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毛泽东，所以才有后来的陈毅”

陈毅最早知道毛泽东的名字，是在法国，时间为1919年冬。当时陈毅随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巴黎。陈毅的哥哥陈孟熙回忆：

我们到巴黎不久，由四川重庆出发的勤工俭学学生也来了，邓小平同志就是那个时候来到法国的。稍后，徐特立同志也带了一批湖南籍的学生来到巴黎和我们住在一起，同徐老一起来的，还有蔡和森、蔡畅、蔡老夫人、向警予等人……我和仲弘（即陈毅）同湖南籍的同学编在一个班里，我们和蔡和森同一排长桌听课。记得何长工同志当时也在这所学校学习。

徐特立、蔡和森等人是由长沙的新民学会组织来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发起的。陈毅与蔡和森等湖南籍学生要好，便从蔡和森那里知道了毛泽东。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史学界的确认：

陈毅还未见到过毛泽东。在巴黎，蔡和森早就细说过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与举办《湘江评论》的贡献。

在法国的时候，蔡和森等人与国内的毛泽东经常书信来往，陈毅从蔡和森等人那里获知一些毛泽东的情况，对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情况很感兴趣。

1921年10月，由于进驻里昂大学斗争失败，陈毅和蔡和森等100多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遣送回国。随后，陈毅在北京和四川等地工作，经常听到毛泽东的名字，但两人没有接触。

1924年1月，国共合作，陈毅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

1927年4月，陈毅在组织起义失败后，到达武汉。5月，中央军委分配他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以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同恽代英、施存统组成该校中共党委，并担任书记。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在武昌，声气相通。由于党内外一些人对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责难，甚至说是“痞子运动”，年初的时候，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走访，经过调查后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在党内外影响很大。陈毅入校后，就读到了这篇文章。

陈毅和毛泽东两人虽近在咫尺，但还是擦肩而过。

这时陈毅虽然知道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革命形势正急转直下，两人忙于应对日趋恶化的局面，加上陈毅此时在党内的职务并不很高，所以两人还是没有见过面。但是，毛泽东已是陈毅景仰的党内领袖之一。

此时距陈毅和毛泽东见面还有一年。

1927年8月，陈毅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主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陈毅与朱德率领余部折向湘南。粟裕回忆：

1927年10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转战途中，朱德和陈毅遇到从井冈山下来的张子清、伍中豪、袁文才、何长工，他们对毛泽东拿枪杆子上山的主张的介绍，更使陈毅对这位毛委员的创见特行满怀敬意和兴趣。

随后，陈毅便开始与毛泽东越走越近了。

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2团分路向湘南行动，支援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当袁文才、王佐率第2团摆脱敌人追击，退往资兴时，在资兴附近突然碰到陈毅。陈毅正带着部分暴动农军和地方党的机关一万多人由郴州退过来。时任第2团党代表的何长工回忆：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祜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祜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祜涛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又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结果，楊祜涛等人果然在安仁、耒阳的边界路上，被敌人抓住，最后惨遭杀害。“上井冈山”去，这是有史可查的陈毅首次对毛泽东产生一种信念：去了他那里，可以躲避危险。

随后，陈毅和朱德向着井冈山进军，4月28日，他们和毛泽东在宁冈砻小的龙江书院会合。对此，陈毅本人后来回忆：

我随南昌暴动的一部分队伍，在朱德同志率领下，辗转作战，到达湘南。1928年，这支部队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成红四军，我在其中担任过师长、军委书记等工作。

就这样，陈毅与毛泽东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两军会师后，5月6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满怀热情的信，其中写到：“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三个“相”字，就是毛泽东对陈毅的初期印象。

对于陈毅与毛泽东的相识，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副组长吴克斌说：

我认为陈毅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与毛泽东的相识。由于有了毛泽东，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陈毅。

确实，陈毅因为跟随毛泽东干革命，才开启了辉煌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吴克斌说：

怎么解释？就是说，如果陈毅没有遇到毛泽东，那他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多种选择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彷徨和失误;如果没有毛泽东，他对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觉悟不会如此明确，因而也无法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如此充分，也就不能成就他后来的事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陈毅也只能是现在的陈毅。毛泽东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可以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决定作用、支配作用。

陈毅和毛泽东两人的关系，从1928年4月第一次见面开始到1972年1月陈毅去世，延续了44年。

“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

陈毅有一句名言：“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熟悉他的人说：“陈毅同志不为私。”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陈毅对毛泽东的信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出自他本人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

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建立了友谊，但吴克斌认为：“这段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关系，既有基本的一致，也存有分歧，有时甚至是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友谊是随着相互了解的增进而发展的。两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性格不一样，哲学思想不一样，两人的立身之道，做人的规范信条也不完全一致。”

尽管有着诸多的不一样，但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都是共产主义者”，即都要去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正是这样的追求和对真理的信仰，陈毅在战斗的胜败之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方略也能认可。他对毛泽东政治方略的认可，经过了一个短暂而曲折的过程。

1929年6月，蒋介石下令赣闽粤三省重兵对在闽西的红四军发起第一次“会剿”。大敌当前，红四军内部却在军队未来发展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建立根据地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争论，焦点为：一、建设红军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毛泽东主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现官兵平等;朱德、陈毅等人主张“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政治工作从属军事工作。二、建设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要有“屁股”;朱德、陈毅等人主张游击战，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总起义的到来。

这些争论在红军内部本就由来已久，而1929年5月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达红四军后，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临时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挑起红四军内部的斗争，使得这些争论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化。

在长途转战中，红四军中一些不好的现象，如打骂士兵很严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的大多数官长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

在刘安恭的挑拨下，不少人将矛头直指毛泽东。1929年6月8日，在前委扩大会议上，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因受众人指责，提出更换前委书记人选。此时，矛盾更加尖锐。

随后，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些争论在会议上再次摆出来。多数人特别是军事将领支持朱德、陈毅的意见。陈毅是大会主持人，担心红四军内部分裂，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对朱毛各打五十板，批评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可是，陈毅各打五十板的办法没能解决问题。众人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出现的争论应多负责，决定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朱德也提出严厉批评。朱德对批评不表态，但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不接受批评，并在重申自己的主张后声明说：“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会上改选了前敌委员会，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为委员。

党的七大会议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反而使得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飘忽不定，这是军中大忌。7月上旬，根据前委的决定，红四军四个纵队全部出动，分兵发动群众，陈毅、朱德率军部离开龙岩，移驻连城，进行反“会剿”作战;毛泽东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由此离开部队。

朱毛发生分歧，尤其是毛的坚决态度，促使陈毅不得不深思。这时前委接到上海的党中央来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前去报告情况。陈毅决定亲自去。为此，他专门去见毛泽东，转達党中央的意见，并告诉毛泽东：“我准备自己去上海一趟。”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把红四军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1929年8月初，陈毅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红四军的工作由朱德主持。

8月26日，陈毅辗转到达上海，随后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党中央研究后，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责成陈毅、周恩来和李立三成立三人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红四军内的问题。

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三人委员会达成共识，周恩来便让陈毅起草一份党中央给红四军的意见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陈毅后来回忆：

当时是周恩来主持中央的会议，开过一次会后，周恩来同志继续跟我谈话说：“你可以替中央写一个指示，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工作。”于是，我就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拿给恩来同志看了，恩来同志一个字都没有改，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主要是去请毛泽东复职，朱德同志要服从毛泽东同志，你这个责任很重大。”

这次上海之行和起草“九月来信”对陈毅起了什么作用？吴克斌说：

1929年2月，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到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6月红四军“七大”中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由陈毅继任，毛泽东一气之下到蛟洋养病。“九月来信”以前，陈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这种想法：毛与朱两人最好都不走，如果中央一定要他们离开，或者走一个留一个，或者一前一后走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先走。为什么？这里陈毅可能有潜台词，就是认为军事作战没有朱德不行，毛泽东的政治职务却可以由别人代替。这个想法反映了此时陈毅对毛泽东认识的局限，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前途联系起来。但到他起草“九月来信”时，他的认识改变了，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思想上有了飞跃，才有了后来的几次请毛泽东重新出山回红四军军部主持前委工作之举。

陈毅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转变后，10月3日，他带着党中央的来信回到了闽西。然后，他向朱德转达了党中央的意见，并建议欢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来。陈毅后来说：

我带回中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继续领导，因为他是正确的。

朱德表态同意后，拿出一封毛泽东写的信给陈毅。陈毅后来回忆：

那个信我现在大体上还记得。因为七次大会以后我离开了，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带着队伍往中漳平一带活动，红军队伍损失不小。那里是土匪地区。后来没有办法，又退回到永定、坝州一带，又开了个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政治工作人员不满意，一致要求毛主席复职，不满意朱的领导。这就是所谓“‘政治小鬼要求毛主席复职”。毛主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去。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去。

陈毅看完信对朱德说：“这封信是对的，我赞成这封信，过去那些事我撤回，我请他回来。七次大会是我犯了错误，我这次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的。”

朱德不信，说：“你去试一试吧。”

陈毅说：“那我就试一试。”

那么，陈毅是如何把毛泽东请回来的？他后来回忆：

这期间还有个打梅县的战斗。此次战斗部队损失很大，从梅县撤回来后，朱德、伍中豪和林彪等人主张把部队转向江西，向兴国、宁都、于都这一带走。当时我也赞成到江西，但感到还不是时候，因为毛主席未回来，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我坚决反对，主张无论如何要先到福建上杭，把毛主席接回来以后再共同来决定这个行动，我说我跑一次中央的任务就是这个。对此，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我说毛主席走了，我代理前委书记，我走了，你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现在我回来了，我是全军的党代表，不能讲价钱，明天队伍开上杭。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从安远开往福建上杭。

这时，我说要是把毛主席请回来，恐怕还要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坐下来肃清“七大”“八大”的影响，林彪说：不，还是要讨论队伍分散行动的问题。他的理由很多，主张朱老总带两个纵队向闽中冲去，他留在永定、上杭一带。他认为敌人很强大，只有用这个经验，红军才消灭不了。集中行动，目标大，得不到补充，要打遭遇战，红军这么削弱下去，不知道哪一天还要分散。欢迎毛主席回来，我是赞成的，因为七次大会上我是支持毛主席的。分散了，还是可以欢迎他回来。我说不行，现在要集中行动，现在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江西，建立大的革命根据地，不是分散的问题，我说，你是一贯的悲观失望，总想拉起队伍走，你这个观念不对。他没有办法，说，我也知道我的意见通不过，但我还是把它讲出来，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说：你保留你的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等毛主席回来再说，我说队伍要抓紧，这三个纵队无论如何不能分散。

这一次争论得很激烈。那时，朱老总没有表态，伍中豪也没有表态，主要是林彪跟我两个争。

后来，我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我这次到中央去了一次，我们争论的问题都解决了。七次大会是我本人犯了一次严重错误，我可以作检讨。中央承认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同志们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赶快回来。毛主席得到信后坐担架回来的，回来时还是有些病，伤风还比较严重。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很高兴。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各种倾向进行了批判。陈毅后来说：“但是没有点名。没有点朱老总的名，没有点我的名，也没有点林彪的名。”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总结了红四军的建军经验，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最后选举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委员的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地位。

一场持续了很长时日的争论终于结束，红军重新踏上了正确的轨道。因为不久前毛泽东批判过“陈毅主义”，陈毅后来说：

这时，我心里有个问题，对于错误，我承认了，毛主席是会信任我的。我们共甘苦有三年多了，我没有个人打算。我那时并不是考虑毛主席复职以后，我到七军或到鄂豫皖去，我没有这个打算。我也不是因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对“陈毅主义”，就心存芥蒂。我认为毛主席这封信对我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

陈毅的态度光明磊落，这也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古田会议后，陈毅找到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你现在还是留在四军好，不要到鄂豫皖去，也不要到七军去，我挽留你。他还主动说：我写了一封信，朱德同志拿给你看了，不晓得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拥护你这个信，你信中对我的批评，我是赞成的。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原来估计你是一去不回了。你回来了，我欢迎你留在这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也以诚相待，用革命同志式的友好態度对待陈毅。他的这种态度再次赢得了陈毅的敬佩。

吴克斌认为这次是非曲直争论的结果对陈毅的影响是终生的：

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常讲‘组织决定吗？你怎么把这些扯到个人头上去了呢”，这事看来有矛盾，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毛泽东有很高的才智，在党内有很高的权威，他的正确的政策常为组织所接受、采纳和实施。在组织上许多对陈毅的决定中，毛泽东往往起主导作用。毛泽东是能够做到这些的，而反过来，陈毅对于毛泽东却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不是他没有试过，红军时期他曾经有两次想支配毛泽东，一次是井冈山上，一次是红军党的“七大”，但结果却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他的那一套思路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相吻合，相适应的，而陈毅的认识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陈毅自己说过，井冈山会师后，以朱徳为领袖还是以毛泽东为领袖都还没有确定，是经过七大、八大到九大，他才认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最终陈毅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党和自己的领袖，莫不与这次争执有关，而在争执解决之后，陈毅从此在政治上铁心认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陈毅曾经谈到：“领袖不是天生的，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长由群众认识的，我就是这样，开始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是领袖，经过湘南失败，经过红四军“七大”，最后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

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所争，皆是大公;他们所执，均为主义。毛泽东也以他的正确领导和不屈服的态度赢得了朱德和陈毅两位终生的战友。他们的友谊是纯正的革命友谊，没有掺杂半点私情。1949年5月，陈毅率部进驻上海，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大胜利之际，陈毅感慨万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更是感慨不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记得在那红旗飞舞、欢庆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凯歌声中，陈毅同志多次对我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革命オ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不行！使我们终身难忘的是，就在那接管城市，日理万机的繁忙时刻，陈毅同志还向我们追述他怎样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认识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花塘事件：毛、陈信任关系的试金石

1934年10月在中央苏区一别，直到1944年陈毅去延安才和毛泽东重逢。尽管两人近十年没在一起，吴克斌认为，“对陈毅的工作，毛泽东是肯定的，对陈毅本人，毛泽东也是信赖的”。然而，十年之后，当他们将要重逢时，陈毅却是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

陈毅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情？

这不得不说说黄花塘事件。

1942年3月，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要回延安。3月4日，华中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在总结报告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陈军长代理……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刘少奇临走前对华中局领导工作的安排，陈毅本人没有什么意见，是服从这个安排的。

5月，饶漱石也离开新四军军部，带工作组到淮南检查2师工作。他此去要三个月才能返回来，代理的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便由陈毅代理。

饶漱石离开军部后，华中局便有一些议论，即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人，为什么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在议论中，称赞陈毅工作的人比较多，这对饶漱石是一个很大的压力。9月1日，党中央发出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提出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而陈毅比饶漱石资格老，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可能被党中央任命为华中局书记。

随着整风运动越来越深入，饶漱石抓住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主持会议中撤掉了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历史以及陈毅心直口快的个性，说陈毅早就反对毛澤东，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排挤书记。10月16日，饶漱石在黄花塘驻地组织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

会后，他又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并且还煽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发电报批评陈毅。

黄花塘事件把陈毅搞得灰溜溜的。而饶漱石之所以能煽动一些干部并敢打电报到党中央告状，除过去的历史事件外，他还抓到了陈毅“反毛”的新“把柄”：

有一天，陈毅在军部处理公务，其他人都走了，就随便地和秘书聊天，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中央规定的整风必读文献，他就问，你这些书都读了吗？接着他随口感慨说，这些书都是好书，可是不要看这些书讲得头头是道，执行起来就不一定真这样，我看得多了，在井冈山就看到了，有些事情就不是照样执行的。这些话，当时听来显然不太恭敬。秘书很单纯，吓坏了，回去也不敢和谁讲。过了些日子，上面再次强调整风要敞开思想，秘书就着急了，那天他看到饶漱石一个人在黄花塘边乘凉，就走上去谈了这件事，饶说，行了，知道了。表面平平淡淡，实际如获至宝，认为抓住了陈毅过去反毛，现在还反毛的“把柄”。

饶漱石把陈毅的所作所为竭力往反对毛泽东身上去扯，陈毅只好向党中央发电报报告事情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毛泽东接到他的电报后作出了回复：

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ー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1943年11月8日

毛泽东指出问题的实质不是所谓的陈毅“反毛”，而是陈饶不和，淡化了饶漱石的告状性质。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后，便决定去延安。1943年11月25日，他和妻子张茜离开华中局，前往延安。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3月7日到达延安。

陈毅行程数千里，来到延安要见毛泽东。宋时轮后来与人说：

陈毅因为黄花塘事件，心中惴惴不安。虽然他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其中也有像“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这样歌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诗句，但毛泽东和中央究竟会以什么态度待他，他心中无数。因此，他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

十年之后再次见面，陈毅是这种态度，毛泽东则忍不住对他发了脾气。宋时轮回忆：

公事公办样的谈话后，毛泽东忍不住发了脾气，他说，你这个陈毅，我们10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敢跟你说话吗？

原来陈毅完全是多想了，毛泽东还是当年和他促膝谈心的那个毛泽东。

陈毅听了毛泽东这席话，很感动，放下了包袱，两人用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那种感情交流谈话。陈毅原本是准备到延安“请罪”的，但毛泽东给他做思想工作，他感到彼此之间越来越亲密。194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

1954年2月16日，陈毅在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回忆了他回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之后的交往细节：

当时陈毅要谈与饶漱石之间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浇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又给他讲了许多党史问题，陈毅才静下心来……

毛泽东不让陈毅去谈这个问题，也别看那个电报了，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因为看了则可能增加更多看法，不看则心绪会逐渐平静。毛泽东知人，也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他不让陈毅谈那些不愉快的事，但没忘记去解开他思想上的那些疙瘩。

3月15日，毛泽东找来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发了一个电报。电报在热情叙述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等人对他的教育和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无论在内战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

毛泽东把陈饶的争论归于“工作关系性质”，还肯定陈毅“有功劳”，显然是为陈毅说话，以免他被人误会。

可是，饶漱石收到电报后第二天就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坚持陈饶争论“属于重大路线”，“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同时，也给陈毅复了电，其中也无好言。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漱石的回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派人送去。

毛澤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4月9日，毛泽东给陈毅回信，开导他说：“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次日，毛泽东又找来陈毅面谈。

陈毅见到毛泽东，如实地汇报了自己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竖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听到这种知己间才有的话语，心里的怨气顿时全消了：“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笑了，再问陈毅对《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这是毛泽东为整风运动写作的一篇文章。

陈毅说：“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毛泽东的劝导，让陈毅有茅塞顿开之感。随后，他阅读《学习与时局》，结合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信。在论述经验主义问题之后，陈毅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陈毅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开始向着新的高度迈进了。

“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入微，可以纠正偏颇”

全国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随着整个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陈毅也成为成熟的党之中的一成熟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陈毅对毛泽东的信仰没有改变。

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和陈毅同志朝夕相处，感受最深的是，他衷心热爱毛主席。”陈毅也常说：“你要我这个人风去随风，雨来随雨，我就不干！”而他对毛泽东的感情，不是那种随风随雨的感情，而是一种信仰，所以它会持久，会坚定。陈毅曾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思想家，当代的伟人，毛主席站在历史的前头，指挥历史的进程，预见历史的未来。如果我们的工作能自觉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一定能多获胜利，少犯错误。”

毛泽东多次来华东和上海巡视工作，每次陈毅都是极其热情地迎接他的到来。他一遍又一遍地亲自检查毛泽东巡视将要经过的沿途和住地，亲自安排毛泽东的生活。他说：“对毛主席的保卫工作和生活，不能有一丝一毫大意疏忽，这是对党、对人民、对世界的前途负责。”

一次，毛泽东要在无锡过夜。陈毅要在日暮前赶去见毛主席。以往，他出差前，随身的警卫员都知道目的地，留出时间给他准备行装。这次，大家只知道他要出差，却不知道去哪里。警卫员小谷问秘书陈鼎隆：“首长到哪里去？”

陈鼎隆没有答复他。小谷有意见，便跑过去问陈毅。陈毅亲切地说：“你跟我去吧，到了那里就知道了。”

陈毅带着警卫员等人乘坐列车到达无锡车站后，迫切想早点见到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径直去了毛泽东住处。

当他从毛泽东住所出来时，已是繁星点点、万籁俱寂。

归途中，陈毅兴致勃勃地告诉身边的同行人员：“明天你们也能见到毛主席了！”

第二天，陈毅又同毛泽东在太湖边观看日出。

陈鼎隆回忆当时的情景：“陈毅同志在晨曦中向毛主席讲着什么，毛主席听着，时而点头，时而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是纯粹的私人之间交往的情形。

在上海主持工作时期，陈毅常常去中央开会。陈鼎隆回忆，陈毅到了北京，毛泽东总是要他住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院子里，因为那里离毛泽东住处很近。陈毅每次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还是时常找陈毅谈话，指示华东和上海的工作。陈毅在中央重要会议上的发言，都送毛泽东审阅，并且说：“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入微，可以纠正偏颇。”

对陈毅送来的发言稿，毛泽东都细心阅看，有时在上面批示：“同意。退陈毅同志。毛泽东。”有时，在发言稿上亲自修改润色。陈毅对毛泽东修改过的发言稿，总是反复研读，仔细领会。

一次，中央会议结束了，毛泽东邀陈毅到春藕斋观看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军事故事片。陈鼎隆和警卫员小谷也跟着去了。几十年后，陈鼎隆回忆说：

陈同志提前到春藕斋迎候毛主席，待毛主席入座后，他坐在毛主席的身边，边看边聆听毛主席对影片的评论。陈毅同志陪同毛主席看完电影，回到住所，要我把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找给他，反复阅读。

毛泽东和陈毅的亲密之情非同一般。

陈毅执掌上海市和华东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很有成效。毛泽东决定让他到北京来工作。

1954年6月22日，毛泽东与陈毅谈话，并且对陈毅说：“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26日，毛泽东再次与陈毅谈话，告诉陈毅：“希望今冬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

9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随后任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也参与国防工作，而他的上海市市长职务不变，同时还兼任中央军委委员。此时的陈毅成为国务院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一副总理”。

这年冬天，陈毅来到了北京工作。陈毅同志处部分工作人员回忆：“（陈毅）直接工作、生活在毛主席身边了。他对毛主席的感情，越发炽热深厚。”

工作人员的这个感觉不是空穴来风。陈毅来到北京后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凡毛泽东交办的事，一定要快办。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文件，要立刻告诉他，他如不在，必须找到，即便刚睡熟，也要喊醒。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时他刚坐下来吃饭，听秘书说毛泽东找他，便放下碗就走。工作人员说：“喝口汤吧！”他说：“不喝了。主席的时间宝贵，马上走！”

有一次，陈毅正在北京饭店准备宴请某国大使，接到电话说主席在天津找他。他立刻安排将宴会提前。宴会后，他等不及坐火车，马上乘汽车赶到天津。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

陈毅同志每次去见毛主席必定衣帽整洁。有一次，他正在国务院办公，听说主席找他，就马上赶回家里。我们都知道他见主席是一刻也不耽搁的，就赶紧追上说：“主席请您呢。”他一面朝屋里疾走，一面说：“我知道了，得换换衣服。”他很快换好衣服，扣好风纪扣，オ急忙去见主席。

对陈毅的这个作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过了几十年后还无限感慨：“这饱含着他对毛主席多么崇敬、爱戴的深情啊！从上井冈山直至临终，陈毅同志无论是近在主席的身边，或是远隔万里，他的心一直向着毛主席。”

陈毅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很深很重，被很多人看在眼里。几十年后，陈毅的秘书陈鼎隆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

1954年初冬，陈毅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出访东欧几个国家，我作为随员随同出国。飞机驶离了首都，巍峨壮丽的长城展现在银鹰下，蜿蜒起伏，气势雄伟，“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他想起在中南海为人民呕心沥血的毛主席，在座机里吟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寄托对毛主席的思念。在国外，陈毅同志还作过一首《遥寄毛主席》的词，那是在参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出席圆桌会议的会址后写的，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陈毅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敬意和衷心愛戴。

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陈毅年轻时就“投身革命即为家”，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功勋卓著，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功己有。陈毅的老部下萧望东说：“陈毅同志经常教育我们，有了成绩和功劳，首先要想到毛主席，想到党，想到人民。”

1956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在北京演出话剧《东进序曲》，军区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恰好也在北京，便在三座门招待所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陈毅也应邀参加了。剧中通过敌人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台词：“陈毅有大将风度。”随后在座谈会上，陈毅指着萧望东说：“你这个萧主任哎，怎么能让剧本上写出这样的话呢？你让我陈毅听了往哪里钻呀？我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叫我脸红呀！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句话改掉。”

会后，他又对萧望东交代说：“东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歌颂毛主席和党中央，剧中从始至终都不要提到陈毅的名字。”

跟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一切成绩归功于毛泽东，这是陈毅最朴实的情怀，也是他与毛泽东几十年交往获得的自觉认识和行为。陈毅的这种情愫，是旁人不可理解的。

陈毛之间的那种感情就是纯真的革命信仰和真情的叠加。

1958年2月，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但他对毛泽东交代的工作更加一丝不苟。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份毛泽东的批示，连夜看了多遍，准备第二天再看，就放在桌子上。秘书见文件上已经画了阅过的圈，就给送走了。第二天清早，陈毅起来后，首先就是找这份文件。听说已经送走，非常着急，甚至生气地责备秘书：“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就送走？我还没有用完呢！”

秘书赶紧把文件追了回来。

这件事情虽小，但陈毅对待毛泽东、对于工作的态度可见一斑。

其实，除了工作之外，陈毅与毛泽东之间的私人交往也颇多，许多诗歌唱和就是他们工作之余在个人兴趣和爱好上交往的明证。

1964年冬，陈毅出访亚非六国归来，写了一组五言诗《六国之行》，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亲自对其中一首作了修改并回了信。

毛泽东为陈毅修改的《六国之行》中的第一首诗，后来收入了《陈毅诗词选集》：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后来说：“经过毛主席修改后的这首诗，是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颂歌，也表现出毛主席给予外交战士的关怀与赞扬。”

1966年春，陈毅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将毛主席诗词37首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保存作为纪念。

陈毅和毛泽东的交情还体现在毛泽东与陈毅的日常交谈氛围中。

陈毅在家经常发生“妻管严”的事。因为他血压高，医生要求他戒烟，陈毅常常做不到，于是妻子张茜在家里就不让买烟，掐断“供应”。陈毅也表过态要戒烟，可参加外事活动时，看见茶几上摆着香烟，就又忍不住抽起来。结果，这个场景还上了新闻纪录片，恰巧被张茜发现了，陈毅被她数落了一顿。

但是，陈毅的烟瘾还是很大。没办法，张茜只好在家里又买了点烟，采取“限量供应”。

不过，陈毅的决心很大，过了一段时间还真的把烟瘾戒了。全家皆大欢喜。

陈毅戒了烟后，一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请他吸烟，他说：“戒了！”

毛泽东开玩笑说：“好啊！你有志气啊！”

这种随便而亲切的交谈，也可见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陈毅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毛主席的坚定信念和无比爱戴的感情，至死不渝。”“至死不渝”四个字用得很准确。

1971年12月，陈毅因癌症做了第二次更为复杂的大手术。

这时，癌细胞已在他体内扩散，身体极度衰弱。由于连续两次大手术，加上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后的严重反应，他全身剧烈疼痛，又发生严重的呕吐，每天都得输液，一次输液持续十六七个小时，全身能输液的血管几乎都扎遍了，甚至全身同时插下八个管子做输导，整个身体几乎不能动一动。但他以惊人的毅力承受着一切。

12月26日，尽管由于病痛，陈毅十分痛苦，但他仍然记得毛泽东的寿辰。大清早，他就对护理他的人说：“今天是主席的寿辰，我要吃长寿面。”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这般情景，都忍不住淌下热泪，他们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还万分感叹：“陈毅同志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到了这个时候，陈毅还希望自己能为党做一些工作。周恩来来看陈毅，陈毅满懷热情地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

可是，陈毅已经完全不行了，几天之后生命垂危，不能说话了。

这时毛泽东也在病中。由于受到林彪事件的刺激，自1970年1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身体突然变坏，好几次都是经医生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但仍是体力不支，双脚浮肿，卧病在床。可是，当他获悉陈毅已病重后，牵挂在心，特地派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去医院看望，没想到，毛泽东的问候却让病重的陈毅清醒过来：

（在陈毅吃长寿面）十天之后，在陈毅同志生命垂危的时候，敬爱的叶副主席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的亲切关怀，当叶副主席宣读毛主席的亲切指示时，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神志仍很清楚。他静静地聆听着，频频点头，舒展英武的双眉，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1月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嘴唇嚅动着。女儿姗姗立即把耳朵贴近他的唇边，终于听清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和儿女们唯一的遗言。

1月6日夜11时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心跳，终年71岁。

1月10日清晨，毛泽东在病床上坐起来后，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陈毅去世4天了，没人提醒他，但毛泽东却记挂着这件事。毛泽东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非同小可。原定陈毅的追悼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人数不超过500人。听说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周恩来立即提高规格，通知中央办公厅：“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去参加。”然后，他立即坐车赶去八宝山。

待毛泽东下车时，周恩来已经到达了。

毛泽东带着病，穿着睡衣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陈丹淮后来这么形容：“毛泽东在陈毅逝世后，终于压不住自己藏在内心的炽热的感情，参加了追悼会。”

毛泽东本人也是大病之中，如果不是那份真挚的感情，怎么会抱病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在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见到陈毅的夫人张茜，握住她的手，格外沉痛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说罢，转过头对陈毅的儿女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慢慢地走进了追悼会会场。

毛泽东缓缓来到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在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陈毅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

陈毅之子陈昊苏也确认了毛泽东所说的陈毅在晚年仍然支持、拥护毛泽东这个事实：“事实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的往事，但是最后我父亲还是衷心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而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考验，并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对陈毅本人的历史、对陈毛之间的历史作出了结论。

第二天，毛泽东在陈毅遗像前臂缠黑纱与张茜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虽然人们不知道毛泽东也在病重之中，但是无不为毛泽东此举所感动。著名诗人臧克家说：“陈毅同志逝世了……毛主席亲自参加了追悼会，这是对死者的深沉哀悼，这是对陈毅同志无语的至高评价。”

臧克家之语不是虚妄之言。毛泽东一生只参加过四次追悼会，一次是1942年3月中央委员张浩（即林育英，为林彪的堂哥）的公祭大会;一次是1944年9月警卫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还有一次是1946年王若飞等“四八”烈士追悼会。这一次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毛泽东第四次参加追悼会。毛泽东在年迈重病之时仍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出于与陈毅那份生死与共的真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