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连环画以图语结合的独特呈现方式，对故事情节进行艺术化演绎，凭借其丰富多彩的画面内容、特定的视觉表现形式等，在中外艺术历史的舞台上长期活跃，不断丰富读者的视觉经验，是视觉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连环画在传统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创作题材日渐丰富。虽然前人对连环画图像叙事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但仍需在此基礎上作细化分析。探案类艺术作品广受大众喜爱，连环画为此类题材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但只有题材与形式之间相互贯通，才能增强作品内容的可读性。因此，有必要对其叙事手法进行深入探究。分析探案类连环画的图像叙事，对当代连环画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探案类连环画;图像叙事;视觉艺术文化

中图分类号：J21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3-00-03

近年来，在连环画研究领域，对连环画的发展演变历程、叙事特征、影响及应用等方面的探索从未间断。我国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连环画作品数量众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于北京、上海等城市创办了如《连环画报》《新中国连环画》等一系列经典连环画专刊，鼓舞社会各界有志之士参与编绘，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连环画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代良好的发展机遇使我国连环画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更加多元化，涌现出一批探案题材的故事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的古代探案类故事被编绘成连环画的形式，同时我国开始引进国外探案故事连环画。不同的艺术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催生出众多的中国本土现代探案类连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和朝花美术出版社等积极参与出版，不断为我国当代连环画注入新的元素。

美国研究者戴安娜·卡尔和大卫·白金汉等在其著作中提出，叙事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故事（histoire）——事件的内容或串联，二是话语（discourse）——内容赖以传达的方法[1]。连环画的叙事要素组成无疑也包括以上两个部分，但由于连环画是以“看”为感知方式的故事描绘，其叙事风格必然不同于影视、文学，而探案类故事作为兴起于当代的一种连环画题材，其叙事风格有别于其他类别的连环画作品。探案类连环画具有独特的本体叙事风格，下文分别展开论述。

1 多次轮回的“起承转结”叙事结构

无论是以文字还是以图像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其内容都可以划分为“起”“承”“转”“结”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是支撑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事件只有围绕这几个部分展开，才能呈现得较为完整。就连环画的类型来看，有根据我国古典小说、历史、神话等创作的连环画，也有反映社会风貌、战争纪实类的连环画，从整体结构上来看，其都符合以上的叙事框架特征。从叙事结构分析，探案类作品与其他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事件从发生到真相大白之间的演绎过程。在探案过程当中，为了寻求真相，主人公往往会遭受一些挫折甚至磨难，而大部分主人公都拥有至少一名同伴（如福尔摩斯与助手华生），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每一个人物都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探案类连环画当中，所占篇幅较多的应属“承”的部分，即寻找线索、探明案情的部分。悬疑、推理元素往往能使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复杂，因此，对创作探案类连环画的作者而言，怎样安排图文结合的案件侦破过程，无疑是创作过程中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此外，纸质版连环画的页面大小、篇幅数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单行本连环画的页数（包括封面、简介）通常为100页左右，探案类连环画一般将故事设置为每单行本对应一篇独立的故事。在以上种种限定下创作连环画绝非易事，将“起”“承”“转”“结”的叙事框架作为故事创作的整体结构，是连环画绘制的通用法则。与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探案类故事通常包括以下环节：事件发生——侦查——破案。事件发生与破案分别位于结构的开端和结尾，一般运用直叙描述方式;侦查部分则往往在“承”和“转”的结构之下展开，可以看作是众多限制创作的固定因素之外的可变因素。一部完整的探案类连环画，探案过程是主要内容，因此，“承”和“结”的部分必然是占据篇幅最多的部分。

以1981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刑事侦查连环画《白盈盈之死》为例。整本连环画共122页，前6页（不含封面和扉页）交代案件的发生，相当于“起”的部分;第7至51页开始侦查案件并通过死者的日记初步锁定两名嫌疑人，完成第一轮从“承”到“结”的叙事;第52页至57页，短短6页内容，以调查取证完成对两名嫌疑人的排查，排除其中一名，完成第二轮“承”与“结”;接下来，以不在场证明和作案工具为破案方向继续侦查，至第91页，最终确定犯人并准备逮捕，这一部分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环节，所占篇幅较大，其中又可划分出“起”“承”“转”“结”四个部分，确定犯人的环节既是这一部分的高潮，也是最后抓捕环节的起点;第92页直到最后，是警察们与犯人斗智斗勇的高潮部分，并于第122页进行总结，“侦查破案，打击犯罪，这个职业是多么艰巨、多么有意义呵”，以警察李小峰的回答收尾。整个故事虽然情节曲折复杂，但“起”“承”“转”“结”的叙事结构使探案过程的各个环节衔接紧凑，即使是122页的长篇故事，也能够将叙事脉络以艺术化的手法清晰呈现[2]。

2 人物面容的两极化描绘

受篇幅和表现形式等因素的限制，连环画往往依靠人物之间的语言、行为等进行叙事，因此，人物形象是连环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元素。设定连环画主人公，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人物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存在，还是故事情节的展开是为了刻画人物？第二，只设定一位主人公还是描绘人物群像？第三，怎样通过人物讲述故事？分析人物，需要将目光投向具体的连环画作品。与我国传统戏剧脸谱的设计法则类似，连环画也有本体独特的人物形象设计法则，其中最为显著、最能将不同人物区分开来的特征，就是人物的面容，故事中人物角色的好坏忠奸，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物的面容来呈现的。图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比文字更加直观，探案类连环画需要运用画面来弥补文字叙事的局限性。为了更加直观地区别角色的善恶属性，人物刻画往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造型特点。探案类故事与其他故事不同，不仅具有事件冲突，更需要有人去查明真相，探案一方往往作为代表正义的一方，而另一方则是阻挠侦查或犯案的邪恶一派。双方人物不同的立场，有强烈的对比方能显现，这种对比，通常以双方人物面容的两极化倾向为代表。

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包公破疑案》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603号的秘密》为例，两篇连环画虽然在时代背景和绘画风格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的人物描绘特点上来看，二者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即正面人物均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形象，而反派人物则多被描绘为尖嘴猴腮、面容猥琐的形象。这样的区分，能够提升图像叙事的强度，提高读者对双方人物角色的辨识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探案类连环画当中的反派人物，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此类面相，作者为了留下悬念，通常等到揭开案件真相后，再对反派的面容加以改变和丑化。若故事中隐藏的犯人或反派人物从始至终以邪恶、阴险的面目登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叙事过程中的悬疑色彩，则不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包公破疑案》中的反派人物为王信。故事开端，王信热情招待投靠自己的表兄弟，俨然一幅热情好客的形象，得知有利益可寻之后，王信心生歹念，由此，作者对其面容的描绘才向反派一端加以改动[3]。在《603号的秘密》中，作者对垃圾婆时刻紧皱的眉头和诡异的行为举止的刻画，也在暗示读者此人绝非善类[4]。正如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所指出的：“这些突出的标志不仅足以使人把事物识别出来，而且能够传达一种生动的印象，使人觉得这就是那个真实事物的完整形象。”[5]作者们对人物面容的对立描绘，形成了艺术作品中的不同典型化特征。诸如此类的图像叙事细节并非无意而为，作为给人民群众阅读观看的文化类出版物，连环画首先应强化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对反派人物形象作丑化处理，使情节更加通俗易懂，帮助读者正确认知是非善恶，是探案类连环画创作的必由之路。

3 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表现形式

连环画是一种关于“看”的艺术，必须依靠特定的载体才能将其呈现，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的目光，作者不仅需要编写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需要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进行表现。由于经济、媒介等因素，国内出版的各类连环画以黑白居多，黑白之中，若以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继续细化分类，又能分出不同的表现风格。探案类连环画需要营造悬疑、神秘等氛围，因此在形式语言的塑造方面，往往不同于其他类型。

从技法表现层面来看，我国传统白描与水墨画技法，多用于《狄公案》《龙图公案集》等讲述古代探案故事的连环画创作中，虽然水墨画强调写意，但由于叙事需要，连环画中的画面往往偏向于写实的艺术表现风格;此外，运用明暗素描手法绘制画面的表现形式也较为常见。从构成形式层面来看，为了凸显时代特征，古代探案故事画面中的人物和背景，通常运用平面构成元素中的“线”元素来描绘，以“线”绘图，使画面中的事物清晰呈现于眼前，以此强调案件线索，展现故事环境;以“面”刻画的形式多见于现代探案故事，以不同的黑白灰色块突出人、物与周围环境的明暗对比，形成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营造出探案过程中特有的神秘、诡异、未知等氛围。从构图层面来看，探案类连环画的绘图要求虽然以写实为主，但写实是为情节发展服务，在写实的基础上稍作变化，有时会产生更为独特的画面效果。以《跛脚乞丐》和《黑狐狸》为例，二者的相同点在于以线描手法刻画出细致的人物与场景，但在构图方面不难看出，两篇讲述狄公断案的连环画并非来自同一作者。同样是以白描手法描绘围墙，《跛脚乞丐》的作者以鸟瞰视角入手（见图1），使围墙内外的场景被读者尽收眼底[6]。相比之下，后者《黑狐狸》的插图则显得怪异，人物和左侧房屋为鸟瞰角度，汀步、围墙和屋顶采用俯视角度（见图2），多个视角同时出现于同一画面中[7]。这样的构图形式在连环画中是极为少见的，结合右侧文字读图，作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多角度构图来强调文字中提到的地点从而引导读者，同时将院落布局清晰地呈现于画面之中。这种罕见的构图手法，与古埃及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构图作为一种图像化符号而存在，意在告知读者某些信息，同时，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画面叙事的趣味性。

4 人物登场的不同次序及频率

探案类连环画虽然依靠画面来表现人物，但人物登场的次序以及在整个故事中露面的频率，有时会出现不同的状况。若将此类连环画中的登场人物加以区分，大致可分为三类：探案方，犯人和报案、提供线索或引导案情的人（以下简称“第三方”），三方既有同时出场的画面，也有单独“演出”的镜头。人物的语言、动作和神态，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此，何时何地何人登场以及做了何事，是每一位连环画作者在动笔之前需要思考的关键性问题。

较为常见的登场次序通常和叙事的时间顺序一致，即顺叙，主角探案方率先出场——第三方前来报案——探案方调查案件——找出犯人，或者犯人率先登场完成犯罪，之后通篇演绎侦破过程。犯人有可能是之前就已经登场过的人物，也有可能是最后一幕才露面的未知人物。在这种出场次序中，探案方往往是出场最早、露面频率最高的一方。其次，是在顺叙的基础上进行插叙，补充关于案件的线索和细节，提供有效信息，推动侦查行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插叙内容常常被安排在一番侦查之后案件仍然处于无所突破的状态之后出现，一般由第三方人物出场演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故事整体性的需要，以插叙作为“转”和新一轮“起”的结构，承上启下;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产生“想要继续看下去”的心理。此外，倒叙是较少出现在探案类连环画中的一种叙事结构，因为其开门见山、以第三人视角叙述的叙事风格，极大地减少了故事中的未知和悬疑成分，是探案類连环画中极其特殊的一种叙事顺序。为了弥补故事中所缺失的未知和悬疑成分，一些作者会将叙事的重点放在破案过程中，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如《秘密军刺客》中，总统一方多次与犯人展开正面抗争等）提高破案的困难和危险程度，探案方人物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制服犯人——以此平衡故事整体，增强故事的可读性。

5 结语

探案类连环画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故事情节，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演绎探案过程，是当今社会必不可少的艺术文化创作活动之一。探案类文化艺术作品深受大众喜爱，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和丰富的画面，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众多精彩绝伦的探案故事。然而，随着纸媒衰落、题材单一等问题的出现，连环画式微似乎已成为必然的结果，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着手研究连环画的媒介转型问题。无论进行怎样的转型与发展，连环画本体的图像叙事特征，都承载着一种视觉与观念的审美情怀。在阅读探案类连环画的过程中，读者与故事中的警察、侦探一同探案，查明真相，而故事中正义一方与人为善、光明磊落、勇于与邪恶抗争的高尚人格，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人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连环画将随着科技与内涵的双重创新，为图文叙事的艺术演绎带来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英]戴安娜·卡尔，大卫·白金汉，安德鲁·伯恩，等.电脑游戏：文本、叙事与游戏[M].丛治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8.

[2] 林啸，等.白盈盈之死[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1-122.

[3] 王祖威，等.包公破疑案[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13-15.

[4] 叶晓雯，等. 603号的秘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10.

[5]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50.

[6] 孙国庆，等.跛脚乞丐（大唐狄公案之二）[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3.

[7] 侯春洋，等.黑狐狸（大唐狄公案之一）[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3.

作者简介：李涵（1995—），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助理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