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锦兄编了一册（谷林钟叔河通信》，我买来一册捧读，乃是大有佳趣。谷林与钟叔河两位前辈，都甚为喜爱周作人文章，可谓趣味相近，又都经历坎坷。生性淡泊，乃是性情相近。他们两人又都对书情有独钟。且写得一笔好文章，故两位的书信集，应是多多益善才好。只可惜两人书信，也不过各有二三十通，只憾写得太少了。1986年8月3日，钟叔河写给人民出版社编辑秦人路并转谷林。此前秦人路应有一封致钟叔河的书信。此信中，钟叔河写道“《知堂序跋》已付排。”查答林2005年5月20日致沈胜衣信，写道“周作人序跋集我动手搞了一阵子，三联编的是‘套书，他的序跋太多了，于是先删去译的，再删去为他人作品写的，删得我兴味索然。恰巧听说岳麓亦将有此编，即函询叔河，得他的复信说已褊妥，即出。因之我劝三联停此复出之举，三联接受了我的建议，记得还付了我三百元编辑费。”钟叔河编辑周作人书，先于岳麓书社出版《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随后陆续编印周作人自编文集，到1989年10月出版单行本计17种而终。谷林钟叔河的通信，始于周作人文集的编选，此后他们的通信。也多围绕此事。

对于钟编周作人文集，谷林持双手赞同。且乐见其成。在当时，编印周作人文集，尚有许多条条框框。钟叔河成系列的编印周氏文集，乃系开风气之举。但对钟先生的高调，谷林亦有自己的看法。在1987年3月13日的信中，谷林写道“我曾向秦人路同志说过，可否仿他们印朱自清文集的办法，不动声色地三五个月印它一本，并先印抗战后至胜利前诸种，因为那一些印数少，当时孤岛的上海即甚少流传，更不用说陪都重庆了。而且其时物资困难，故印本纸张粗劣。字体过小，校对未精，重印销数未必甚少，可能得以保本。后来在报上看到岳髓的大幅广告，殊感雀跃。而方刘变起，不禁忐忑。”钟叔河采取高调的方式编印周作人集，自有一番考虑，但谷林持保留意见。1997年10月24日，在写给止庵的信中，亦提及此事“整理此老沦陷期间那几本书的意见也很好。这几种书，解放初期易得，其实印数少，流行不广。岳麓印他的单行本时，我曾向钟叔河君建议先印那一部分，后来此事受挫。搁浅了。”周作人沦陷期间出版的文集十种，后由止庵遂一编订，十余年后以“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形式，一次性集中推出。

钟叔河在岳麓书社出版陈子善编订的《知堂杂诗抄》，谷林随后寄去了他收藏的孙伏园手抄《老虎桥杂诗》，与陈子善编订的版本有所区别。钟叔河计划编选《周作人集外文》，谷林亦多次去信询问进展，还将他曾看到的两种集外文告知。以助其编。1987年5月11日谷林致信钟叔河，建议岳麓社印行周氏的书信手札。“建国后在香港刊印之书。来知亦能收入否，如印行手札，可否据港版影印。此公书法极有姿致，十分耐看，不易多觐也。”此建议钟叔河未采纳。因如此印法，成本太高。恐难成功。1997年9月3日，谷林再次致信钟叔河，又谈此事“香港出版的两种书信，不知岳麓亦能重印否。四川出版‘早年佚简，得未曾有，兄能贾其余勇，设法辑集其生平书札否如能商得俞平伯先生家属同意。以其所存知堂书信手迹付之影印，平伯先生书札周府亦或有存者，一并编集，则诚天壤间之瑰宝焉。”谷林所说的香港出版的两种书信，应系曹聚仁编的《周曹通信集》和鲍耀明编《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谈及俞平伯存知堂信，北京圖书馆亦于1999年印行《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由此可见，谷林对出版周作人集外文和稀见资料，更为急切。

对于钟叔河编选的周作人书，除去赞赏之外，谷林也有自己的特别看法。1997年9月3日，在给钟叔河的信中，特意写道“倾读《文汇读书周报》，知重编《知堂书话》，滋为喜慰，特别是分类归饼，序次分明，于读者大有好处。岳麓印行周著。加上去的校记和索引，真是功德。”1998年3月8日，他再次致信钟叔河，“我十分看重您的校勘和索引，如略事夸张，殆可说并世无第二人”。这样评价钟编周作人书，不可谓不高矣。1997年10月24日，在给止庵的信中，亦有此意见“岳麓印行周著有一特色，即附有人名、书名索引，便于使用，至可嘉许。”此时，止庵已编成《周作人晚期散文选》和《关于鲁迅》两种，正在筹划编选“周作人晚年文集十种”，谷林的这种评价，也似有对止庵的建议和期待之意。对周作人文集进行校订和附录索引，确系钟叔河编书的一大功德，可惜后来诸种钟编周作人文集出版，索引之举未能坚持。

1998年4月9日，谷林致信钟叔河“四月二十日敝居有一家叫做*修齐治平的小书店里买到增订重编本《知堂书话》，晚饭即罢。灯下摩掌，恰然自乐。”此年的4月30曰，致信止庵，亦有相同议论“钟君编的海南版《知堂书话》，十日前从东四二条的‘修齐治平小书店买到，灯下摩掌，欢喜无量，与前得的日记和诗全编堆在一起，甚如‘一部二十四吏，不知从何处入手，何时始能卒业”这段得书之描写，感情内蕴而又热烈。对于此书采用精装厚本子的做法，他是不以为然的。但意见表达得极含蓄。同年4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厚本硬面，必得摊卷伏案，于懒人殊不相宜，但著墨研朱，认真点读，自然没有什么不好，重编的“书话，纸张、墨色、字体、装帧，般般皆好，或者还能帮着治一下懒病。”1999年1月20日，谈及他理想的周书模样“我最喜欢的还是三联印行朱自清的单行本那样式，用纸最好也不像这册《美文选》那样硬而厚（或者还不必漂得那么白），正文如此书每叶的眉题也可省去，多留些余白给阅者作题记。”在给止庵的信中。他亦写及了理想的周书模样，乃是小32开本，内文用老5号字。

钟叔河从岳麓社离职后，主要精力都用在编选《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散文全集》两部大书。1995年6月11日，谷林致信钟叔河。“知堂十卷本序言和凡例读后，更益饥渴，还要‘摆多久呢”此十卷本，即后来由湖南文艺社印行的《周作人文类偏》。1996年1月11日，在给止庵的信中，写道“近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周作人文类编序言》和《凡例》，列名十卷名目并各卷主题范围。看来诚如尊论，恐归不免牵强。”1998年4月29日，又致信钟叔河，“分类和编年，各擅胜场，不能偏废。”虽然谷林认为分类文编有牵强之处。但亦持支持态度。此年4月30日，致信并答复止庵“你反复叮咛要我劝劝叔河君之事，我亦已度人，欲言又止。他的文本虽犹未开印，不能说木已成舟，但按照你的设想，数百万言十数卷书，其实还须从头来过，一一勾勒。岂易言哉”在给兰州张际会的信中，亦有关于此事的议论，“编年、分体，或者两者不能废。鲁迅书信，现在通行的是编年体，我告年曾有一厚本以受信人为主的“分体本，失去后也常常思念。止庵也不赞成钟君‘主题十编的办法，但他自己却又编了（关于鲁迅），似当两存之也。”

谷林对于钟叔河编周书的不同意见，除了上面提及的精装厚本之外，另有两处。一是2003年5月17日致信沈胜衣，谈到对钟编书封面集周字作书名，“知堂不以写字知名，书法也诚然悦目，但影印成书，却亦未必尽善，总不及排印本那样清楚易看，所出的三册日记，即有此病，他早岁的字迹与我们平常见到的（多为晚年笔墨）很不一样。”另一处，亦在此信中。关于钟编《知堂谈吃》，他提及周作人有篇文章，收录在文集之中，两次用“吃茶”作题，一次用“饮茶”作陋，钟编本采了后者。他就此议论道“如果推敲字义，茶之为物，是只能饮而不合吃的。可是在口语里不知道东西南北什么省、地、县会如此文绉绉地说‘饮茶，我生在浙东，至少那个地方是只叫“吃茶的。”从这些细节可看，对于编书，谷林有着很高的见识和趣味。1988年，钟叔河曾因编印“三种人”，境遇困难。谷林致信，颇多安慰。堪为知音之语“工作中枝节横生，窒碍甚多，恐天下滔滔，莫非如是。然‘岳麓声名，已腾人口，读者喁望之意，当亦有反馈至尊处者，闻之谅难恝然。‘一卒荷戈。并非孤军，至盼阁下尽其在我，勉为其难，知己自在万人丛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