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利见　刘学智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初中德育教材建设主要经历了立足统一、从统一走向多样、从多样回归统编三个阶段。初中德育教材建设取得了宝贵经验：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是根本保障;素养培育是目标指向;继承创新是有效途径;中国特色德育教材是必然结果;编写队伍是人力支撑。新时代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再出发”路向可以着眼于五个方面：国家意识形态与学科核心素养相融合的教材目标;统一性和适切性相契合的教材内容;横向衔接和纵向融合相统一的教材体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策略;多元对话与保持特色相协调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初中 德育教材 教材建设 回顾

[中图分类号] G2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1） 02-0023-09

Review and Prospect of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the Past 70 Years

Qiu Lijian Liu Xuezh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the past 70 years， we hav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basing on unity， moving from unity to diversity， and returning to unity again. We have gained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competence cultivation is the goal orientation;reform and innovation are valid methods; the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sult; compiling team is manpower support. In the new period， the “set out again”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 can be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goal integrating national ideology and subject core competences;the textbook conten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unity and appropriateness; a unified textbook system of horizontal convergence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strategy combining theory research with practice exploration;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with multiple dialogues and keeping characteristics in harmony.

[Key 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nior middl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textbook Textbook construction Review

德育教材[1]體现了国家的意志，是培养社会认同的强有力工具，在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国家教育目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囯成立70年来，初中德育教材在曲折发展中不断提升。本文全面回顾70年初中德育教材出版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并结合时代诉求，提出新时代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再出发”路向。

1 我国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

教材是时代的产物，我国初中德育教材建设伴随着国家的曲折前进和社会的风云变幻，不断更迭变化，经历了独特和艰辛的探索过程。70年来初中德育教材先后有过“政治”“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品德”“道德与法治”等不同的名称。本文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所编德育教材为例，将初中德育教材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 1949—1985年：立足统一，以“国定制”为标志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校废除了之前的各种思想教育课程，开设全新的“政治课”。1950年，国家规定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采取统一编写和供应方针，并组建了人教社，负责编写和出版等工作[2]。1949—1956年期间，初中德育教材的变动十分频繁，有关规范教材的信息比较混乱，很多政治著作发挥了“代用教材”的作用。1957—1985年期间，初中德育教材建设逐渐步入正轨，人教社组织编写了三套教材。

1.1.1 第一套统编初中德育教材的编写

政治课停授一段时间后，1957年3月，毛泽东指示要继续开设中学政治课程，要编新的德育教材[3]。自此初中各年级又增设了德育课，并统一课程名称为“政治课”，次年更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由各地自行编写。1963年5月，教育部组织人教社的编辑和北京大学等七所高校的教师共二十多人，开始编写初中和高中六个年级的政治教材。10月，各教材编写组编出了教材初稿，试教后，初中德育教材《政治常识》和《社会发展简史》在全国正式出版发行。1964年7月，《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在全国使用统编教材[4]，标志着我国初中统编德育教材建设正式启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套初中统编德育教材，通称“中学政治课本”。

该套教材作为试用教材，具有以下特点：从内容、版式和编辑等方面来看，具有探索性质;注重理论与实际、观点与材料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树立革命的世界观;教材文字贯彻“少而精”原则;教材“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贯穿教材始终。由于缺乏经验，且受当时生产水平的制约，教材的版式设计单调，纸张质量较差。这套教材的出版标志着初中政治课走过了它的形成历程，但这样的德育教材统编局面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终止。

这一时期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由于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难免受到“左”倾思潮影响，但还是在曲折中前进。第一套统编初中德育教材的出版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德育教材各自为政、混乱无序的状况，有利于当时中央统一思想、维护社会安定。

1.1.2 第二套统编初中德育教材的编写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各地区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教育领域也不例外。1977年底，在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由教育部负责统编。1978年1月，中央规定，初中政治课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两门课程。其中，“科学社会主义”采用安徽省教育局编写的版本，“社会发展简史”采用“中小学通用教材政治编写组”编写的版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套初中统编德育教材。这套教材的编写直接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学科课程基本框架，可视为传统教材的恢复。它的出版和使用，对我国初中德育教材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1.3 第三套统编初中德育教材的编写

1979年9月，为迅速改变中小学政治课“教材不理想”的局面，教育部印发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下大力气编出一套适合中小学生的高质量教材”[5]。从此，初中统编德育教材的重建工作正式启动。1980年3月，教育部确定在初中一年级至三年级依次开设“青少年修养”“政治常识”[6]“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程。人教社组织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重新编写中学各年级德育教材，同时制定教学大纲[7]。据此，人教社在相继出版各课程教材的同时，相应出版了各册教材的教学参考书。

第三套教材是在继承和借鉴1978年版本的基础上编写的，具有以下特点：体现了1982年教学大纲的要求;逐渐淡化政治色彩，更加注重对青少年进行革命和共产主义信念方面的教育;逐渐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首次开设法律课程，开始注重法治教育;首次配套出版初中德育课教学大纲、统编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法律常识”课的开设是初中德育课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此后，法律教育在初中德育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套教材的编写与前两次从各地抽调人员到北京集中编写的方式不同，是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等五个单位分别承擔各年级的编写任务。

1.2 1986—2011年：走向多样，以“审定制”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时期

顺应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大趋势，1985年8月，国家出台了关于义务教育政治课程和教学的变革政策，直接促成、推动了德育教材的发展。1986年，教材“审定制”确立，“一纲多本”的教材政策开始在全国施行。新的初中思想政治教学大纲随之出台，各机构纷纷根据大纲开始新教材的编写。1988年初，人教社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修订编写的一套中学思想政治课本（试用本）已为21个省、自治区教育厅（局）所选择试用，成为当时的主流教材。1992年3月，国家教委重新颁布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规定初中政治不再分列课名，统称为“思想政治”。根据新印发的大纲，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编写领导小组集中全国力量编写出一套初中通用教材。1993年，由人教社与江苏省教研室合作编写的一套初中思想政治通用教材和配套教师教学用书，被全国十几个省（市）选用。1997年，国家首次印发《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根据此标准，人教社组织编写了一整套高质量的初中思想政治示范性教材，并于1999年秋季在全国使用。

自2001年以后，教材建设领域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思想政治教材统编的局面彻底结束。各种版本的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除人教版之外，还有人民版、苏人版、鲁人版、北师大版、粤教版、陕教版、鄂人版和辽海版等。教材的名称更改为“思想品德”。

这一时期，人教社共组织编写了四套初中德育通用教材，理念、内容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中力量编写“示范性”教材，成为这一时期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的特有方针。课程标准的施行，使教材改革的意义不同寻常，教材观念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期间，初中德育教材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因为教材不是由国家统一编审，而是由各省自由多元化发展，所以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培育有共同民族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略显不足，各省教材存在一定的差异，长此以往，差异就有演变成分裂的可能[8]。

1.3 2012年至今：回归统编，以“三统一”为标志的新时代

“共同的教材使大家习惯于统一的观点和思想”[9]。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备受国家重视和关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采用“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的“三统一”方针[10]，将教材建设上升到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根据教育部规定，初一年级的德育教材名称从2016年起更改为“道德与法治”。这一规定回应了党中央关于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的要求，也顺应了当今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对法律的呼唤。这一时期，我国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迈入新阶段。

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2012年，教育部选拔了一批具有较高思想意识和较强学术能力的德育专家、教研人员和教师，负责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工作。本套教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遵循育人规律，注重法治教育，加大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比重。教材设计具有以下特点：全面统筹三个年级的教学内容，具有整体性;螺旋式安排教学内容，具有层次性;教材中编排了适合初中生的活动，具有实践性;内容编写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背景，体现生活化;教材力求给学生提供思维、判断、选择的条件，具有选择性。

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17年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之后，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在全国各省初一年级正式投入使用。新时代，我国教材审查的标准和程序不断完善，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审查首次采用了“四审制度”，即“思想政治审查、学科审查、专题审查和综合审查”[11]。此外，2019年初，教育部认定人教社作为思想政治学科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专门从事中小学德育教材的研究，标志着我国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研究全面升温，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综上所述，70年来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硕果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组织编写了多套全国统编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改革开放时期，出现多种版本的德育教材;新时代初中德育教材再次回归统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统编本”“示范本”“多样本”等教材制度，对初中德育教材的管理做到了“能放能收、收放自如”[12]，促进了我国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2 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的经验

70年来，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建设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德育教材。总结其发展的基本经验，可大体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2.1 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是根本保障

70年来，我国初中德育教材建设之所以成绩斐然，与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党的政策引领不无关系。初中德育教材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对德育教材的统一领导。195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学生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等知识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13]。同年3月，他又强调：“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做到与时俱进[14]。毛泽东关于政治教材建设的思想，系统性强且内容丰富，为德育教材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使得不同社会思潮和不同教育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共生，给德育教材建设带来巨大挑战。邓小平强调，学校必须把“政治方向”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抓，“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15]。他对教材统编问题也作过深刻论述，明确提出“教育部要管教材”的思路[16]。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一系列德育教材和统编教材建设思想，对德育教材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在党中央领导下，回归统编的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指出“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并明确了德育课程不可取代的地位[17]。习近平对统编教材建设和思想政治课程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我国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7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支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对德育教材建设至关重要。

2.2 素养培育是目标指向

教材设计，需要对人才培养定位有清晰明确的认识。70年来的初中德育教材，无论是编撰内容的选择与組织，还是教材结构的编排与设计，本质上都指向学生的培养与成长，尽管其具体支撑点有着时代的差异与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初中德育教材完全是知识本位，着眼点是“灌输”给学生完整的政治知识;改革开放以后的初中德育教材增加了能力取向，教材内容和编排结构有所改进;新时代，核心素养培育成为“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的首要目标。《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全面发展的人”的解读，指明了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学校的办学要求。随着核心素养体系和学科核心素养体系的发布，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拉开帷幕，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遵循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逻辑，在内容选材和结构编排上发生了本质变革，改变了之前口号式的政治教育，将国家的政治理念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学习当中，注重挖掘教材内容的“应用创新”元素[18]，使政治要求与生活规范、文化素质和创新精神有机融合，更好地达到思想教育的效果。

2.3 继承创新是有效途径

70年的经验证明，初中德育教材的发展要立足于“继承”，一脉相承的坚守。几套初中德育教材之间有着明显的历史继承关系，后一套教材的编写都是在研究前一套教材编制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和完善。课程理念方面，德育课程的时代性决定了德育教材要与当时思想领域的主题相适应，但初中德育教材无论如何修订，核心理念都是帮助学生逐步形成积极向上的态度和正确的“三观”，做负责任的社会公民。教材内容方面，尽管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初中德育教材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每次教材修订都对内容进行了增减和调整，但“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和集体、我与国家社会”的逻辑框架和“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等主体知识仍然得到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革命传统内容等需要长久保留的基础知识，在新版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初中德育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制度、理论和内容等方面不断创新，推进了基础教育改革和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3.1 教材制度创新

7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的编写、出版、修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作制度。“三科教材”政策经历了国定制、审定制、认定制、选定制和自由制等制度之后，最终回归“部编”。“教材编审分离是实现教材管理公平性的重要原则”[19]。统编教材首次采取的“四审制度”，严把三关，不仅解决了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科学性问题，保证教材内容的质量，还从政治的战略高度解决了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新时代“收放结合”的教材编写制度，给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总之，历经70年不懈的探索和改革，我国教材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日臻完善，最终建成了中国特色教材制度体系，为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再出发”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3.2 教材理论创新

教育学、心理学等先进的教育思想，为初中德育教材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每一轮初中德育教材编写之前，编写者都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德育学科发展的现状，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讨论已有的德育教材。科学研究的新成果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发展的需求、学时安排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等，经过选择和组织，反复推敲检验，才能写入教材。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出版周期长，影响因素多，更需要留足时间和力量来研究。核心研究队伍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同时对该领域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构建初中德育教材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尤为重要。7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对德育教材的研究，研究论文数量大幅度提升。我国基础教育期刊《课程·教材·教法》近年来加大了教材方面的文章比例，助推了对初中德育教材的研究。可见，理论创新为初中德育教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学者们也比较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尽可能全方位寻求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为我国初中德育教材的发展觅得他山之石。

2.3.3 教材内容创新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初中德育教材的内容，可以发现其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是越来越注重教材內容与学生年龄和身心发展相结合，把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与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相结合，把政治要求和青少年生活特点、青少年视角相结合。二是强化了生命教育的内容，把社会目标与个体生命价值相结合。三是强化了实践内化的要求，教材安排了更多社会实践活动，希望通过教材引导学生参与实践活动以提升学生的政治思想素养。

总之，初中德育教材建设在遵循规律、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教材制度、教材理论和教材内容都实现了根本性的革新。与其他各学科教材改革统筹规划、配套进行，推进初中德育教材建设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完善。

2.4 中国特色德育教材是必然结果

历经70年，初中德育教材再次回归统编，是党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统编教材的意蕴在于统一教材深层的价值观，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承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反映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肩负统一思想的历史使命，尤其要注重思想含量和政治含量。在经历了一段效仿苏联的迷茫期后，我国初中德育教材进行了正确的角色定位，中国特色的德育教材在摸索中逐渐形成。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体系中，初中德育课程具有独特的核心价值、独特的学科特点、独特的构建方式和独特的德育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课程不可替代的，也是其他任何国家相关课程无法类比的。全国各族人民在战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淀的文化，为中国特色初中德育教材建设提供了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国家在德育研究和工作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认知和实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历经70年，国家一直坚守独具特色的初中德育教材建设之路。一代又一代的德育教材建设者都深刻认识到初中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把握初中德育教材发展的基本趋向，在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德育教材。坚持以新时代思想为指导，特别是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教材建设“五个体现”，回应六个“下工夫”，把国家的意志和主张落实到教材之中，使初中德育教材在呈现中国话语、展示中国力量、高扬中国精神中彰显其本色。

2.5 优化编写队伍是人力支撑

打造精品教材，要从打造团队开始[20]。聚集全国力量、整合各地资源干大事是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初中德育教材从“代用教材”到“统编教材”，从“统编教材”到“教材多样化”，从“教材多样化”到“示范本”，最后又回归“统编教材”，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引领和扶持。党和政府实施举全国之力“调人、会战、留人”的策略，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和优质资源，全国优秀的专业编写者、著名德育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都参与其中，从而形成我国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的强大合力。这种方式，既激发了专家学者的参与热情，保证了德育教材建设的专业性，又激发了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的参与热情，保证了德育教材建设的实践可行性。每一套初中德育教材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中央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编写教材，是新时代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有力支撑。

3 初中德育教材建设的展望

回顾70年的初中德育教材建设图景，成绩有目共睹，为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发展厚植了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现行初中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建设也需要更上一层楼，对编写目标、教材内容等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具体而言，新时代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再出发”路向可以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

3.1 国家意识形态与学科核心素养相融合的教材目标

初中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要以融合国家意识形态与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只有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才能保证方向正确，实现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功能;只有体现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才能保证教材的科学性，符合培养青少年政治素养的需要。

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形势，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教材要大力弘扬和涵育青少年的民族精神，强化其国家和文化认同感。新时代社会对人才要求的转变，势必引起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等发生变革。《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纲要》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等文件的颁布，以及党和国家对思政课教材建设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都为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提供了指南。要建设一套有特色的、有独特价值和功能的道德与法治教材，就应该坚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度融入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应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努力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应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

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是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载体。当前，随着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公布，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开启，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改编和修订也应以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引，以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为目标。

3.2 统一性和适切性相契合的教材内容

我国幅员广大，且是多民族国家，各省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行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已尽可能照顾到各地区和各民族，但由于文本容量有限，无法承载各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制度等。因此，在统一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的前提下，如何提升其适切性，以应对不同地区的学生需要，是今后我国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教材适切性指教材是否与本区域或学校的现状、教师水平和学生实际情况等方面相匹配[21]。对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适切性的思考，就是要分析该套教材能否与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文化环境、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等现实状况相适应。应着重对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进行可行性分析和效果的价值判断，将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在各地区适切性的调研作为一项常态工作，满足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诉求，以提升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3.3 横向衔接和纵向融合相统一的教材体系

教材一体化建设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抓手，也是补齐教材“短板”的现实诉求。目前，教材一体化建设和管理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教材体系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学科教材纵向衔接不足，横向配合不够;高校与中小学教材衔接不顺、贯通不畅;跨教育类型的教材建设协调不好[22]。道德与法治教材一体化建设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解决统编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问题的关键性课题。习近平对德育教材的一体化建设有过深刻的论述：完善德育课程体系，实现德育课程与其他各科之间配合育人;将各学段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工程，通过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方式相互衔接[23]。因此，做好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一体化建设工作，需要从“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两方面来考虑[24]。

在纵向衔接方面，要在大中小学思政教材体系中建设初中德育教材。国家制定“大中小学德育课程整体规划”，使各学段教材在统一安排下彼此协调、衔接。遵循思想政治教材体系“循序渐进、区分层次、相互渗透”的原则，大胆探索创新，以新的编排视角和理念，把握不同学段教材编写的深度和广度要求，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以解决德育教材内容交叉重复这个老问题。比如，傳统文化在教材中呈现的系统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系统，在教材中的呈现也要体系化，如何在小学、中学、大学教材中有序衔接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25]。在横向融合方面，应根据当今教育提出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要求，构建跨学科德育教材体系。对于道德与法治的跨科协同育人而言，要结合不同学科的特点，将道德或法治知识渗透进各科教材，达到全科育人的目的。

3.4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策略

教材研究与教材实验是推动教材发展的重要力量，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助推理论的升华。70年来，初中德育教材建设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原则。新时代，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德育教材的研究理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教育和思政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精神，深刻理解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探索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之路。二是建立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实验常态化机制。教材具有“使用属性”，因而它需要不断实验、修订与完善[26]。70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实验，通过实验教材、试用教材等方式来提高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当前，教材建设处在大变革时期，道德与法治教材再次回归统编，在全面使用之前，需要更加慎重。加之教材的改革创新是一个长期性和持续性工程，因此，除了定期对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进行全面修订之外，还要加强教材实验，而且这种实验机制应常态化。比如，如何将晦涩难懂的古文和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变得简明生动，又不失观点表述上的准确性，是需要不断推敲、反复实验的。要通过建立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实验常态化机制来助推道德与法治课程与教材的变革，落实现有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理念，探索发现更加符合社会需求、适合当代学生的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之路。

3.5 多元对话与保持特色相协调的研究取向

教材的比较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取向，需在多元对话中发展。与此同时，要意识到各国基本国情和国家性质的不同，警惕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和侵蚀，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保障文化安全。在多元价值观盛行的时代，我们要培育认同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再三强调无论何时都“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27]。如果我们不将意识形态问题解决好，就会被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乘虚而入。初中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牢固化;提高核心价值体系对初中学生的吸引力，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化;运用“外显”和“内隐”相结合的渗透方式，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总之，应对初中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建设的域外来风，要克服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冲突，互相取长补短，要立足于本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博采众长的方针，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

注 释

[1]由于不同时期初中阶段的德育教材名称不一，本文在涉及具体的教材时使用专门称呼，其余情况统称为德育教材。

[2]丁尧清.学校社会课程的演变与分析[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210

[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92

[4]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思想政治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23-225

[5][15]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1949—2000）研究丛书：政治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3）：22-23，22

[6]原拟开设的“政治常识”后改为“法律常识”。

[7]最终只印发了初一和初三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法律常识”没有印发教学大纲。

[8]韩震.教材编写的意识形态维度[J].课程·教材·教法，2019（7）：9-13

[9][美]约翰·杜威著;魏莉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21

[10]教育部.介绍义务教育三科教材有关情况[文字实录][EB/OL].[2017-08-2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828/201708/t20170828_312505.html

[11]三科教材审查工作情况介绍[EB/OL].[2017-08-28].http：// 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828/sfcl_20170828/201708/t20170828_312489.html

[12]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J].课程·教材·教法，2019（5）：4-14

[13][14]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271，282- 283

[16]何東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21

[17]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解读（3）   “理直气壮”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EB/OL].[2019-03-21].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3/zt1903_jd/201903/t20190325_375106.html

[18]施春花.“教—学—用”结合的应用创新型教材策划模式探讨[J].出版科学，2015，23（4）：26-28

[19]刘学智，张振.改革开放40年基础教育教材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课程·教材·教法，2018（8）：27-33

[20]马明辉.打造精品教材的关键：“团队+内容”：兼谈教育出版的使命[J].出版科学，2017，25（3）：48-51

[21]张爱萍.基础教育课程教材适切性评价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13）：44-48

[22]马云鹏，李哨兵.德智体美劳培养体系下的教材体系建设[J].教育研究，2019，40（2）：27-30

[2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EB/OL].[2019-08-14].http：//www.moe.gov.cn/jyb_xxgk/ moe_1777/moe_1778/ 201908/t20190815_394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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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4-02）