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绪

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怎么打。但是我却知道第四次将如何打：用棍棒和石头。”其实，在人类出现之前，棍棒和石头已经介入了自然界的竞争。兵器带给人类的光荣与梦想、恐惧与绝望，贯穿了整个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推动并造就历史，而兵器推动并造就了战争。

理想与现实

自然界的竞争关乎生死，攻击与防御是一种本能。学界认为，所有兵器都是从用于生产的工具衍生而出，东西方文明概莫能外。陆敬严在《图说中国古代战争战具》中指出，“兵器”作为一种专门的工具独立出来制造、使用、发展，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国家和阶级成形的阶段。通过战争等方式，华夏大地先民们实现融合，进而形成了共同体。

任何一个人、一个部落、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想要存在，必须依赖于攻防能力。

有没有武器、武器行不行，直接关乎亡国灭种。数万蒙古骑兵和英法联军在北京八里桥决战，火器对上刀马，战争不再是战争，而是屠杀。诺门卡战斗中，日本2万骑兵砍得坦克铛铛响，照样在朱可夫坦克兵团下成为筛子和肉泥。终结旷日持久的二战的，是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的两颗原子弹。

铸剑为犁是一种理想，铸犁为剑才是现实。拿破仑说，世界有两种力量：利剑与思想。在世界大同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努力，努力出各种思想流派纷呈，也衍生出一部兵器发展史，以武器的破坏力展示了文明社会的历史概貌。

要在对抗中保持优势，要牢固地占据食物链的顶端，武器的进化功不可没。有了枪，就有了甲，有了甲，就有了矛，有了矛，就有了盾……坦克的出现，必然引来反坦克炮的研发成功;远程导弹的出现，必然导致反导弹系统的大规模研发……人类兵器发展的历史，就是“矛”和“盾”不断博弈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战争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民族与武器

“盘古开天地”，巨人是拿着大斧劈开混沌，创造了世界。所以我们“斧正”到现在。蚩尤部落率先掌握冶铜技术，大量装备金属兵刃、盔甲，被称为“铜头铁额”。黄帝和蚩尤打了72次后，得到昆吾山的红铜，铸出削铁如泥的宝剑，才军威大振。神话来源于现实，武器的超越，才是逆袭的可能。

今天我们习惯用核武器简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封国林立的春秋时代，战车就是核武器。“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战车可以高速行驶冲散敌人阵型，步兵再跟上“收割”。直至二战，步坦协同的战法仍沿用这个原理。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登上霸主地位，并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靠的是战车的超越。邲之战前，楚军三名士兵驾一辆战车冲向晋军方阵，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途中战车上的弓箭手射杀一头鹿，献给身后追赶的晋国将领，最后全身而退。楚国士兵秀了军事实力，又秀价值观。与其说是他们开辟了春秋时代的“致师”仪式，不如说他们重新制定了战争规则。当可以领先到制定规则，楚庄王称霸水到渠成。

历史学家们发现：中國军事科技的主要特色就是强调远距离攻击敌人。这与中国的军事传统相符合，弩的出现使战车在中国战场退位。从后羿射日到飞矢如蝗，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选择了弓弩作为最有效的武器。

从春秋至南朝，箭镞底部形状都是能扩大创口面积的正三角的倒刺。在缺少外科与防感染技术的古代，箭伤无疑非常致命。一场战斗消耗的箭镞不可计数，在这个意义上，武力强大背后，是国力的支撑。

在中国人的各种野史和正传中，英雄人物的出场总是伴随着十八般武艺的样样精通。刀、剑、矛、枪、戈、戟、斧钺、弓弩、鞭、锏……这些兵器展示了人类的工具由耕作、狩猎向为战争变化的过程。而杨家将的枪、关二爷的刀，则突破了武器的定义，升华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与图腾。

永乐皇帝朱棣创建了神机营，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拿枪的部队。因为不断研发装备先进的火铳和大炮，在对瓦剌、鞑靼、倭寇、女真的作战中，明军常常能够以少胜多。为了提高射速，沐英还发明了“三排射击”。这一战术的使用，比欧洲国家提前了200年。

兵器的选择影响了国运。火器成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但清人坚持以弓马娴熟为能。陆敬严认为，清朝时很多新发明没有被朝廷重视推广，很多火器只能为“八旗”所用，而最先进的火枪火药，却被用于宫廷打猎。于是，这个民族只能弓马娴熟地在战争中被屠杀。

军博馆兵器馆展厅中央，是如巨人版送礼的银色导弹——中国制造的第一代地对地导弹——东风1号。这颗导弹在苏联撤走专家后如期发射，让挨着饿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挺起了腰杆。1949年开国阅兵，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5架战机飞了两次;而66年后，空中梯队在阅兵中首次集合了所有空中作战要素。“周总理，我们有飞机了，飞机不用再飞两次了。”网友在看完阅兵后这一句感慨，令多少人泪奔不已。

兵器，一直是护身符。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明，走在宇宙这座黑暗森林里，都必须是带枪的猎人。没有武器的猎人不过是移动的食物。而落后就要挨打，说的是国力，也是战斗力。巴勒斯坦人说：枪虽然沉重，扔掉了它，生活却会变得更加沉重。

（毛君浩荐自《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