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保

收藏是一种热情、一种行为和一种嗜好，它在不经意间萌发，又迅速地占据了收藏者的灵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收藏有可能始于童年时的邮票收集。你可能会通过购买或继承得到一些邮票，而且很快你就可以收集到相似的邮票、错版票和质量更高的邮票。以我为例，我从9岁起开始收集瑞典邮票。一个叔叔给了我一个小小的集邮册，在它可爱的软皮封面里，花花绿绿的邮票用透明纸带排排固定，这些简直令我着迷。与集邮册一起给我的还有一本讲邮票的书，我可以从中了解集邮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邮票的历史。我被迷住了！

但很快，我的兴趣转向了书籍。回想起来，我实在应该继续集邮！我无数次搬家，还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现在我意识到，搬走一盒集邮册比搬走成百上千箱厚重的书籍要容易得多。从14岁起，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二流作家撰写的二流小说，它们由一家受读者欢迎的出版社以廉价的平装本形式印刷出版。这些书全被塞进床边的书架上，我整个夏天就在那个放书的房间里读书，消磨时光。这些书的背面都有序号，我热衷于按数字顺序排列它们。如果发现缺少某个编号，我就试图在出售家庭旧货的私家车库中、二手书店或书店售书目录中找寻它们。于是，一位访书者诞生了！

渐渐地，我摆脱了“垃圾文学”的束缚，开始收集诗歌类书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当时我可能还不清楚。我想主要原因是诗歌类书籍价格低廉—因为很少有人对诗歌感兴趣;其次，这一类书籍大都保持了良好的品相—这也正是源于无人问津，少人翻阅;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书本身非常具有吸引力和诱惑性。它们有吸引人的不寻常的装帧设计：漂亮的封面，纤薄的厚度，比普通書籍更好的纸张质量，毛边的状态以及精美的版式，例如白纸上的黑色字母在内文的字里行间大行其道。我开始欣赏书籍内文设计印刷的视觉质量，这是后来我在中国古籍中得以认识到的一个特征。此时此刻，爱书者诞生了！

由于一系列不相关的情况和原因，我最终成为了专业的图书经销商，专门经营东亚题材。两位既是朋友也是大学同学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处于同样的困境中，即在学术界几乎看不到未来，于是他们决定开始经营书籍。我和我的老朋友艾思仁（Sren Edgren）于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创立了寒山堂（Han-Shan Tang），用我们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构成我们经营书籍的原始库存。我们的第一本售书图录于1974年发行，邮寄给了中国、日本和韩国涉及艺术及文化的图书馆、博物馆、经销商和收藏家，反响好于预期，于是我们继续前行。图书经销商从此蜕变成功！

1977年，我们将业务分开，思仁（Sren）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第二年我搬到了伦敦。时至今日寒山堂在伦敦已有40多年的历史，自2000年以来，在我的前同事Myrna Chua，John Cayley和John Constable的带领下，它仍在不断发展壮大。

通过经手中国古籍，我学会了欣赏它们在材质和视觉上的质量。西方书籍和中国古籍之间有许多差异。西方书籍在装帧过程中使用的皮革、胶水和僵硬的装订使得书籍变得沉重，而中国古籍则轻软且柔韧，摸起来会给人更加微妙和精致的感觉。中国古籍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手卷、册页、蝴蝶装、线装等。纸张的颜色和质量也各有不同。尽管封皮看起来不是很令人兴奋，或许这与传统作为书衣的蓝纸相比变化不大有关，但函套—书籍的外盒套，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纹样的布料，从而可以呈现出更多变化，甚至可以制成各类奇特的造型，函套的书别子也有很多不同材质。西方书籍必须交给书籍装订商进行修复，中国古籍则很容易被藏家重新装订，换封皮也不是太困难。所以说传统中国书籍有很多地方值得称道。能够亲手重新装订断线的古籍，实在是件非常令人愉悦的活动，而且成效是那么立竿见影。

专业的书商可以遇到和处理大量珍稀的书籍，但是要留住它们是非常困难的。商业需求需要经营才能维系。在我们从业之初，曾出现了一本最有价值、最精美的古籍，而那时，为了使我们的书店得以生存和成就未来，每笔销售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当时非常出乎意料，在斯德哥尔摩拍卖会上出现了17世纪初罕见的《琵琶记》刻本，它很可能是外交遗产。我们以非常合理的价格购买了这部书，并且在1976年让它成为了我们第四本图录的封面。大英图书馆则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具前瞻性的眼光购得此书，并将其誉为十年以来最珍贵的购藏，自此，它被列为中国稀有古籍善本常设展中的常设展品。

许多稀见古籍都从我们的手中经过，但仍有一些库存—要么是未售出，要么是太难或太复杂，不好编目。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发现自己已经拥有大约25种稀有古籍善本。当时我继承了一笔资金，于是决定建立一个小的中国古籍善本藏品体系，以展示中国木版印刷的历史。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是在非常适当的时刻做出的。当时中国拍卖市场刚刚开放，致使中国古籍在国外浮出水面并得以在市场上交易。

在此后短短的十年多的里，我又陆续汇集了一些精品的书籍，正如《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中所展示的那样。在我努力收藏的过程中，从思仁（Sren）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建议，他现在是公认的中国稀有古籍研究的西方专家，《北美收藏中的中国珍贵古籍目录》，就是他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我发现，思仁（Sren）在中国古书收藏界和图书馆界有许多的朋友和人脉。感谢这一点，因此我可以得天独厚地获得富有同情心且慷慨无私的专业指导与帮助。自2010年以来，由于古籍供应量的减少和价格的大幅上涨，收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从这之后，我的藏品体系的扩容也就越来越有限了。

由于我对中文的掌握程度不足以阅读经典读物本身，因此我对古籍的欣赏主要取决于它们的外观，并以此评价某些书籍是博物馆级别的藏品还是一般艺术品。我当然知道它们的内容和文献价值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是我收藏的决定性因素。为了收集可以体现中国木刻印刷历史的书籍，我尝试在更广泛的范围收集数量众多的重要藏品，例如《雷峰塔陀罗尼经》、宋朝印刷品样本、佛经、明代插图书籍、清代殿版、活字印刷本等。在西方谚语“a picturetells a thousand words”（一图载千言）的影响下，我偏重于插图书籍。在整个收藏过程中，我很幸运能得到牛津大学 Bodleian图书馆前馆长David Helliwell的专业帮助和支持，为我的藏品进行编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由此体现出了他无以伦比的学识和成就。

我非常高兴翁连溪、刘禹和文物出版社能够共同以我的藏品为基础，编辑出版这部具有纪念意义的《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非常高兴看到这套个人藏品集可以为今后的学者提供研究资料，也可以为普通爱好者提供欣赏的素材。我也要感谢所有人，姓名不一一赘述，感谢他们在我古籍善本收藏的整个过程中为我提供的帮助、鼓励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