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碧媛　李语嫣　顾畅畅

摘要：1980年莱考夫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深层的认知机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著作之一，常引经据典，尽管针对该书的概念隐喻和用典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丰，但专门从结构隐喻理论出发（概念隐喻的一种）揭示该书用典背后结构映射过程和文化效用的研究尚少。因此，本文从结构隐喻的视角出发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典故，发现典故既能构建新的隐喻概念，又有助于宣扬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结构隐喻;典故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4-0009-03

0引言

隐喻被视为一种认知机制，各类著作中不乏隐喻将抽象话语与大众耳熟能详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党的重要著作之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广泛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该书展示了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精妙的典故与广博的引用闪烁着思想的光辉，集中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治国哲学智慧和发展愿景，中国传统文化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被赋予了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试图分析、归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类型、特点及作用，从结构隐喻视角解读该文本，以期为结构隐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理论基础

1.1概念隐喻与结构隐喻

概念隐喻，又名认知隐喻，在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Lakoff·G）和马克·约翰逊（Johnson·M）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被提出，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方式，由此使得隐喻研究转向认知科学领域[1]。概念隐喻的实质为通过一个概念域，即源域，来理解另一个概念域，即目标域，通过将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时产生概念隐喻。在映射过程中，会分别突出和掩盖源域的部分特征，并有所创新。概念隐喻被莱考夫分为三类：实体隐喻，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其中，结构隐喻被赵艳芳（1995）在《语言的认知隐喻结构》中归纳为：“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中[2]。”如“时间就是金钱”，把对金钱的有价性等特性投射到时间上，突出二者的共同性。

1.2结构隐喻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用典研究

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卷接连出版，相关研究角度在不断更新，大多数为语言层面的研究。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用典较多，有不少针对该书中用典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典故的意义和运用，关注用典的隐喻性的研究较少，整体来说缺乏系统性，而且部分研究单以第三卷中的典故为例阐释。此外，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相关研究虽从概念隐喻理论出发，但主要还是在翻译方面进行分析，专注书本本身和其他方面的隐喻研究较少，且缺乏不同类型的概念隐喻视角下的研究。作为概念隐喻的一个理论分支，结构隐喻理论能够有效解释典故的部分概念是如何映射到讲稿中，从而生成隐喻关系，帮助理解讲述内容与文化内涵。因此，本文旨在以结构隐喻为视角出发，解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结构映射，包括映射的特征，发生与作用，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结构映射的生成机制，为理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用典提供新的角度。

2结构隐喻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用典

2.1典故的判定与结构映射

《汉语大词典》（1989）对“典故”的定义为“1.典制和成例。故，故事，成例。2.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3]。”据此，本文又结合郭蓉（2004）在《古代汉语用典理论研究》中总结的典故特征——“有出处，有来历，有特定的内容和意义”[4]，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的用典作出判定，共识别出典故467条（本文相关数据不包括重复用典数量以及现代著作的引用数量），其中一卷188条，二卷176条，三卷103条。

结构隐喻视角下，典故作为源域，主要通过映射这一途径结构隐喻，因此具备映射发生的基本特性：一是单向性，不可逆性，只能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即只能从典故到讲稿;二是相似性，即从源域映射部分特性映射到目标域，保持典故结构上的相似，但非完全相同，因为部分含义会有所派生。此外，宦振宇（2020）在《结构隐喻视域下古诗用典手法解读》中提出“情境性和互文性是从典故运用的动机和表达效果层面来建构的”[5]，指在典故投射的过程中，情境，文本形式和内容的映射也随之发生。以上特性皆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映射过程中有所体现，如来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卷一的用典“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原典为苏轼的《论项羽范增》：“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首先，该典故在文本形式的映射上体现了单一性和相似性，在映射过程中有些微改动，为使讲稿语言更加简洁，去掉非实义词部分，将其改成了汉语常用的四字格;其次，在内容的映射上体现了情境性和互文性，典故的情境为项羽并非仅因陈平的离间计就怀疑范增并欲杀之，而是因为他在杀卿子冠军的时候就有怀疑范增的苗头，因此苏轼说“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表明项羽先生疑才会中反间计，即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映射到《习近平谈治國理政》的讲稿中，情境为反对党内贪污腐败，讲稿想用该典喻指党员先自身道德感低，难抵诱惑，有腐败之心，才会去贪污，从而构成了典故的隐喻性;最后，在情感的映射上也体现了互文性，在此例中，苏轼欲表达对项羽对范增早有猜忌之心而范增未能早早离开的惋惜，同时也在提醒世人先关注内因与内在缺陷，映射到讲稿中也是想用该典表达保持党风廉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警醒党员要先克服自身的思想弱点，否则在不断贪污的尽头就是亡国亡党，由此也可体现概念映射的作用。其映射关系如表1所示：

由此例可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结构映射除了体现源域和目标域系统上的高度相似性，还表现出目标域的环境特性以及借典故映射构成的新隐喻。在表达效果上，既简练地表明治国主张，又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使其话语变得生动形象且富有内涵。

2.2典故的结构映射与文化内涵构建

隐喻是“认知主体通过想象和联想，发现或创造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产生，而想象和联想的认知主体是具体文化语境之下的社会语言人”。因此，隐喻认知也被印上文化价值观的烙印[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书籍里体现着中国领导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发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的天下为公的道德价值观。笔者试图运用架构理论，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话语进行表层架构和深层架构分析。

表层架构来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善于引用“接地气”、平民化的典故做出隐喻，使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化，引起受众的共鸣。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典故出自钱钟书的《围城》，以“五脏俱全的麻雀”隐喻“规模小但社会结构完善的县城”，进而引出后文对“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以及“县委书记在干部序列中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的论述;又如出自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困难的事业”映射到“虎山”这样具象的实体上，鼓励领导干部们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这些“接地气”的隐喻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易于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7]，大大提高了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

深层架构来看，文本中的典故展示了某些重要的语义特性：词或短语的基本含义通常被用作容器去承载新的意义。综合以上隐喻架构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分析，其新的意义具体表现在强化使命意识、淬炼理想信念、打造大国形象等方面。第一是强化使命意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援引了荀子的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意为“骏马就算能跳得再远跳，也不可能一次跳十步远;劣马虽然跑得慢，但坚持连走十天也可以成功到达”。天资再高的人也不可能一步登天，持之以恒的努力远远比聪颖的天分重要得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此句鼓励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保持使命感，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敢于超越、找准方向、坚持钻研，精益求精，创造令世界瞩目的科技成就。第二是淬炼理想信念。“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出自《吕氏春秋·诚廉》，意为“石头即使碎裂，依然保持着坚硬;丹砂即使被磨损，依旧保持着鲜红”。“品节操行不容玷辱，理想志气不可撼动”的信仰已深深刻入中国人的基因，宛若石之坚、丹之赤，不容更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引用此句，将“石头”和“丹砂”的意向映射入“理想信念”，以此勉励中国人心怀坚定信仰、培育崇高精神、塑造伟大人格，心如丹之赤，行如石之坚。第三是打造大国形象。“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出自刘禹锡的《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意指出色的业绩需要不懈的累积。要培养国家之间的信任很艰难，要破坏这份信任却很容易，因此更需要精心培育，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引用此句说明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与坚定实践者，会脚踏实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培植相互信赖、平等合作的友好关系，以此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结构映射模型图总结如图1、图2所示：

3结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典故作为中国话语深厚的民族文化性与思想文明性的重要特色内容，是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交流的有效介质，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翻译与传播的重要特色内容，结构隐喻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语篇中使用结构隐喻，不仅能让抽象、艰深的概念变得通俗、明了，以此深化民众对其认知，还能让话语的深层架构和受众自身的价值观相契合产生共鸣，增强社会认同感，弘扬中华文化[9]。

参考文献

[1]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赵艳芳.语言的认知隐喻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3）：69-74.

[3]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K].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4]郭蓉.古代汉语用典理论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4.

[5]宦振宇.结构隐喻视域下古诗用典手法解读[J].语文学习，2020（09）：8-13.

[6]李晨曦，陈洁.习近平总书记海外署名文章的隐喻架构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71-75.

[7]杨琴.“一带一路”对外政治话语的隐喻架构分析——以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为例[J].淮南師范学院学报， 2019，21（06）：99-104.

[8]汪少华，张薇.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认知建构——以习近平2017年瑞士两场演讲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146-153.

[9]李雪，张鑫.“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隐喻架构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5）：117-123.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