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佐赞

不容易的“自传”出版

以前在出版“夏衍自传文字”三种的时候，曾将夏衍的日记、书信和自传归为他个人自传文字，也就是其个人自述的史料。自传是以记叙自己生平事迹为主的一种传记，且由来已久。《史记·太史公自序》属于自传性质的文字，《五柳先生传》则是陶渊明的自传。近代比较有名，篇幅短的有《鲁迅自传》，一千字左右，长一点有胡适《四十自述》、沈从文《从文自传》和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这些自传都是研究个人的史料，至于那些以自传为名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自然不在此列。

自传文字具有史料价值，是因为作者本人是事情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自己对某一事件诉诸文字的真切看法，在叙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第一手的资料，具有他人写的传记中所没有的真情实感。所谓的自传，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变得内涵很丰富，有单独写成一本书的自传，有将各阶段文字汇编成个人历史的自传；有自己撰写的自传，也有自己口述、他人整理的自传。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自己撰写的自传，而最为难得的是口述自传。我自己就曾想去为一位大学学者做口述自传，也得到了学者的同意，甚至都说好了一天谈几个小时，可是真的要去试试的时候，发现太难了，自己难，因为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传主，否则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传主更难，大脑皮层装的那点东西估计三天就谈完了，后面的谈话如果没有好的引导和个人日记等去提示，估计每天车轱辘的就是那几件事，很难深入挖掘到那些自己都差不多渐渐忘却的东西。所以，做口述自传的，传主和记录者真是一对“仇雠”，彼此折磨。唐德刚为胡适做口述自传，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写的注释文字不少于传主的口述文字，可见口述自传是多么不容易。

编辑自传类图书

我担任责任编辑和组稿的自传，应该来说也还有几种。比如《清溪水慢慢流》这本书是乐黛云先生的学术自传，归人了“东方学人自述”系列；后来我们也组稿出版了张世英先生的《张世英自传》，也是偏于学人自传；2021年我们出版的《许渊冲百岁自述》，也属于学人自传。我经手的这几本学人自传，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作者将原来散落的自述性文字，由作者或者编辑配合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做了一个汇编。这些文字基本上能看到传主一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但因為早期没有规划，所以常常书中偶尔会出现一件事重复叙说情况，所以，在编辑这些书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作者自己从头至尾修订一遍，作者这时也会有一些修订和增补，这个修订和增补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张世英自传》中增补的一些文字就有很大篇幅，并且非常具有可读性。

现在，还有一种自传，就是后世学者根据前辈学者留下来的文字进行编选的自传，这些文字不是为传记而写，有的甚至是小说一样的文字，但有很强的个人经历在里面，所以也有人据此编成一本自传。多年前，作为责任编辑的我曾经出版过一本金克木著的《游学生涯》，这本书就是编者张定浩根据金克木自述的文字编辑选编而成的，通过这本书，我们也能约略了解到金克木的求学生涯。前几年汪朝老师编了一本很有特点的汪曾祺书，就是我们社出版的汪曾祺著、汪朝编的《觅我游踪五十年》，这本书有自传性质，是从作者的一生屐痕来看作者，应该来说也是很有特点的。

记得2009年，我还责任编辑了王小慧老师的自传《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这本书是作者继前面那本《我的视觉日记：旅德生活十五年》后做的增补本。

这本书在当时还是很新潮的，因为“视觉日记”，所以强调了用图片来说话，内容是图文配合，大量的图片作为作者记述自己经历的“见证”，各个阶段和各种经历时留下的图片，本身就是自传内容的一部分，这本书又是自传的一种新形式，即用文字和图片做自传。除了图文自传，还有某一个领域，比如旅游方面的传记，如前面提到的汪曾祺著、汪朝编的《觅我游踪五十年》，就是这种性质的自传。

真正好读的自传，是作者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文字。比如，夏衍在84岁的时候撰写了《懒寻旧梦录》一书，就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其中早年求学和留学的经历、对“左翼十年”的回忆，都是难得的史料。夏衍作为老一辈作家，学养深厚，其一句“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翻阅一下1984年前后其他作者写的揭露隐私的回忆文章，就会觉得夏衍行文非常自律。在担任这本书责任编辑的时候，我在取得家属支持的情况下，对书稿中涉及的“具体内容见某某一文”等地方，都将涉及的篇目收入到了附录中，方便今天的读者查阅。如很多人读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车中跳出四条汉子……”对于鲁迅“四条汉子”的说法，夏衍有专文《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作了解释，这篇文章我就收录到了附录里。我的理解是，有些文章作者在世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见到，很多年后有些文章估计很难见了，所以有作附录的必要，后来看到有读者撰文说“令人赞叹编者的用心”（见《“四条汉子”怎么来的：重读夏衍《（懒寻旧梦录>》），说明编辑做这些为读者考虑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为此也很欣慰。

以上都是我经手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自传类图书，个人认为，作为自述性文字的自传，就其史料价值而言，自撰的回忆录价值还是最大，其次是口述史，最后就是编选的自传类的文字。但不论哪一种自传文字，图书编辑在接手之后，都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编辑，心里装着读者，都可以有所作为，不仅知道读者需要哪些内容，而且还知道作为编辑我们还需要做哪些类似编者注之类的编辑工作。

“自传”类选题值得挖掘

循前两篇旧例，在结束前也说两个自传出版中的旧事，一个是出版方面的，一个作者方面的。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历史能够说话。其实可以肯定的是，历史肯定不能自己说话，历史要是能说话，那也是黄狗啃天，无处下口，根本无法说得清楚，所以说历史还是人来书写的。但是可以说，如果历史是他自己写的，那就好了。一一这一点是能做得到的。胡适是提倡大家写传记、写自传，他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他说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不仅自己写自传，还劝人写自传，也喜欢帮别人写传记，就是他撰写的各种传记文字应该就有百万字左右，《胡适传记作品全编》就有四卷五册。虽然胡适一直鼓吹别人写自传，实际上真正撰写自己的自传的文字并不多，出版的更是少而又少。其实何止胡适，这里有时代原因，靠得太近不好写，比如《懒寻旧梦录》也就是写到上海解放夏衍去接收上海就戛然而止，当然也有个人原因，毕竟直面自己过去也是需要勇气的，很多成功的作者都会“悔其少作”，鲁迅说：“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集外集·序言》）——自己写自传这一点能做到，却基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做到。

再说一件抢救出版的事。2010年前后汤一介先生到上海参加“中国学”论坛，期间我曾向他约稿，说请汤先生写一本个人自传。汤先生当时说：我有了一本传记，是北京一位作者写的，我就不要写了。我当时说，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在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从传记的角度看，有了别人的传记也不妨碍有一本自传，因为自传文字是自己怎么看自己，这是别人写的传记无法替代的。我记得当时似乎说动了汤先生，后来汤先生回北京后，就在电子邮箱和手写信里，开始逐渐和我谈起这本书的构想，并且做了一个框架，甚至谈到去做口述记录。后来，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对作者的学术、对作者的早年经历，这两方面的知识都非常缺乏，但我还是极力建议汤先生自己写一本自传。再后来，汤先生身体越来越差，这个框架也就只剩下了框架，令人痛惜。很多老先生人生丰富多彩、学问精深广博，其为人、为学的经历都是财富，其自传对读者一定有所启示，所以一定要抱着亟待抢救的态度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