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杰

1934年10月20日，上海书报合作社在《申报》登载《二十六史》预约广告。这版广告较之前各期的明显变化是，宣布将加印《新元史》和《清史列傳》两种史书。

《新元史》为清末翰林柯劭忞所著，凡二百五十六卷。北洋政府曾将此书定为“正史”，徐世昌以退耕堂名义印行。开明书店在策划出版《二十五史》时，鉴于该书“取材很广博，定例很谨严，对于元史，增补和订正的地方实在不少”，遂仿新旧唐书故例，收录此书。该店在1934年9月1日首次刊登于《申报》的《二十五史》预约发售广告中即明确了此点。而合作社在策划出版《二十六史》之初并没有将此书收录，所收的是《元史新编》。不知道是否因为出现了前文提及的学者对其学术水准的质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合作社中途决定加印。

不晓得是否又是巧合，加印《新元史》广告的版面上也同时登载了开明书店《二十五史》预约广告。此刻，合作社与杭州开明书店的代售争端尚未见诸报端，而围绕《新元史》的版权纠纷却已经悄然开启了。

1935年1月26日，开明书店委托律师在《申报》刊登声明，要求合作社停止印制发售《新元史》的侵权行为。声明表示，开明书店此前已与该书著作权继承人、柯劭志的三个儿子订立契约，将该书著作权授予该店，并委托开明保护该书著作权。该书也已从内政部申领到了注册执照，其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声明要求书报合作社除立即停止印售外，还需将已经印成的书册连同底版送交开明书店销毁；开明同时保留索赔损失的权力。

28日，合作社在《申报》连刊两份声明。一是，认为《新元史》“既经国家正式颁布，则国人皆有提倡流传之义务，当然不能任私人垄断把持。故本社从事印售公诸国人。”也就是认为，该书既已列为“正史”，其作者即不再享有版权。二是，表明“在此事未经法律解决之前，为尊重国家法律起见，本社拟缓出书，静待法律裁判”的态度。不过，就在两份声明旁边刊登的《二十六史》预约广告中，《新元史》的名字依旧赫然在列，并且注明“本月底出书”。此外，便是书报合作社惯常的“放狠话”，诸如“本社之设立，因与专事营利者不同，难免不招市侩及市侩利诱下之无聊文人妒恨攻击，故诈骗恐吓无所不用其极”等语。其所指自然十分明白。

翌日，开明书店发表声明，对合作社声明的态度及言辞表示愤慨，称“该社不特蔑视国家颁定之著作权法，故意侵害著作权及损害敝公司之法益，抑且诽谤敝公司，并施以公然之侮辱。又该广告既称拟缓出书，后面更载新元史广告，仍称本月底出书。尤见埋捐由己，不知信用为何物”，并表示，已委托律师依法提起诉讼。2月7日，合作社委托律师登报否认声明中所谓“市侩”等语系特指开明书店，称开明书店“非其误解文义，即为内疚于心”。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道开明书店的“章老板”在策划出版《二十五史》之时可曾想到，居然会平白冒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报合作社再三主动搅局。如果说，上年合作社与杭州开明书店的代售争端更多是见诸报端的笔墨官司，这一次却是关乎出版合法性的大事，对簿公堂、讨得司法判决就成为了结双方争端的唯一选择了。

经过一番准备，开明书店与柯劭忞的三个儿子柯昌泗、柯昌济、柯昌汾向上海第一特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讼内容包括两项，其一，以书报合作社擅自翻印《新元史》违背出版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提起诉讼。其二，以书报合作社公然使用“一般市侩”等语对开明书店进行诽谤提起诉讼。

从之前双方的声明内容可以了解，开明书店与柯氏后人俱已签订出版合同，所刊之书也得到了当时著作权行政主管机关颁发的注册证明，可谓于法有据。而合作社的理由相对空泛，也没有相关行政机关的许可文书。由此而论，且不管诽谤诉讼是否成立，单就版权官司而言，开明书店的胜算也比较大。

但是，从当时的报道看，审理的过程并不顺利。

第一次庭审于3月12日下午举行。谁知开庭不久即起风波，被告合作社代理律师当庭“对原告提起反诉”。按照原告委托律师的分析，这一做法“实系一种拖延诉讼手段”。法庭遂“谕改期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再讯”。实际上，第二次开庭推迟到了28号下午。至于判决的结果，更不免令人感到意外。据《申报》29日报道称“迭由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叶坚超推事传审之下，昨日午后宣告判决。以两造所控均不成立，谕知双方一概无罪”。报道简略如此，庭审过程只字未提，而判决结果又如此“息事宁人”，叫人读来真个疑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