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娟，马靖森，郎 鹏，孟 琦，史文吉

(1.华北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100020)

引言

匈牙利坐落于多瑙河平原，位于欧洲大陆中心，处于连接东欧和西欧的关键结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我国与欧洲贸易的重要通道。匈牙利正在推进“向东开放”发展战略，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2015年6月，匈牙利与我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成为第一个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可以预见中匈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会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匈牙利是中东欧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也是中国在中东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目前虽受全球贸易总体下滑影响，但匈牙利仍是我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而中国是匈牙利除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也是匈牙利全球第九大贸易伙伴。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匈贸易保持持续增长，虽然2011至2015年间双边贸易额出现下降波动，但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显著，双边贸易额再度呈现稳步增长，贸易增长率也在逐年提高。中匈贸易增长势头强劲，2020年实现了逆势上扬，中匈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创历史新高。

中匈两国贸易也面临着来自欧盟、乃至全球的低碳经济风潮的挑战。2009年至今，我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而匈牙利同欧洲各国协同开展气候行动，形成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低碳贸易壁垒政策体系，寻求促进中匈贸易低碳化发展的有效路径迫在眉睫。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隐含碳，探究贸易隐含碳在各国之间的转移问题。在国际上，通过对53个国家的隐含碳排放数据进行测算，计算得出OECD国家的二氧化碳净进口在20年间增加80%，其中美国的隐含碳净进口最为显著(Wiebe等，2012)[1]，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学者测算了中国与36个主要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发现中国对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隐含碳排放为顺差，是碳排放的净流入国(扈涛、王文治，2017)[2]，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生产出口产品而产生的碳排放在我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二是经济和贸易政策对隐含碳的影响。例如，波兰实施经济开放和加入欧盟后，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其碳排放产生了极大影响(Tsagkari等，2018)[3]，碳关税也将对出口国的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Böhringer等，2018)[4]。而中国作为负担贸易隐含碳转移较多的国家，亟待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优化贸易结构以及发展节能减排技术(侯方淼、蔡婷，2018)[5]，同时需要发达经济体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范国星等，2020)[6]。

国内外研究文献表明，一个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既能够获得正向的贸易收益，也承担负向的环境成本。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在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隐含碳问题，对其他体量较小的国家涉及较少。匈牙利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无可替代，中匈贸易隐含碳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增进中匈两国贸易，更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欧盟低碳贸易领域的合作与共赢。

二、构建投入产出模型

测算贸易隐含碳的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法与生命周期评估算法。投入产出法是由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提出，而后运用到国家经济的均衡分析中。

(一)数据来源与行业划分

以往各学者对贸易隐含碳的测算与研究数据多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OD数据库等。计算出口贸易用到的投入产出表为2017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42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贸易用到的是WIOD数据库中的全球投入产出表中匈牙利相关数据；中国分行业碳排放数据根据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得出，而匈牙利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的碳排放数据，最新为2009年数据；中国对匈牙利进出口数据则来源于商务部每年公布的中匈双边贸易信息；由于中匈在部分行业未开展贸易，参照刘如宁(2016)[7]研究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将中国投入产部表中的42部门整合后细分为18个行业，并结合中匈贸易品类以及WIOD数据库中投入产出表，具体行业如表1所示：

表1 行业分类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二)构建隐含碳测算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基本公式为贸易品的价值矩阵乘以该贸易品的CO2排放系数，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编制碳排放系数表，因而需要计算其数值。基于投入产出法，针对a国对b国开展的国际贸易，引入直接碳排放系数矩阵e，其元素定义为：

其中，Ci为a国i部门CO2排放总量，Xi为a国i部门总产出，ei为单位产出CO2直接排放量，e=[e1,e2,…,ei]T(i=1,2,3,…,n)。为简化计算，部门CO2排放量需要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获取各行业标准煤总消耗量，并结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标准煤碳排系数2.46吨CO2/吨标准煤计算得出所需要的数据，匈牙利数据则通过WIOD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对于部门产出，则需要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投入产出表的行向的关系为：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总产出，可用公式表示为：

即xij=aijxj，将其带入上式得：

将其用矩阵表示为：

Ax+y=x(i=1,2,…,n)(5)

其中，A即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x和y分别总产出矩阵和最终使用量矩阵，即：

将公式变换为：

(I-A)x=y(7)

其表示总产出量和最终使用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即已知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总产出列向量x或最终使用量y中的任意一项，即可求出另一未知项。该模型即为投入产出法的基本模型，(I-A)的逆矩阵(I-A)-1被称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完全消耗系数是直接消耗系数和全部间接消耗系数的和，其公式表达为：

bij=aij+bi1a1j+bi2a2j+…+binanj(8)

进一步可改写成：

用矩阵表达为：B=A+BA，即：B=A(I-A)-1，可以看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可由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右乘里昂惕夫逆矩阵而求出来。即，贸易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表示为：

ECJ=e(I-A)-1y(10)

由于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中间投入包括本国产品和进口中间产品两部分，如果将进口的中间品的投入量也用于计算本国出口隐含碳，则会导致计算结果高于隐含碳的真实值，因此在计算中需要将进口中间品剔除，以保证最终测算的隐含碳的数值更加准确，通常采用简化的方法，将各部门进口产品占该部门国内使用量的比例来剔除进口量，即：

用此系数对中间投入部分进行扣除即得到不含进口中间产品的流量。据此得出扣除进口中间产品投入后的一国生产单位最终使用所直接和间接消耗的国内中间投入品量的里昂剔夫逆矩阵，即：

B=(I-Ad)-1(12)

因此a国出口及进口b国的贸易隐含碳量计算公式分别为：

Cex=ed(I-Ad)-1exf(13)

Cim=eo(I-Ao)-1imf(14)

式中，ed为a国的直接碳排放系数，ed(I-Ad)-1为a国完全碳排放系数，exf为a国对b国的出口额；eo为b国的直接碳排放系数，eo(I-Ao)-1为b国完全碳排放系数，imf为a国对b国的进口额。

三、中国对匈牙利贸易隐含碳排放测算

(一)中国对匈牙利贸易隐含碳测算

根据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中国对匈牙利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由于商务部公布的贸易数据为美元计价，故需对数据进行折算，将中国对匈牙利的进出口贸易额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从而计算得到2004-2018年中国对匈牙利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如图1：

图1 2004-2018年中国对匈牙利出口贸易隐含碳(单位：万吨)

2018年中国对匈牙利出口隐含碳比2009年增长184.44万吨，而比2015年增长630.99万吨，隐含碳排放量变动趋势同中匈出口贸易额变动大致相同，呈正相关关系，但隐含碳排放增长率波动则明显大于贸易额变动率。为实现经济发展，在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的同时，可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各行业完全碳排放系数，以及通过改善双边贸易结构来减少高碳排放行业贸易。

完全碳排放系数、双边贸易结构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巨大，且是实现双方贸易低碳化发展的关键，因而对贸易往来中各行业的分析尤其重要。结合以上对涉及的行业计算得到2004-2018年中国对匈牙利各行业出口隐含碳，如表2所示：

表2 2004-2018年中国对匈牙利分行业出口隐含碳(单位：万吨)

根据中匈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计算结果，由于各行业间差异过大，因而以2018年数据为基准，分别对具有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分析：

如表2所示，中国与匈牙利出口隐含碳排放排名前四名的行业分别是C14(电力设备制造业)、C12(机械设备制造业)、C11(基本金属制造业)、C8(化学制品业)，相比其他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更多，不过四者虽然排放量都很大，但导致的原因不尽相同，C14和C12导致原因一致，C11和C8导致原因相同：C11、C8属于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其完全碳排放系数较高，行业贸易额较小；而C12、C14则属于完全碳排放系数较低的行业，但由于行业贸易额较大，导致隐形碳排放较高。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代表两种不同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情况，虽然C12、C14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但其单位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却很低，属于低碳排放的行业，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产业升级就是由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向低排放、可持续、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而对于C11、C8类型的行业，其单位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较高，所产生经济效益很低，是典型的高能耗、低效率产业。

(二)匈牙利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分析

近年来匈牙利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在不断扩大，金额在GDP中占比仍然很小，总体进出口额相差不大，存在少量贸易顺差，但单看匈牙利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则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对比图2中2018年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匈牙利各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存在巨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是两国完全碳排放系数，而完全碳排放系数一般被认为是一国的技术效应：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在逐步由高能耗、低效率向低排放、可持续的道路上发展，即使是在同一行业，中国完全碳排放系数仍远高于发达国家；而匈牙利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各行业技术水平高于中国，根据计算出的匈牙利各行业完全碳排放系数也显示其所有行业碳排放系数都远低于中国。这两项原因共同导致中匈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差异，印证在中匈双边贸易中，中国为匈牙利承担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图2 2018年中国对匈牙利分行业进出口隐含碳(单位：万吨)

(三)匈牙利对中国贸易隐含碳测算

更为深入的，需要从匈牙利角度分析其对中国贸易中转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WIOD数据库中投入产出数据以及中匈贸易数据，计算得到匈牙利对中国净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如图3：

图3 2009-2018年匈牙利对中国净进口贸易隐含碳(单位：万吨)

图3显示的是匈牙利2009-2018年对中国贸易隐含碳的净进口量，即匈牙利通过贸易手段使自身少排放二氧化碳。该部分碳排放本该由匈牙利本国承担，但其通过贸易方式转移给中国，由中国承担，且由于中国的碳排放系数较高，净出口隐含碳量要远高于匈牙利对中国的净进口量。国际贸易使得发达国家将部分原属于本国的碳排放量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较为落后，使得生产相同数量的贸易品时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其结果导致国际贸易只单方面降低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却大幅增加全球范围内二氧化碳排放，加深在全球范围对环境的影响。

四、对策建议

(一)调整中匈贸易结构与规模

由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较高，贸易结构的调整问题归根到底是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中国目前正在逐步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一方面限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发展，另一方面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成果也很显著，高端制造业及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上升。在对匈贸易中，中国应主动调整进出口结构，助力自身产业结构调整，限制高污染行业产品出口，逐步缩小高污染行业产业规模及其在经济中占比，同时大力引进国外高新技术行业先进技术，加快国内高新技术行业发展，进一步助力我国产业、贸易结构改善。

(二)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合作

由以上分析可知，即使生产相同产品，中国也比匈牙利排放更多二氧化碳，其原因是中国目前各行各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生产同一件产品需要消耗更多资源，产生更多二氧化碳。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主要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加快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目前发达国家掌握大部分先进的低碳技术，引进此类技术需要付出大量经济成本，自身技术发展创新也非一朝一夕，我国当前需要在两种手段中做一定的权衡，对于核心产业一定要坚持走技术创新发展道路，并通过政策手段帮助企业尽快实现低碳技术进步。

(三)积极开展产能合作

当前中国在诸多领域都拥有大量富余产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验丰富，装备制造也极具性价比，而匈牙利在计算机、高端仪器、化工和医药等领域优势显著。因而应在当前双方经贸对话机制基础之上，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建立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产能合作机制，通过产能合作，进行中匈两国之间产能供求的跨国配置，以达到双方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帮助各方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提升各方制造能力，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四)开展低碳经济合作

为应对来自欧盟的Erp(Energy-related Products)指令、碳足迹标签和碳关税等形式的碳壁垒，我国应主动采取相应对策，保证自身经济稳定发展。对内应尽快制定具体可行的各行业减排标准及措施，制定相关的低碳发展战略；积极倡导和实践低碳文化，增强企业关于低碳发展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应积极开展低碳经济国际合作，建立健全与世界接轨的碳排放市场，完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的规章制度、加强国际低碳技术交流与合作，鼓励支持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正视由于碳排放转移所导致的“碳泄露”问题，努力消除“碳泄露”产生的不良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