观的方式。大卫·格罗斯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记忆的社会图式有三种：宗教图式、政治图式和大众媒介图式。”[7]现代社会以来，随着以报纸、期刊、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发展，大众媒介逐渐成为人们思考过去时最具影响力的图式框架和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承载装置。社会记忆的这种刻写活动克服了空间的局限，人们的虚拟的身份被激活，大众媒介因辅以大数据技术而呈现出新的样态，促使思想教育工作方式和路径得以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1.大众媒介图式勾连起过去与现在的共同心理体验

当疫情发生时，人们对其认知处在不确定的状态，通过对具有相似发病特征的疾病，尤其是对具有相似发病症状和传播特性的SARS（非典型肺炎）的回忆，能够提高防护意识，形成基本的认知。此外，大众媒介能够通过影视化的方式使有关SARS的记忆迅速带到人们面前，勾连起过去与现在的共同心理体验。相关场景的再现，能够迅速将人们带入类似的情景之中，引发关于生命健康等问题的反思性认知等。自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使这种再现具备即时性和传播率高的特点。但是，这种情形下的社会记忆再生产具有两面性，在增进人们关于传染性疾病等相关认知的同时，也容易在初期引发社会恐慌情绪，而大众媒介不能自发地引导人们激发社会凝聚性结构和应对重大疫情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动员，因而需要加强引导。此时，合理的表达和疏导显得非常必要，信息的透明化、有效疏导和精准施策有助于将公众情绪带入客观冷静、团结一致应对困难的渠道，这也是重大疫情对思想教育工作的现实需求。

2.大众媒介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充分发挥引导和动员作用

思想教育工作的实质是做“人”的工作。重大疫情下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整合到全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框架下，而在活动空间受到阻隔和限制的条件下，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尤为突出。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媒体须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并采用融媒体的方式，对各种社会观念进行宣传、引导和规制，这也倒逼思想教育工作采用新的路径和方式。一是注重信息公开，思想教育工作的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一般而言，信息公开与宣传是相区分的两项工作。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大众媒介不仅承担着政策宣传和有效社会动员的责任，还成为信息公开的主要平台和载体，如及时发布疫情动态和监测数据、公开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等。信息公开与宣传工作相配合，也成为特殊时期大众媒介对思想教育工作的赋能方式，有助于克服恐慌情绪，树立尊崇科学的态度。二是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形式的灵活性，扩大信息覆盖面和宣传力度。在有关疫情的信息传播中，市场化媒体（如三联生活周刊、财经新闻等）和自媒体（如丁香医生APP和各种微信公众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能够及时深入一线进行深度报道，补充主流媒体的不及。同时，主流媒体也善于利用这些媒体形式，形成融媒体网络，并吸收其亲民话语和表达方式，最大程度地推动信息公开和政策宣传。三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高思想教育工作的精准性。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与大众媒介相结合，形成精准分析、精准监测和精准施策的格局，是此次重大疫情中的突出特征，也是时代和技术进步的集中反映。如利用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病毒传染波及的范围和周期，对防控措施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思想教育工作依此制订相应的宣传方案，鼓励人们严格居家隔离，提高防控意识;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严格查询和追踪传染或疑似人员的活动轨迹，以便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对未感染人员进行动态监测，确保精准救治和防护，也为思想教育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然而，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统一的，扬·阿斯曼曾指出其中的实质，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媒介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和符号系统。”[8]

三、社会“象征意义体系”的激活丰富了思想教育工作内容

扬·阿斯曼指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9]重大疫情发生时，关于过去的社会记忆能够有效激活社会的这种“象征意义体系”，以强化社会“凝聚性结构”，从而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个过程即为社会记忆的内容和意义的再生产。它能够在特定情境中迅速达成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共契为表征的社会共识[10]，将民众动员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应对困难的框架下，从而丰富了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

1.抗击苦难的记忆形象化

苦难记忆的历史贡献并非单纯的悲情重现，更多地体现出人们的情感价值态度，它们在人们以往的经历和现实的作用下凝结为一种精神，一种情感力量，成为民族“象征意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重大疫情发生时，社会记忆对过去的指涉往往更加具体，比如抗击洪灾、抗击汶川地震、抗击泥石流等，这些团结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共同记忆代表着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坚强勇气。一方面，中华民族应对上述苦难的精神已经形象化为中国精神的象征，能够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全民参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重大疫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时指出：“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防疫工作的局面。”[11]另一方面，关于抗击苦难的记忆通过激活社会的“凝聚性结构”，使其“象征意义体系”中的上述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精神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动员的目的在于全民参与防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唤起作用不仅仅是精神力量的召唤，还具体地体现为每个人以身作则的具体行动，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2.英雄形象的再生产与符号化

社会记忆内容的再生产关涉到记忆事项信息的发掘、选择、删减、组织、整合等活动，是一个记忆事项信息的系统加工和有机组织过程[12]。在疫情暴发之时，人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找到突破，英雄记忆所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苦难记忆所能带来的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决心，在书写外源性创伤记忆的过程中缺一不可[13]。由于“非典”时期的力挽狂澜，钟南山作为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权威专家的英雄形象再次走入公众的视线。而特殊时期的人民战争恰恰需要英雄，他们是勇敢的化身，具有較高的社会认同，能在较大程度上缓解社会恐慌的情绪。在这里，英雄不仅是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技术概念，更是一个行动概念，即“逆行者”。由于疫情仍在持续发展中，英雄形象也逐渐符号化和群体化，他们不仅是某一个单个的人，而是代表民族精神脊梁的英雄群体，他们是选择逆行的防疫一线医护人员，也是义不容辞支援前线的社会力量，还是每一个严格居家隔离的普通人。正如英雄本质上是群众中的一员，离不开群体大众，是人民群众的化身。由此，重大疫情下的人民战争才成为党领导下的，以英雄群体为表率，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总体战，形成了全社会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3.中国精神的时代意涵延伸

事实无比清楚，在当下的社会框架内的记忆叙事，不完全在于追述事实，而在于传达价值和某种精神意涵，即社会记忆的意义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关于社会记忆内容的再生产也蕴含着相应的意义。然而，相对于社会记忆的内容再生产，其意义的再生产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转换过程，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和精神信仰的体现。重大疫情下，基于社会“凝聚性结构”的“象征意义体系”的激活，使得中国精神的时代意涵得以延伸，真正成为国家精神符号、文化标识和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与此同时，“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14]，意味着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作为中国精神最朴素的价值追求;意味着将团结统一、众志成城作为中国精神最核心的体现;意味着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保卫战，并承担起疫情防控的大国责任作为中国精神的崇高要求;意味着同记忆的传承和再生产一样，中国精神不是一个完成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成性概念，不仅代表着国人应对当下的困难的共同心愿和价值诉求，还生成着新的抗疫精神，共同铸就民族持之以恒的精神动力。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强不息、团结勇敢的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疫情。

四、当下社会记忆的产生助推思想教育工作思维转变

社会记忆的再生产表明，在时间的绵延中，经由过去与现在的连接，关于过去的回忆不断涌入当下，促进当下社会记忆的产生和再生产。这种回忆性与当下性是时代的产物，促使相应的思想教育工作思维发生转变。

1.记忆的反思性强化思想教育工作的理性思维

记忆本身包含着多重心理和社会的因素，记忆能力本质上包含着反思能力。或者说社会记忆本身蕴含着“回忆原则”与“希望原则”的统一。正如苦难记忆不单是悲情的重现，也是启发人们痛定思痛，在追寻新生和新的发展中规避其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其带来的损失和创伤。因此，社会记忆的再生产不仅内在地包含前文述及的结构性的三个层面，还体现为理性反思能力的塑造。这一重要的功能性特征相应地强化了思想教育工作的理性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导民众理性爱国，增强反思性认同。重大疫情发生后，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有效的社会动员，而“有效”恰恰要求民众理性地爱国和反思性认同的形成，即在法律的框架下，在道德的范畴内，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采取自觉、合法、理智的行动。二是科学精神与法治精神受到应有的重视。防疫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求思想教育工作不仅要宣传科学防范和应对措施，还应促进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以减少恐慌，促进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尊崇。与此同时，法治精神也得到相应的重视，为避免疫情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三是思想教育必须与实际的防控工作相结合，坚持以服务为中心，进退有度。思想教育工作的中心是为疫情防控工作服务的，必须围绕具体的工作展开，实现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但现实的防控工作往往是争分夺秒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实现有效的动员时，也为具体的救治和防控工作创造相对专业的环境，成为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一大进步，即既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又要进退有度，充分发挥服务性职能。

2.个体记忆向社會记忆的涌流促使思想教育工作突出主体思维

保罗·康纳顿在阐述其社会记忆的累积性和延续性时，也将个体记忆纳入考虑的范畴，他认为：“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15]在疫情发生后，由于居家隔离阻断了民众在空间上的交往，获得信息和自我表达的需求因大众媒介的传播而被放大，从而使个体记忆能够迅速走出私人空间，引发社会关注和情感共鸣，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社会也把眼光投向了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如大众媒介给有切身体会的人们提供了发声平台，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采访对象，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更主动地参与到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为历史留下了更为鲜活的底稿。个体记忆分有不同的信息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流文化对个体实践的重视，使得思想教育工作更加注重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吸纳和文化整合，并发挥主体思维的作用，更加注重工作的人性化。思想教育工作者善于充分利用这一互动特征，一方面，加强主流媒体的创新和转型，发挥融媒体在社会记忆塑造中的作用，将宏观宣传与微观叙事结合起来，注重个体的直接或间接体验，从而走进事件中的“人”，突出主体思维;另一方面，加强对自媒体环境和网络亚文化的规制与引导，采用便于客体接受的话语方式，使“云监工”“挖掘机天团”等现象融入主流文化，起到亲民联结的作用，使民众团结一致聚焦在共同对抗击疫情的关键议题中。

3.人工智能参与的社会记忆催生思想教育工作的精准思维

与以往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不同，人工智能在此次疫情的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和精准施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云计算、“云办公”“云监工”等基于大数据挖掘和分析的智能化服务应运而生，成为社会记忆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人工智能使人的网络化生存样态下的信息汇聚更加集成化、可视化和广泛化，进而使社会记忆的生产更加高效和便捷，并催生和加速了思想教育工作思维的转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精准思维，即克服传统思想教育工作中的“大水漫灌式”疏导，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精准监测等技术手段，实现精准育人。如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教育者遵循和依据法律与伦理的许可，收集教育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数据痕迹、电子脚印，从中筛选、识别能体现教育对象思想与行为总趋势的数据印纹，整合其扮演的数据分身与角色、行为呈现模式、兴趣特长映射等，借助整体画像，为教育者提供全面的参考，依此实现有效互动，并依据技术逻辑针对性地提出化解方案[16]。

总起来看，重大疫情下的思想教育工作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形成全社会共同防控的合力。毫无疑问，社会“凝聚性结构”和“象征意义体系”的激活，尤其是英雄形象和中国精神，都是在过去的历史中产生、积淀和传承至今的，是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价值共识的集中呈现。这些符号化的标识在民族过去的苦难与辉煌经历中被不断重复和建构，伴随着其背后的社会记忆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在大众媒介图式的作用下，能够促进国家认同和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然而，与过去的所有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不同，随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完善，个体记忆能够通过多种形式的大众媒介呈现出来，而不再是作为私人的记忆被忽略或随着亲历者的逝去被遗忘，这也为新形势下思想教育工作的完善提供了契机，即充分尊重个体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和情感体验，寻求宏观与微观、社会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平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与获得感。

参考文献

[1] [美]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9.

[2][7] [美]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A]//文化研究（第11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1，53.

[3][4][15]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那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5，18.

[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1.

[6][12] 丁华东.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结构[J].思想战线，2019（2）：121-128.

[8][9][1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高级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4，6，47.

[10] 孟凡辉，胡晓红.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内涵及其建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5）：82-87.

[11]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1-12.

[13] 吴玉军，顾豪迈.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历史记忆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2018（3）：69-76.

[16] 吴满意，景星维.精准思政：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J].学术论坛，2019（5）：133-139.

[责任编辑：孙 皓]

收稿日期：2020-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济权力生成思想的唯物史观解读及其当代意义”（16CKS054）;山西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大学生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径与机制研究”（2019W18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研究”（2020-ZXGJ-05）

作者简介：康丹丹（1990—），女，山西大同人，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