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鑫

和正常考生同台竞争，邬逸帆、周文晴双双获得名校的青睐，拒绝被框定在“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之中，用实际行动给其他盲生的人生方向点亮了一盏灯。

此前，周文晴被中国人民大学拟录取，邬逸帆收到了利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的offer的消息冲上热搜。考研难，视障学生考研更难。周文晴、邬逸帆却做到了。

母亲黄卫娟得知周文晴考上人大后，往事一瞬间涌进她的脑海。她觉得有些对不住自己的闺女。“闺女太辛苦了，现在终于有了回报。文晴本来眼睛就不方便，每天学习那么累，学校也是她自己联系的，我们也没帮上太多的忙……”

黄卫娟哭了，周文晴也哭了。

“没因为疼哭过”

1998年，周文晴出生在江苏。她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家的孩子怎么不注意周围的东西啊”，周文晴的母亲黄卫娟有些诧异。当黄卫娟询问周围的老年人，他们也是一头雾水，告诉黄卫娟， “可能小孩子还小吧”。等到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黄卫娟越发觉得不对劲，经过医院检查才知道，周文晴是先天性视神经萎缩。

“当时真觉得天塌下来，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感觉就像一场梦。”黄卫娟说，“我在想，文晴100天的时候眼睛会不会好啊，半岁的时候会不会好啊，一岁的时候会不会好啊。”

黄卫娟带着仅两个月大的女儿从江苏奔赴北京同仁医院治疗眼睛， “说实在的，闺女从小就遭了太多罪了”。直到6岁，文晴还要去北京同仁医院接受视力恢复训练。

周文晴的父母都是医院的药剂师。父亲为了照顾周文晴，上夜班成了常态。母亲也时常请假带周文晴去北京治疗眼睛。“看病要一直花钱，我也不敢辞了工作。”

在北京的医院没有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黄卫娟带着女儿回到了老家江苏省新沂市。从新沂市到徐州市，坐火车需要1个多小时。因为听说在徐州有通过针灸治疗眼睛的地方，黄卫娟带着六七岁大的女儿每天往返于两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个月。“治疗眼睛的时候，扎了8根针啊！我现在都不敢回想。”黄卫娟告诉记者，“但文晴也就‘哼哼两声，从来没因为疼哭过。”

在周文晴7岁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孩子岁数也大了，以后她也要踏入社会，就让她去上学了”。黄卫娟和丈夫商量后就把女儿送到了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由于周文晴在那里生活不便，两年后，家人就把她送到了南京市盲人学校。

不想做咸鱼

在南京，紧邻古色古香的繁华秦淮区老东门，现在的南京市盲人学校是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盲人教育体系的学校。周文晴是在这里读的小学和初中。年纪小、离家远，母亲怕她一个人孤独，就给她买了一些文学故事的磁带。

初中毕业那年，她自己选择了青岛市盲人学校，理由很简单，那里教视障学生高中知识。在当年国内的盲人学校中，青岛盲校算是一个较好的学校，她就去了那里。

“我为什么非得做推拿按摩？我就要上高中，还要上大学。”周文晴那时就给母亲说出来自己的想法。黄卫娟拗不过她， “她还挺倔的。我们还是尊重她的想法，让她去了青岛盲校。但是我当时确实想让她学个一技之长，将来能养活自己”。

在当年，国内对视障学生进行单独招生的大学并不多。4月，被视障生称为考试月，全国为数不多的几所招收视障生的本科大学，都将考试安排在这个月。这些大学以自主命题组织考试的形式招收视障生，这被称为“单独招收”。国内接收视障学生的大学并不多，有长春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滨州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它们招收的专业以推拿和音乐为主。

但是周文晴心里却想着参加高考。她参加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单招后，距离高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她所在的盲人班已经停课了，教室也已经空了。父母就帮她找了一个普通高中，安排她跟班学习。那個时候，黄卫娟每天晚上给女儿口述试卷上的题目。“说实话，因为她已经参加单招了，我和孩儿她爸不想让她去再参加高考了。当时她每天晚上熬到12点多，我们看着都心疼。”

在打印高考准考证的时候，一家人才发现周文晴因为参加过单招，当年不能参加高考。一直期望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周文晴那天哭得特别厉害。据母亲黄卫娟说，她当时甚至还想复读。周文晴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些遗憾。

顺利地通过单招考上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应用心理专业，周文晴已经算是视障学生中的佼佼者。同为视障学生的高同学看来，“其实周文晴挺优秀的，我觉得能考上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盲生都挺厉害的，因为一个省（江苏省）好多人去考也才招那么两三个”。

周文晴说：“普通的人，即便初中毕业，那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我们（视障人士）来说，如果是一个低程度教育，你想做一个咸鱼都不可能。”周文晴告诉记者：“教育，对于残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摆脱‘桎梏的过程，”

“加油啊！ ‘周五百”

“人大！我也没考虑过别的学校。”她说得直接干脆。为此，周文晴在宿舍中有一个外号叫“周五百”。“500就是满分的意思。当知道她要考人大，大家都希望她能考满分。”舍友吴思影告诉记者。

当周文晴的母亲知道她要报考人大，心里却充满了担心：“人大太冒险了，考个南京的学校就行了。”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年，大家都去考研。报录比一下子变得很低，这一年里考上人大并不简单。”周文晴的好朋友邬逸帆说道。

在周文晴大三的上学期，她便着手准备考研。受疫情的影响，她刚开始是在家里备考。 “每天坐在屋里学习。我怕她累着了，想带她去外婆家转转，她也不去。”周文晴的母亲说道。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天多吃一粒米……”在备考的一年时间里，周文晴设定的6：30闹钟会在每天准时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和《卡路里》是周文晴的闹钟提示音， “这些歌听了就能把人吵醒”。

周文晴是她们宿舍第一个起的，也是最后一个回来的。“她回到宿舍还会看会儿书，大概看到12点多才会睡觉。”经过大学四年的接触，吴思影说，“她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且自律的人。”

失灵的“↓”键

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中，周文晴通过指纹解锁专供残障学生使用的电梯通道，进入图书馆二楼的盲人阅读室，开始一天接近10小时的备考。一卷卷厚厚的盲文英语试卷堆放在桌头，其中一卷仅相当于一张A4纸的内容。

在和周文晴交流中，聊天对象能明显感受到她较快的语速，这大概和她经常听读屏软件的倍速朗读有关。但是考试是用的盲文，盲文的阅读速度相比眼睛看要慢很多。

提高英语盲文试卷的阅读速度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一开始做英语盲文试卷特别慢，第一次足足用了8个小时。”周文晴告诉记者。

90多天，英语一、英语二的试卷上的每一个凸起的小点都被周文晴反复触摸5遍以上。她仔细琢磨语法结构，从以前慢吞吞地仔细触摸每一个单词，到现在手在书上“飘过”就能推理出后面英文语句的意思。

由于周文晴小时候习惯用右手写作业，左手摸书，她的右手触摸盲文的效率并不高。她就找一些相对简单的中文材料，用右手一边摸一边读，每天练习20分钟。后来在做卷子的时候，她的右手也能帮上忙了。

在考场上，当急促的收卷铃声拉响，她用盲文笔在盲文板上戳下了最后一个点。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是形容一个人不听劝的话，却是智障学生背书的真实写照。和普通考生不同，周文晴使用读屏软件“看书”，一边听书、一边把8本专业课书籍整理成电子版。

“听读屏软件朗读毕竟不像用眼睛看，有时候很难记住。”周文晴需要反复地“看”书。她一个人静坐在图书馆里，读屏软件的语音通过耳机在她耳旁不断重复。在手指长期按压下，电脑键盘的“↓”已经被她按失灵了。她的学习进度也没耽搁， “从暑假开始之后，我两周背一遍8本书的笔记，一直重复背到考试。”

枯燥是考研的常态。读半个小时课外书成了她的慰藉。“比较喜欢文学和哲学的书，还喜欢播音、朗诵和辩论赛，我之前还专门去北京和一个老师学播音。”周文晴告诉记者，“考研期间花费在兴趣上的时间很少了，我每天只花半个小时练播音，再花半个小时读课外书。”

“当看到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半小时过得很快，我就不得不回归到心理学的复习。这时，我就会觉得特别枯燥。就像你明明很向往远方，却不得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忙起来的时候，她有时都来不及去食堂吃饭。室友帮她把饭带到无障碍电梯口。她便在电梯口的狭小空间中把饭迅速吃完，冲进图书馆继续学习。

市场上充斥着各类辅导资料，盲文资料却不见踪影。准备考试资料也是令视障学生头疼的事。大学的盲文专业书和笔记、学校给的盲文英语题、自己转换的政治资料书、人大考研真题，构成了她考研的复习资料。自2017年7月起，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全面开展高等融合教育试点工作。学校为视障学生购置近70万元的盲人教育教学辅助设备，制作盲文版教材及试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周文晴寻找资料的难题。

“我们图书馆买了一个盲文打印机，专门负责打印的老师帮我打了很多材料，例如，盲文英语的试题和一些英文文献。”周文晴告诉记者， “一些资料没有的话，我会把书先转换成PDF格式，然后再转成Word格式，再用盲文打印出来。一些志愿者或者朋友也会帮忙校对。”

“请您抛却先入之见”

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的前一个月，这个经常笑起来露出两颗可爱小虎牙的姑娘慌了： “人大究竟要不要盲生？”

中国人民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没有出过盲人试卷，也从来没有盲生报考这一专业。周文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当她第一次联系到人大研招办，希望对方能够给出盲文试卷，人大拒绝了她。此时，留给考生复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换专业、换学校对于普通考生已经有些困难，对于视障学生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没有招过视障学生，他们也不太了解视障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就担心人才培养方案不适合我。”

此时的周文晴只有眼前路。她通过邮件第二次联系了人大。

“当您抛却先入之见真正接纳一名视障学生，会发现一切真的不像您预想的那么困难，给他人带来负担实非我所愿，但世界差异纷繁，每个人的生命独特、珍贵而短暂，作为一个人，我岂能因视障而放弃争取自我的发展？”周文晴在给人大的邮件中写道。

也许是校方被这个女孩的坚持打动，又或许是遵守《残疾人教育条例》的规定——“残疾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时，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提供支持条件”。当周文晴第三次通过电话联系到校方时，人大同意为她提供盲文试卷。

“现在不是让他们录取我，我只是申请让他们给我提供盲人试卷，最终学校录不录取还要用成绩说话。”周文晴告诉记者， “因为体检是在初试和复试之后的，即便现在我有视力问题，学校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在程序上拒绝我。”

最后，周文晴近一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她通过了初试。

2021年4月2日，一场专门为周文晴准备的网络复试面试在人大心理学系主持下进行。在复试面试當天，人大副校长刘元春在网络候考考场上同周文晴亲切交谈并鼓励了她。

初试407分、复试265.35分，是周文晴的考研分数。当她得知“周文晴”三个字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应用心理专业拟录取名单上时，她紧紧地抱着室友，哭得稀里哗啦。

“教育对于普通人很重要，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越是能有一个更高的平台，选择也就越广。”

“听到头昏脑涨”

残障人士更需要接受教育的看法，邬逸帆无比认同。她也走上了考研之路。她和周文晴从小学起就是好姐妹，在大学校园，她们更是形影不离。

邬逸帆今年4月份收到了利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的offer。她并没有像周文晴那样报考国内大学，她选择去国外留学。“我其实本来打算考国内的研究生，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国内视障学生做研究还是有困难的。我就想去其他国家了解一下他们的融合教育是怎么样的，以及我国能借鉴到什么经验。”

高中的时候，邬逸帆的母亲经常坐在她的旁边，一只手捏着数学练习册，另一只手的手指随着朗读缓慢移动，把题目中的每一个字清晰缓慢地读出来。邬逸帆先抄在纸上，再去演算， “有时一道题目我就得演算一页纸”。

当她准备雅思考试的时候， “雅思真题扫描后，它的格式是有问题的。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有雅思真题的App。但是由于它的题目是割裂的，我就把真题一题一题复制下来”。邬逸帆告诉记者。

盲人通过读屏软件操作手机的方式比较烦琐。它将智能手机的操作方式换成了“按键机”的操作方式——单机选择、双击确定、从上至下，逐条朗读定位。这样的烦琐的复制粘贴操作方式，她硬是把真题给整理出来了。

邬逸帆习惯在宿舍练习半个小时听读。“刚开始的时候各种缺氧，头昏脑涨，脑子里全是嗡嗡的英语声”。时间长了之后她才逐渐适应，听力和口语也提高了。

“未来可能会考博”

当聊到周文晴未来的工作，母亲黄卫娟的心情有些复杂，还是为女儿周文晴将来寻找工作担忧。“闺女考上人大，追求自己的兴趣挺好的，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她将来的就业问题。”而周文晴和邬逸帆这两个小女孩则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生涯咨询师，是周文晴觉得未来可以从事的工作。这与她所学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契合。 “但我真正理想状态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大学教书。我可能将来会打算跨专业考博，希望自己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能够教书育人，能够在自己业余教书之余写东西，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问题有一些独立的见解。目前这些还是很遥远，我只能向这个方向努力，虽然还不确定将来考哪个方向的博士，但这是我最终的一个生存状态。”

与周文晴相似，邬逸帆也决定走上教育这条路。从小到大遇到了很多障碍，邬逸帆再清楚不过——母亲深夜给她一字一字朗读题目、spss分析工具与读屏软件无法兼容……她萌生了在中国推广融合教育的念头， “我想出去看看国外融合教育的经验，将来在国内企业公益组织、教育机构或者政府部门做关于多元化就业和融合教育的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