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雷

【关键词】《水浒传》，生辰纲，智，不智，整本书阅读

近二十年关于《智取生辰纲》这一经典片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智取”，始于智而终于智。如今依“整本书阅读”精神，将取得生辰纲后续发展的情节统一起来观察，则“ 智取”是否蕴含着诸多“ 不智”，很值得深思。本文认为，只有从“ 整本书阅读”的角度出发，《智取生辰纲》在全局结构上的有机性才能充分显示。

一、《智取生辰纲》中“智”的回顾与反思

关于《智取生辰纲》中“ 智”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包括地点选择之智、天时利用之智、相互配合之智、矛盾利用之智。[1]严格推敲起来，这种解读未免牵强。比如地点选择之智，选择黄泥冈这个偏僻所在，利用树林遮掩，取药、投药以及撤离，并不显得特别有“智”。因为通常人数不占优势，选择僻静之所，利用障碍物遮蔽实施抢劫乃常见之举。至于天时利用之智，说法也比较牵强，何时、何等气候押解生辰纲，并非吴用所能决定，而是由蔡太师六月十五日的生辰所决定的。

“智取生辰纲”的成功，从整体情节的角度来看，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正如金圣叹在小说评点中常说的，是作者有意精心为之，将偶然化为必然。老都管跟随杨志押送生辰纲，金圣叹批道：“非真有夫人一担礼物，定少不得也，只为冈上失事，定少不得老都管，则不得已，倒装出一担梯己礼物来，此皆作者苦心也”[2]。

老都管的插入，表面上似乎是偶然，但恰恰是其将“智取生辰纲”的成功之偶然化为必然。杨志是老于江湖的职业军人，他能够预见凶险，特别是事发之地，他的警惕和坚决，执行纪律的凶悍，表明他的“智”绝不亚于吴用。但是，作者插入夫人一担礼物，老都管和两个虞候多方掣肘，不管杨志多么无情、粗野、残酷地执行纪律，也顶不住老都管的干扰。最后精明强悍的杨志不得不让众军汉买酒喝。吴用之计谋本来极难得逞，但是偶然遇到老都管的盲目自信、自大、越权，导致杨志的意志不得贯彻，领导的二元化，使吴用之智最终战胜了杨志之智。

劫生辰纲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斗智的过程。作者显然没有把吴用的对手杨志写成草包。主要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押送生辰纲的人员与方式。梁中书想派十辆太平车子押送生辰纲，每辆车子用十个禁军押送，十个军健跟随。后听杨志所言一路山贼土匪甚多，意欲多着军校防护。而在杨志看来，这样张扬过甚，目标太大，易蹈上次被劫的覆辙。如果杨志采用了梁中书的方法，吴用之“智取”就很难实施，因为显然白胜所售的一桶酒水不够数十个人分食，却可能遭遇不智的山林好汉强劫。

杨志让十个禁军扮作脚夫，将礼物打包，让禁军挑担而行。如果杨志选择吴用等人装枣子以及推走生辰纲用的江州车，结局可能不一样。太平车体积大、速度慢、不便隐蔽，而江州车是一种手推独轮车，体积小、速度快、方便隐蔽。用江州车的话，能省不少力，禁军的情绪也不难安抚，不至于后来出现队伍不听指挥的情况，但弊端仍然是：大队人马，目标太露，易遭不测。

其二，行进方式的选择。初离开东京之时，杨志要求“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3]。而远离东京之后，杨志却要众人趁早凉休息，日中热时赶路，“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4]。如果杨志一直保持最初的行进方式，趁早凉行，日中热时休息，那么一行人多半在早凉之时就过了黄泥冈，就不需要日中在此休息，“智取生辰纲”事件便不会发生了。这表面上看来是杨志不近人情，实际上是突出他的智。山林荒野之地，早晚人烟稀少，强人出没难料;日中则相反。

其三，杨志在执行自己的策略时，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对众人“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5]，弄得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6]，到黄泥冈上众人忍受不住，完全不听号令，并指责杨志“你端的不把人当人……你好不知疼痒，只顾逞办”[7]。李卓吾在此处批道：“ 杨志处处使性，即不外劫，亦有内变”[8]。如果杨志的性格好一点，听得进他人的意见，能够体恤下属，则不可能出现黄泥冈上失控的乱局。

这里虽表面上强调杨志的凶残、野蛮，其实是写他对于山林荒僻、强人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他表现得越是凶残，就越是表明他内心的紧张。集中到一点，就是显示他的智，为吴用树立了强大的对立面。

二、吴用的“智”胜过杨志的“智”

迫于天时，处于孤立，杨志不得允许众人喝酒，老都管、虞候、禁军等不难中招，但杨志原本没喝酒，最难的是要瞒过杨志的眼睛，让他也喝下酒水。

杨志的防范心极重，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慎之又慎。黄泥冈上杨志本来怀疑白胜的酒里有蒙汗药，最后放下内心的戒备让众人买酒喝，其内心有鲜活的过程：“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9]。从此处情节来看，杨志自以为不是草率为之，而是仔细观察后的决定，但最终却被吴用等人精湛的演技瞒过。这是吴用等人的第一重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一重智的成功，打消了杨志对酒水中有蒙汗药的顾虑。小说第十六回的结尾也揭示了此环节的奥秘，“原来挑上冈子时，两桶都是好酒。七个人先吃了一桶，刘唐揭起桶盖，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们看着，只是教人死心塌地。次后，吴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抖在瓢里，只做走来饶他酒吃，把瓢去兜时，药已搅在酒里，假意兜半瓢吃，那白胜劈手奪来，倾在桶里。这个便是计策”[10]。

这一环节中的“智”体现在，刘唐喝了剩下一桶酒的半瓢，让杨志认为这桶酒没有问题，之后吴用再以同样偷酒的方法去下药。因为有刘唐偷酒在先，所以吴用此模仿性的行为，从心理上大大降低了杨志的警惕性。而且二者连续得非常快速，没有给杨志太多反应和思考的机会。李卓吾在此处批道：“机绪甚清，却做得手忙脚乱，使人眼花，又使人心稳，奇计亦奇文”[11]。

杨志不是草包，也有他的智。但是，他的高度警惕、严密防范，毕竟只是个人之心思，敌不过吴用等人的合谋。

吴用等人的第二重智，隐而不露，使得杨志接着犯了第二个错误。“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拿起来，只吃了一半”[12]。虽然作者解释了杨志喝酒的因由，乃是天气炎热以及口渴难熬，但是“众人吃了无事”才是关键。吴用等人同心协力的逼真表演让杨志一路的高度警惕心瓦解了。

此处吴用的“智”就涉及蒙汗药用量的设计，如果用量过大，众军汉喝完就倒，杨志肯定不会喝了，“智取生辰纲”也就失败了。比如第三十六回宋江一行三人在揭阳岭喝下掺了蒙汗药的酒，瞬间就倒了，“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口角边流下涎水来，你揪我扯，望后便倒”[13]。吴用的第二重智就是预算了蒙汗药的用量，没有急于求成，众军汉喝完酒后付了钱，白胜收拾好东西下了黄泥冈，药效才发作。

以上就是《智取生辰纲》中双重“ 智”的表现。从整本书来看，这一回是杨志与吴用二人的对决，吴用通过“智”获得的不仅是生辰纲，还战胜了杨志内心的“志”。

理解《智取生辰纲》中“ 智”的精神，需要注意这两个方面：第一，乃是吴用之智战胜了杨志之“智”;第二，乃是杨志的“智”与同伙的对立，特别是与老都管的对立，是孤立的独角戏，而吴用的智却是众人同心协力。

自此，杨志这个满门忠烈之后，无奈走向了他所不屑的落草为寇之路。这也再次说明了，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初衷反与不反的人，统统都要被“官府”逼上梁山。晁盖、吴用等人是主动反的人，而杨志却是被动反的人。

三、“智取生辰纲”中的“不智”

从课文所选片段来看，“ 智取生辰纲”无疑是成功的。而从后果来看，“智取生辰纲”是失败的。原因无他，其智并不十分周密。

上一年，梁中书“ 费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贼人劫将去了，至今无获”[14]。案发一年未破，何人犯案亦无头绪。一般来说，侦破时间越长，证明作案手法越缜密。而吴用等人劫走生辰纲后，济州府府尹自接到蔡太师的公文到侦破案件，前后不到三天时间。不仅将从犯白胜抓捕归案，而且对主犯晁盖等人形成了围剿。

“智取生辰纲”的失败是在吴用之智大获全胜之后，其实，失败的原因早就埋伏在吴用之智中。在“智取”之中有“不智”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没有妥善处理好杨志等人的后事。劫取生辰纲之所以事情败露，主要是因为何清向其兄何涛举报。事发之后，济州府关于此件大案要案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黄泥冈上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把蒙汗药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纲去”[15]。何清结合所见所闻很快便将二者联系到了一起，提供给了何涛。何清能够提供信息主要因为：认出了晁盖和白胜，并且知晓了犯案的大致情形与经过。这就与没有处理好杨志等人有莫大的关系。说得直白一点，将杨志一行十五人麻翻后，如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人灭口，即便何清看到过晁盖与白胜，也未必会往劫取生辰纲方面联想。至于说晁盖等人是否不愿妄开杀戒，未必有这种可能。这一伙人并非善男信女，在商议劫取生辰纲之时，就已经制订好了“力取”和“智取”两套方案，“力则力取，智则智取”[16]，而“力取”毫无疑问要大开杀戒。之后晁盖等人面对官军抓捕时，下手丝毫不手软，杀了官军数百人之多。

其二，未能做好队伍信息的隐蔽与保护。晁盖等一行七人，皆以贩枣客的形象出现，每人推一车枣子，不仅招摇过市，还入住同一家客店，想不引起关注都难。事发之后，周边百姓都知道是这几个贩枣客劫取了生辰纲，一路上也有很多人见过晁盖一行，因此官府不难获得可靠信息。这说明吳用之智中隐含着“不智”：最初吴用的想法是“ 只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处”[17]，这是保护队伍信息的明智之举，后来不知何故，众人去住了客店。本来，目标越小越好，最好化整为零。即便去住客店，也最好三三两两，甚至单独前去，入住的客店最好不要相同。这一点，吴用在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之时便做得周密而隐蔽，众人分批潜入刑场，扮作乞丐、脚夫、客商、卖艺人等。从整本书的角度来看，吴用毕竟是初试其智，未免幼稚，日后在实践中，智谋的缜密度显然提高了。

除此之外，吴用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在何清登记入住人员信息之时，吴用回答“我等姓李，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18]。吴用等人不是濠州口音，七人形象气质差异太大，怎么看也不像同一家族，从事同一买卖之人，这种回答易让人顿生疑心，何清听闻此言也确实心生疑忌：“我虽写了，有些疑心”[19]，以致事发后何清断然便将晁盖等人与劫取生辰纲之人联系到了一起。

其三，低估了晁盖与白胜的知名度。白胜是案发地黄泥冈十里之外安乐村人士，在村中自然熟人甚多。事发当日，村长与何清就曾见白胜挑着桶出去，当然看到白胜的肯定还不止此二人。白胜是一把双刃剑，他是黄泥冈周边人，固然便于行事，但事发后也嫌疑最大。担酒去黄泥冈上，必定是附近的居民，若是距离甚远，时间与条件也都不允许。

晁盖的知名度则是在整个江湖，晁盖一行七个人中就有公孙胜与刘唐两个人慕名前来投奔。书中提到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20]。何清之所以认识晁盖，是曾与另一个相识投奔过晁盖。像晁盖这种当地的风云人物，行打劫之事，必然要乔装打扮一番才能减少风险。否则即便不是何清，也有可能被其他人认出来。

“智取生辰纲”之“智”中的“不智”，导致了“ 智取生辰纲”从成功走向失败。更有意思的是，晁盖等人撤离的时候，也颇为“不智”。劫取生辰纲事发后，宋江通风报信，让晁盖等人赶紧撤离。报信之时是巳时至午时（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后宋江回衙门周旋，抓捕晁盖等人的官军夜间一更天才到，前后历时七八个小时，而晁盖等人依旧没有撤离，直到官军破门而入。如果带队的军官不是与晁盖相熟的朱仝与雷横，结局如何则不难想象。吴用、晁盖等人的执行能力比较差，危机意识也很淡薄。“智取生辰纲”中有如此多“不智”之处。作者没有将吴用一下子美化到诸葛亮的程度，毕竟这时吴用不过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又是初次行事，不可能系统严密地全盘策划，这种写法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性。

综上所述，《智取生辰纲》一文有其“智”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吴用等人如何蒙骗杨志以及让杨志喝酒这双重智谋之上。然而，孤立强调《智取生辰纲》的“智”是片面的，只有从整本书阅读的视角中，才能洞察《智取生辰纲》中“智”与“不智”的统一。

正是这些“不智”推动了梁山聚义的后续剧情：晁盖等人未过多久就被抓捕，后又被朱仝、雷横私放等，都为众好汉上梁山埋下了伏笔。或许这才是围绕生辰纲展开的故事对整本书的合理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