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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辑校古籍编”与“金石编”

2021-05-30石祥

藏书报 2021年42期
关键词:佚文稿本影印

石祥

今年是鲁迅诞生140周年。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在今年9月底鲁迅生日之际问世发布,无疑是可喜可贺之事。关于新版手稿全集的总体情况与特色优长,王锡荣、黄乔生诸先生已有发言,或撰文介绍。这里拟专就“辑校古籍编”与“金石编”,略作评介。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与金石手稿,未被收入上世纪80年代的旧版《鲁迅手稿全集》(文物出版社),而是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3年)、《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 987年)的名义单独出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6函49册,收录手稿7712页,《鲁迅辑校石刻手稿》3函18册,收录手稿3280页;新版全集“辑校古籍编”收录手稿11249页,“金石编”收录手稿6058页(以上均按国图社统计数据)。相较前次影印,“辑校古籍编”的手稿数量增加了近50%,“金石编”则近乎翻倍。

无论是已知的现存手稿,还是未知但实际存世的手稿,鲁迅手稿的存世总量必然是有上限的。近年来,虽有一些辑校古籍手稿与金石手稿(如西泠2016年秋拍的《齐谐记》、嘉德201 3年春拍的《许氏志怪》)重现于世,但为数有限。新版全集增收手稿数量如此之多,一是延续了前次影印的未完工作,二是编纂思路的转变所致。

关于前一点,当年曾有继续出版《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7函的计划,拟收《出三藏记集》《易林》《易林丁晏释文》《墨经正文》4种,因故未能实现(见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成书过程与思考》)。除以上4种之外,未刊辑校古籍手稿(零散手稿居多),也还有一些。新版全集以全面收录、无有遗漏为思路,将之前未刊的零散手稿尽数收入。虽然这些零散手稿的篇幅有限,却也是反映鲁迅辑校工作环节与具体操作的珍贵材料。比如,《古小说钩沉》中的《甄异传》,除最终稿本之外,《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只收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初稿(末有1964年周作人题记),内容是自《北堂书抄》《太平御览》抄录的佚文。此次增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另一初稿(末有1956年周作人题记),内容是自《太平广记》抄录的佚文,并以《太平御览》所载佚文对校。此件初稿的公布,不仅与最终稿本中的《甄异传》兼有《北堂书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佚文相吻合,而且使我们得知:在初稿阶段,鲁迅的工作顺序是先检索《北堂书抄》《太平御览》,抄出佚文,后从《太平广记》抄出佚文,再以前者与后者对校。

新增手稿中也有篇幅较大者,此类手稿的价值相对更高。其中最典型的是《幽明录》初稿(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大多被裁成散条(入藏时已如此,应是鲁迅所为),有近300条(页)之多。《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只印了该件最后一页(此页完整,末有周作人题字“右鲁迅手写古小说钩沉稿一叶”),新版全集则全部印出。笔者初步分析的结果,这些散条来自至少4个彼此独立的初期手稿,足见鲁迅辑校过程之繁复;更重要的是,这些初稿是珍贵的过程性材料,对它们进行分析,可以复原初稿阶段鲁迅工作的具体步骤以及工作思路的演变。若单看《古小说钩沉》最终稿本中的《幽明录》,固然也能明了鲁迅搜检佚文范围之广,进而约略体会到辑录过程之繁复。但最终稿本是经过“整齐化”后所形成的,绝大多数的过程性痕迹已然消失,故而很难从中探究鲁迅工作的具体历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幽明录》手稿所含的4个手稿中,可以分辨出其中一件属于《小说备校》。提及《小说备校》,一般是指鲁迅从《北堂书钞》《初学记》《酉阳杂俎》抄辑的《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搜神记》《搜神后记》《王子年拾遗记》《异苑》7种书,这部分手稿现存国图。1952年,唐弢编纂《鲁迅全集补编拾遗》,按上述顺序,将这7种标点整理,由此形成了现今人们一般认知中的模样。若从鲁迅辑校古小说的整体视野下重新观照,可知《小说备校》实为《古小说钩沉》多个初期手稿中的一组。《小说备校》手稿的特征明显,有别于其他初期稿本:使用“绍兴府中学堂试卷”蓝色格纸,各书首页左上贴有小签,标记编号与书名,作“一拾遗记”“二搜神记”“三搜神后记”“五十洲记”“六神异经”“八异苑”(均为鲁迅题字);《洞冥记》的小签未标数字,仅题书名(周作人题字),其他特征则与以上6种相同。可见唐弢整理时未按鲁迅标识的次序排列著述,且缺“四”“七”两件。这两件实际没有丢失,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未曾影印公布。一为《述异记》,仍保持最初的整页状态,首页左上小签作“四述异记”,另一便是已被裁成小条的《幽明录》,所幸小签仍存,作“七幽明录”;这2件所用格纸与前述7种一致。换言之,《小说备校》至少含有9种书,这是新版全集增入未刊手稿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发现。

至于编纂思路的转变,新版全集最显著的特点是扩大了“手稿”的界定范围,将鲁迅抄写的古籍、在古籍原书上的批校、补抄的原书缺页、所题写的拓片签条,亦纳入影印范围。换言之,这里的“手稿”实际包含了鲁迅的一切手迹。或许会有人从“原创性”角度提出异议,认为如此界定“手稿”,过于宽泛。其实,筹划编印《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之初,关于收录“宽窄”,就有分歧。方行等人主张“一网打尽”,谢辰生、启功、顾廷龙、林辰等主张有所选择,最终议定:对于单纯的抄录,仅收完整成部且抄写精美者(详见叶淑穗《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

新版全集的编纂,可以说是方行思路的延续。至少就古籍与金石部分而言,“一网打尽”更利于展现鲁迅的古籍与金石学研究的全貌与个中细节。就抄写古籍而言,鲁迅辑佚古籍,往往首先抄写前人辑本,再翻检各种文献,对其修订增补,最终形成自己的辑本。所以说,鲁迅抄写古籍,未必是为抄而抄,恐怕是他原有增补辑佚的念头,只不过有些付诸实施,有些止于初步。就批校而言,典型实例是《会稽郡故书杂集》,此书刻成后,鲁迅在一部刻本上做了校改修订(现藏国图,此次影印了有鲁迅批改的页面)。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先生研究古籍稿抄本,便主张此类有作者校改的刻本实质是著述创作的延续,应视为修改稿本。至于鲁迅题写的拓片签条,数量众多,其上不仅标记石刻名称,还记录石刻年代、原石所在地(或现藏何处)、前人著录与考订意见,等等。这些内容反映了鲁迅对于该石刻的认识判断,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前人成果的参考利用。

新版全集编纂思路的另一特点,是注意交待鲁迅手稿的物质形态特征与现存状态,尤其强调“件”的概念。以页边注的方式,标记每件手稿的册数、页数、原件尺寸、现藏地等基本信息。这些信息之于手稿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各函虽均有《编辑说明》,但仅作简单介绍,上述信息往往付之阙如。研究者利用起来,多有不便,容易引发误判。新版全集在此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此外,新版全集采用全彩原大影印(个别手稿尺寸巨大,无法原大印成,稍有缩小),不加修润,只做色彩校准,遂能准确清晰地呈现鲁迅手稿的原貌。《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是去底色的黑白印刷,有朱笔批校之类的彩色处,再加套色。二者之间的优劣,不仅在于新版全集的阅读体验更为良好,还规避了旧影印本的某些失誤,呈现出旧本未能体现的细节。例如,《玄中记》的初期稿本中,有2件被装订在一起(现藏国图),前后相邻,其一写于素纸(1页),其二写于“绍兴中学堂”蓝色格纸(6页),均被印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3函第10册。但或因两件相邻,造成干扰,用素纸书写的那件被错误地加上了套色,印成用“绍兴中学堂”蓝色格纸书写。新版全集为彩印,无须后期套色,自然不会出现此类讹误。又如,个别手稿上有被火烧灼的圆形破洞,显然是鲁迅吸烟时烟头掉落所造成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以去底色方式印刷,无法体现出这种痕迹;新版全集原色印出,便将鲁迅工作时的鲜活细节呈现出来。一一这也是新版全集所带来的饶有趣味的一点。

新文学手稿存世量巨大,有待深入开掘,高质量的、成系统的影印自然是第一步。不同人物的手稿面目各异,不可能有通用的影印实施方案。而鲁迅手稿的类型丰富,涵盖了创作、编译、学术研究等多种著述样态,从这一角度而言,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至少可以为今后的手稿影印工作,提供某种程度的参考。笔者有幸参加“辑校古籍编”的审稿工作,又获读“金石编”校样,收获良多,谨撰此文,作为点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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