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底层文学表现了中国文学对底层的关注与反思。文章探讨底层人物形象的共同特征，将这些人粗略分为愚昧贫困与善良依旧、扼喉失语与含垢忍辱、无人问津与何以为家，进而分析这一群体的统一性。同时将不同的对象在同样的底层环境里呈现出的应对方式归纳为逆来顺受、不屈不挠、离经叛道，从而探讨人物在底层的个体能动性。

关键词：底层文学;底层人物;群体统一性;个体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3-0-03

底层是一个社会学名词，通常用来指资本流动等因素所致的物质分配不均的弱势群体。底层文学则表现了中国文学对底层的关注与反思。文章借助余华、毕飞宇、苏童的作品，分别论述“底层的人”的人物群体统一性和“人在底层”的人物个体能动性。

1 底层文学概述

王晓华的《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将底层文学分为三类：一是指向底层的文学，二是为了底层的文学，三是底层自身的文学。底层文学是其他阶层的作家或来自底层的作家用于表达底层经验的作品[1]。李云雷将底层文学描述为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有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创造[2]。

底层文学的一大功能是为底层人民的阶级困顿代言，为其生活方式与生存现状的窘迫发声，向全社会展示他们的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对“底层的人”这一群体进行划分，寻找他们的共性，从而研究其群体统一性。

2 “底层的人”

在余华、毕飞宇、苏童等人的作品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底层人物。将这些底层人物汇总后再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过着愚昧无知的日子，但依然心存善念的人;第二类，被侮辱被损害，含垢忍辱地生活的人;第三类，无人关心，东奔西跑找不到归宿的人。这三类人物在底层的生活中有各自的苦难与困顿。文章以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以及苏童的《罂粟之家》为例，论述这三类“底层的人”。

2.1 愚昧贫困，善良依旧

综合所参考的作品，底层人物身份占比最大的是农民。男性凭借其天生的生理优势，成为农民群体中的主力军，亦是一家之主。但农民的身份也往往意味着他们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略显无知。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只是为了检验自己是否是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这也拉开了其悲剧人生的序幕。许三观一生共卖血十一次，其中为许一乐卖血六次。一乐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许三观一开始知道后勃然大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乐不管不顾。饥荒时期，许三观带着一家人去吃面条，只给一乐一毛钱买红薯，一乐气得离家出走，许三观在慌忙中找回他，把他训斥一顿后又背上他去吃面条，此时许三观的心态已经开始转变了。后来一乐的生父何小勇出车祸，一乐被叫去为亲爹喊魂，他怎么也不愿意，只认许三观是他亲爹，这让许三观心底的父爱彻底爆发了，也让他在一乐患肝炎时，心甘情愿地一路卖血去上海为一乐治病[3]。可见一个真正善良的人，即使自己在底层遭受不公，最后还是会选择善良下去，即使生活贫困，至少还有“血”与“爱”。

《活著》中的有庆，作为孩子有着天然的懂事善良。因为常常把鞋底跑烂从而遭到福贵的训斥，故练就了拎着鞋长跑的技能。他尽自己的所能照顾好两头小羊，在小羊被宰被卖后，还能懂事地不吵不闹;献血时也拼命跑在最前面，但最终也没能逃脱抽血过多死亡的命运[4]。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一方面有生机活力，天真又烂漫，其与成人之间的情感体现了底层生活温和、柔软的一面，有效地中和了底层的苦难;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展示了底层的儿童弱小，其无法抵抗生活的困苦，失去了正常的成长之路。

2.2 扼喉失语，含垢忍辱

在大部分的底层文学作品中，男性角色往往为主角，女性只做配角。就像在传统家庭中，女性往往是被奴役者。底层女性在承受与底层男性一样的苦难的同时，又被底层的男人压迫着，承受着双重压迫，这也是在男权话语中容易被遮蔽的一方。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至少还拥有在林芬芳和许玉兰之间选择配偶的权利，而许玉兰则被她父亲的一句话定了终身，被迫成为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生下何小勇的孩子后，就开始了被谩骂、被羞辱的一生。除了要忍受物质上的困顿外，还要忍受许三观及其他乡里邻居在精神上的嘲讽、自尊上的践踏。在一乐伤人后，她被逼去何小勇家讨钱，走投无路之时，只能靠哭天喊地引人注目，但只得到了更多的谩骂。后在“文革”时期，因为“需要”一个妓女被批判，许玉兰又被冠上“妓女”的称号，挂上牌子游街，这加重了对她的羞辱[3]。

《罂粟之家》中的刘素子虽是地主的女儿，但也被父亲轻易地“献给”了土匪姜龙，以换几天的安宁。在地主之家被批斗后，刘素子又被家里曾经的长工陈茂侮辱，怀上了陈茂的孩子，这让刘素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最终选择自缢而亡[5]。底层的女性是更为“底层的底层”，因此在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下，底层女性被扼住喉咙，毫无还手之力。女性的失语让其无法“呼救”，失权让其无法“自救”，最终只能含垢忍辱地在底层熬过时间，熬过生命。在底层社会中的底层男人的主导下，底层女性沦为边缘的边缘，沦为更加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2.3 无人问津，何以为家

在底层文学中，存在着一群容易被忽略的群体——老人。他们是虚弱的、需要被照顾的，同样也是不起眼的、仿佛为了显示家庭完整而存在的客体。

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里，“我”的祖父孙有元是“底层的老人”的代表。他年迈衰老，总是张着嘴，但声音都是从喉咙里哼出来的，家中无人在意他。他像是一个隐形人，只能在家里开饭的时候看见他，他万分惧怕他的儿子孙广才，并被自己的儿子视为累赘。“我”在文中也提到，祖父孙有元有时在家里住一段时间，有时在“我”小叔家住一段时间，看上去自由，实则是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东奔西跑，没有自己真正的归宿。有一次他从“我”小叔家回来，家里正好起了火，他被视为“与火灾一同回来”，被视为不详[6]。在那时，“底层的人”要靠各家的小农经济生活，因此“有力气”是“吃饭”的唯一来源，孙有元干活已经使不上力，饭又不少吃一口，这让孙广才更加愤懑。底层的老人虚弱无力，在家得不到尊重与照顾，像垃圾一样被遗弃在一角，没有人关心他们。物质上“填不饱肚子”，精神上感受不到“家的温暖”，这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最后死亡成了他们的期盼与解脱之法，这是底层老人的悲剧。

文章列举的“底层的人”这一群体，无一不展现出他们统一的特征。在政治上，他们远离权力的中心，处于边缘，摇摇欲坠，失权、失语、失声;在经济上，贫困潦倒，饥饿常伴，病痛不减;在文化上，无力或无权接受教育，导致他们丧失“说话”的能力，无法清楚表达自身的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分别为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当人连最底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时，更不要提拥有高层需求了。他们都渴望美好的生活，但总是连基础的生活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他们敲不碎禁锢双腿的水泥，无法攀上跨越阶级的阶梯，只能在底层的大网中挣扎，却被越勒越紧，最后只有认命。

3 “人在底层”

人即使处于底层，也是具有能动性的。能动性是指对外界、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或回答。“人在底层”的个体能动性是强调人处于底层这样的环境中的反应或应对方式、生活方式等，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处事态度。文章对余华的《活着》、毕飞宇的《推拿》和苏童的《米》进行对比研究。

3.1 逆来顺受，泰然处之

《活着》中，福贵是从“顶层”跌落到“底层”的。在他处于底层时，社会的动乱使得他的命运跌宕起伏，但他的信念就是活着，这也是他接受命运的姿态。被掳去当兵时，不反抗，暗自寻找逃跑的机会;成为农民就老老实实地耕地种田;人民公社成立了，土地都转到人民公社下，自己只留一小块;要炼铁了，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都贡献出来……他接受命运带给他的一切。“跌落”的痛楚使他从曾经万贯之财、美满家庭的美梦中惊醒，他心中有悔，从此善待妻子儿女。他关心家珍，疼爱懂事的凤霞（迫于贫困要将凤霞送人时，爱战胜了他对困顿的担忧与恐惧，转身带凤霞离开），看着有庆拎鞋狂奔，心里也泛起苦水，流露出对有庆的内疚[4]。他是无能的丈夫、无力的父亲，但他总觉得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他接受命运将有庆、家珍、凤霞、二喜一一带走，直到最后与老牛相依为命，他也平淡地看待这一切，他的心态已经被命运磨去了棱角，即使生活再糟糕，他也泰然处之，这冲淡了他自身的悲剧色彩。

3.2 反抗宿命，不屈不挠

在谈论底层人物时，还有一群人值得关注——残疾人。残疾人与正常人（健全人）不同，正常人在底层还能通过挥洒汗水、贩卖劳动力过生活。而底层的残疾人因为生理缺陷，被贴上需要同情、怜悯的标签，难得劳动机会。

在毕飞宇的《推拿》中，沙复明天生眼盲，学会推拿后，一开始在上海打工，好学的他善于观察，抓住外国人来推拿的机遇，学好外语为他们服务，他的好手艺和多语言本领使老外回头客越来越多，他也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原始资本，回南京和张宗琪合伙开店，自己成为老板。他具有良好的领导才能，自己的推拿馆生意也蒸蒸日上[7]。他不喜欢自食其力这个词，认为这是正常人对他们残疾人的一种说教。他认为残疾人的心脏也拥有不亚于正常人的彪悍马力。人的生理与精神需要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不会崩溃，正是生理条件的缺陷，使他们不得不高高举起精神的大旗。

3.3 离经叛道，走向堕落

在苏童的《米》中，五龙与上述人物大相径庭。五龙从故乡枫杨树逃荒至城市里，为了向地痞阿保讨吃的，咬牙叫了他一声爹，人格尊严被阿保一行人狠狠踐踏，他急切地想要解决温饱问题，后被米店冯老板收为一名伙计，并且管吃管住，五龙也逐渐想要为自己挽回尊严。敏感的五龙恨透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之分。冯老板不愿为五龙买皮鞋，因为他是干体力活的，用不着穿皮鞋，五龙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认为冯老板一家并没有把他当作人看待。在为冯老板擦背时想的也是为什么总是自己替他擦背，正常人为什么不给自己擦。再后来，五龙又借助当地的地头蛇六爷之手除掉了阿保这个曾经践踏过自己尊严的人……[8]可以看出五龙的平等观念和他骨子里的反叛思想。

人在底层时争取平等是无可厚非的，五龙是有平等意识的。但五龙在继承米店后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平等”的背面，人性被仇恨扭曲，他开始报复性地消解自己的“耻辱”：把自己的牙全都换成金牙，四处寻花问柳，无恶不作。他把自己曾经受到的苦难施加在他人身上，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他说仇恨是支撑他的力量。由此看来，五龙并非单纯地追求平等，他在底层的生活更像是一出复仇记。他痛恨施虐者，后来自己成为施虐者，可见其平等意识并未受到彻底的启蒙[9]。

由此可见，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体能动性。积极向上的人物形象需要被宣扬，以感染一些仍处于底层的人，给予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希望更上一层楼，以渐渐走出底层的困境。消极愤世的人物形象可以作为一个反面，以反映问题，让社会关注，让人时刻警惕，不要掉入“反平等”启蒙的陷阱。

4 结语

当前，底层书写仍在继续，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类叙事虽然是为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代言与发声，但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俯视的态度书写。如此，才能客观、深刻地反映出底层的现实，反映出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被遮蔽、被忽视的群体。我们需要这样的书写来反映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也体现了文学的功能、作用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文艺争鸣，2006（4）：34-38.

[2]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纶纲[J].文艺争鸣，2010（6）：25-26.

[3]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5-245.

[4] 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3-120.

[5] 苏童.罂粟之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27-58.

[6]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71-186.

[7] 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7-38.

[8] 苏童.米[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245-410.

[9] 袁文卓.论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底层叙事：以余华、阎连科、史铁生以及苏童等作家作品为考察核心[J].文学研究，2021，7（1）：197-209.

作者简介：陈子昂（1999—），女，江苏扬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