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伟

罗福兴一揭开碎花布，眼前这位青年的头发“炸了”，不仅立了起来，还染上了黄、粉、蓝三种颜色。接着，他又给别人做出了更多的夸张发型：紫色的刘海盖住了眼睛，后面的头发有着孔雀开屏一样的造型与颜色;又或是半边的头发立成了半圆，被划上了三道颜色各异的波浪纹……在罗福兴的抖音账号里，这条视频获得了33万个赞。

2008年前后，罗福兴创造了“杀马特”这一名词，因此他给自己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杀马特教父。

非主流、QQ群第一家族、日本视觉系，最流行时，杀马特有着很多关键词，但最显眼的还是他们那头夸张的头发。这成了杀马特的标志。在罗福兴眼里，杀马特是一门艺术。“艺术是带给人快乐的，杀马特恰恰做到了”。

“艺术家”们还有另一面。杀马特们的头发垂了下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着机械的重复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有时甚至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像活在一个牢笼里面。”罗福兴说。

“中国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2012年，看到杀马特们，导演李一凡惊呼了不起。如今，8年过去了，拍完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之后，他却说：“这其实是最可怜的一帮人。”

在《杀马特我爱你》中，李一凡让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全片没有一句旁白，没有配乐，只有李一凡自己写的片尾曲，唱着：“流水线好疯狂……好想我的头发像孔雀一样，带我飞翔……”

“消失”的杀马特

杀马特的兴起与日本视觉性文化的流行有关。2008年前后，一些年轻人在网络与游戏中接触到了有着夸张头发、妆容的视觉性摇滚乐队，开始竞相模仿，并在QQ群里组成“家族”。给家族起名时，罗福兴将“smart”翻译为“杀马特”，杀马特就此诞生。

罗福兴活跃在多个家族。QQ群有人数限制，每个家族不超过500人，成员大多在15到20岁之间。平常，杀马特们在家族群里交流着吃喝玩乐的日常，也会顶着一头夸张的头发视频聊天。杀马特们也会在线下聚会，走在路上，杀马特也会引来路人的侧目。他们称之为“炸街”。

杀马特们正玩得尽兴时，却遭受了外界大规模的抹黑与攻击。一些人有计划地前来辱骂杀马特们“丑”“土”，更有一些人伪装成杀马特自黑，做一些出格的事，或者装疯卖傻，使得更多人将杀马特视为低俗的存在。2013年，杀马特的相关内容在网络上被整顿，一夜之间，他们在互联网上像是消失了。这也使得李一凡寻找杀马特四五年无果。

直到遇见罗福兴，事情才发生转机。“我跟他说，让你们杀马特自己来讲杀马特是什么，不是让我来讲。”李一凡试着打消罗福兴的警惕。2017年年底，拿到深圳双年展的资助后，他与罗福兴一起寻找并拍摄杀马特们的故事。

打工人的自我伪装

“我以为杀马特是一些农村青年、小镇青年，读过大专或者是跑出来的大学生。”起初，李一凡认为杀马特们是想通过改造自己的身体，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抵抗这个时代和消费社会。直到认识罗福兴和其他杀马特后，他才发觉自己原先的想法是“多么可笑”。

寻找杀马特们并不容易。杀马特们都住在工厂附近，他们没有多少自由时间，也很少双休，一个月只能休息几天。很多时候，李一凡们都是在晚上十二点后才见着他们。“晚上十点人家才下班，冲个凉，吹个发型后，真正开始拍时都是十二点。他们（见人）很讲究发型。”

李一凡和罗福兴一共联系了六七百位杀马特，最终一共只有67位杀马特愿意接受采访、拍摄。“对于外人，他们还是有恐惧，特别是被黑了那么多年后。有些人心里还有种自卑，觉得‘我不成功，有什么好讲的。”被拒绝、被爽约无数次后，李一凡理解杀马特们的做法。这种小心翼翼，或许从他们成为杀马特那天开始就埋下了种子。

“80%的杀马特都是（工人），10%干美发之类的工作。”罗福兴说。曾经，殺马特最流行时，一个工厂的一条流水线上就有七八个杀马特。罗福兴12岁时就离开了家乡梅州，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他去过深圳、东莞等地的五金厂、电子厂工作，也在那里成为了杀马特。在他以前的照片里，他顶着一头直立的红色头发，头发散成了一个圆。

杀马特成了他自我保护的伪装。“感觉这头发给了你勇气。感觉这就是坏孩子，坏孩子就不会被欺负。”因为年纪小，进厂后，罗福兴有时会被人欺负。他不会跟人对抗，觉得自己“还很弱小”，就做起了夸张的发型，给自己“壮胆”，造成一种不好惹的错觉。“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坏人，但本身又不坏。”在《杀马特我爱你》片中，许多杀马特跟罗福兴有着一样的想法，觉得“太朴素了怕被人欺负”。

成为杀马特的理由很多。炫酷的发型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对于男孩子来说，还能讨女孩子欢心，有人也想靠这顶头发来获得“一点关心”。别人眼中的“土”“丑”，对于杀马特来说是日复一日的工厂生活里的一点光和慰藉，正如罗福兴所言：“进厂无聊，想追求有趣的东西，玩不了车和房，只能玩头发。”杀马特们每天上十几个小时的班，休息时几乎也只能玩手机。

网络将杀马特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的兴趣和生活使得他们放下了防备，也有了共同的话题。那几年，待在杀马特的家族群时，罗福兴会觉得特别放松，有时他也会向一些要好的伙伴倾吐心事。这些群还成了互助组织，当一个杀马特失去工作时，同伴们就会提供招工信息。

逃不出的怪圈

2013年，罗福兴剪去了他的长发。迫于生计，杀马特们不得不剪去长发，不然一些工厂，尤其是大厂不会允许他们进去。纠结之中，他们无可奈何，剩下的是失落。

这些杀马特们没有了夸张的头发，但仍然生活在流水线上。为了更好地拍摄杀马特们的工厂生活，李一凡向他们征集视频，正当他想如何写征集规则时，罗福兴写下了两句话：一是“不要押金”，二是“日赚千元不是梦”。这让李一凡豁然开朗：“劳务要收押金，工人怕被骗。这两句话一出来，基本上就搞定了。”

几个月后，李一凡一共收到有效视频915条。这些视频大多来自小工厂的工人们。毕竟，在大厂，如果被抓到工作时玩手机会被罚款两三百元，这比他们一天的工资还高。杀马特们不愿意冒险。

在这些视频里，杀马特们的手不停地工作，有时还会受伤。李一凡本来期待能收到精彩的、关于工厂生活的视频，最终无功而返。“我们特别想看到，他们是不是在工厂里面能搞点什么事，结果你一看他就没事干，瘫坐在地上，看着手机，所有人都特别累。”

李一凡对某个情景记得很清楚：招工时，工厂的人一个个仔细地检查杀马特们的身体，看牙、看手。屏幕外，李一凡忍不住评论：“挺屈辱的，像卖身一样。”

“他们有一点点文艺，有一点点敏感。一般工人不会考虑自己的处境、家庭和社会的规则，杀马特往往却对自己处境比较敏感。”在李一凡眼里，杀马特们偏爱肆意的、装饰性特别强的词语，比如“头发像孔雀一样飞翔”“你尖刀一样的目光”。这是属于他们的文艺，杀马特们也会思考买房、买车这些事，却总觉得有如水中影。罗福兴曾算过一笔账，假设未来十年房价不会上涨，东莞普通工厂的平均月薪介于3000到3500元之间，如果要在这儿买房，一个月至少要存3000元，十年后存够36万，才能在郊区付个小户型的首付。

“这些东西你想都不敢想。”走在路上，罗福兴很少抬头去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离开农村后，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留在城里，要么带着很多钱回去。他觉得自己被卡在中间了。罗福兴给他们这种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城乡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第三类人”。

也有一些杀马特回到了家乡，另谋生路。他们从事美发行业，或者做起了农业生意。一些人则是因为父母年迈、生病不得不回去照顾。这些人的老家大多位于云贵等地的偏远山区。

选择回到家乡的杀马特们，部分是因為不希望孩子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变成留守儿童。拍摄过程中，杀马特们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做留守儿童时的生活，甚至因此厌恨父母。

“如果我不做杀马特，我就没有历史了”

由于疫情，从去年年初开始，罗福兴被困在了重庆，什么也做不了，“饭都快吃不上了”，便在快手、抖音上以“杀马特创始人”“杀马特教父”的身份重出江湖。他分享自己给别人做的杀马特发型、“炸街”，或是跳着杀马特的舞步，也会卖一些美发用品。这些视频大多配上了快节奏的音乐，镜头转换迅速。半年后，罗福兴在抖音上已有18万粉丝。

罗福兴一周会做三四次直播，跟观众们聊聊日常。有时，他也会遭遇突如其来的言语攻击，所有观众都能看到这些骂脏话的评论。罗福兴看到后，只能装作若无其事般接着和观众互动。“（被骂得）人都麻木了，理他没有意义，浪费口水。”游离在主流审美外的他，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的恶意相处。

一批90后杀马特高喊着要实现杀马特的“文艺复兴”。据李一凡观察，十几个这样的群里，杀马特们时常喊着“2017，不再低调”之类的口号，但从2017年喊到了2021年，除了喊口号外，他们也没有其他行动，甚至连一个详细的复兴计划都没有。

罗福兴很清楚，“文艺复兴只是网上的一种调侃”，不会成功。“杀马特是自发的，不是组织性的。好玩才是它的核心。”

“如果我不做杀马特，我就没有历史了。”采访时，李一凡想起了一位杀马特曾对他说过这句话。流水线工作，不能赋予杀马特们活着的存在感，却挤压着他们的自由。广州时代美术馆里，李一凡曾用四百多台二手手机播放他从杀马特那儿买来的915个视频。在这些手机背后，是一块巨大的玻璃窗，窗外则是一片城中村。

（汪嘉嘉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